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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启蒙

2009-12-28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5期
关键词:传统思想文化

启 良

[摘要]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题是启蒙,但百年的启蒙工作并非顺坦。作者通过对百年中国启蒙思想史的梳理,认为其原因既在传统的思想语法之束缚,又在现代学人对影响中国文化定向的一些关键问题缺乏深层次的理性判断,特别是作为启蒙思想者,其自身却又大多处在待启蒙的思想状态。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启蒙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036—06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遇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挑战。此种挑战表面看来是军事的,实际上则是文化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亦非仅仅体现为物质文明的优越,而是蕴含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整体性优越。因之,中华民族要想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就应该接纳整体性的西方文化,而不应该只学习它的物质文明。正如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字”。

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却没有这种认识。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却不知对方何以会有此种物质力量。于是他们所采取的对策,也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他们开始感到有引进西方制度文明之必要。于是乎,便有了康梁变法。然而这场变法同样不免失败,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政权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复活,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的知识阶层才感到,不从事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得以新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产生的。

历史就是这样的辩证: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却又是它获得新生的契机。就像那火中的凤凰。经受痛苦的考验,但却因此而超升。虽然我们今日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指出当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诸多不足,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做到了他们所能做到的,已经难能可贵。中国的问题极其复杂,传统极其深厚,谁也不能在一夜之间把工作做到位。他们或许认识不足,留下诸多的遗憾和教训。但是,这一切都只能视为学费,或视为必要的代价。关键是看他们致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我们知道,文化大体上分为三个层面,即大家常说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在一种已成传统而且传统又较为深重的民族,这三个层面的文化是成结构性的,三位而一体,互相制约,互相渗透。此种结构性,既体现于文化传统自身的传承,又体现于向外的传播。也就是说,对于一种体系化的文化的接纳,必须也是体系化的和整体性的,而不可能像我们平时到自选商场购物那样,喜欢什么就挑什么。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们的认识同事物本身之性质和规律总是有差距的。文化有它自在的结构性,但此种结构性又不是人们所能轻易认识到的。特别是两种体系化的文化发生冲突而需要人们从中做出选择时,就更难有此种认识。他们首先认识到的,只是对方文化在器物层面上的优越,再进而深入到制度和观念的层面。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体现了人们的认识的局限性,但却又是符合文化传播与文化接纳之规律的。也就是说,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改造社会之实践,不仅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也是符合文化传播与文化接纳之规律的;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合理的。

我们通常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启蒙运动。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启蒙思想家是梁启超,其启蒙工作远在新文化运动之前。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刊》,鼓吹启蒙思想。从1898至1903年,他发表文章八十多篇,既多方面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观念,又猛烈地批判中国的旧文化和旧思想,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一些仁人志士和文化青年,大多受其鼓动而热血沸腾。黄遵宪就曾这样评价:梁的思想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梁启超虽是启蒙的先驱,但在当时却是孤掌难鸣。人们受其影响,但却很少推波逐浪之人。直到十几年后,陈独秀《新青年》出刊,才将启蒙酿成一场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1915年创办的(起初刊名为《青年杂志》)。该刊创办之日起,就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清算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为宗旨。按照陈独秀的说法是:用西洋近代文明取代东方古老文明,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陈的主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强烈反响,并很快以《新青年》为核心,凝聚了当时文化思想界一大批先进分子,如鲁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吴虞、沈尹默、高一涵、张东荪、蒋梦麟、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甚至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对于今日的文化人来说,这一段历史耳熟能详,甚至对于当时各人的观点,亦能历历于心,实在没有必要将其作一系统的介绍。我们应予关注的是,这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历时短暂,甚至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短短的几年便结束了。虽然在二、三十年代仍有文化讨论,仍有坚持新文化运动之思想立场的学者,但声音却是微弱的,再也形成不了社会的强音。

我们知道,大凡社会激变之时,必先有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而且是长期的。法国革命即是一例。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历时大半个世纪之久,而且影响极其广泛。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比法国的更为深重,照道理,它的启蒙任务更为艰巨,所需时日更为漫长。可是事实上,在中国这里,启蒙只是旋生旋灭,如同一颗信号弹,光亮一闪便熄灭了。如此短暂的启蒙,自然是不能完成其使命的。正因为如此,往后的中国人在文化定向之问题上才会一错再错。

问题是,中国需要启蒙,而且也开始有了启蒙,为何启蒙在这里会是昙花一现?其中原因,我们不妨作如下一些方面的理解。

(1)中国文化传统深厚,生活于其中的知识阶层,既是传统的受惠者,又是其肉身载体。由此决定了他们对于传统有着万般的恋情,不是轻易就可告别的。

(2)从先秦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就有着“文野”之辨的传统。虽然在先儒那里没有明显的民族歧视之倾向,但“野蛮”与“蛮夷”之古老说法,又深藏着文化自大主义成见。即是说,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会以传统的“文野之辨”的思维模式评判中西文化之优劣。

(3)西方文化传人中国的媒介是血与火,而且洋人在华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极不尊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此种情状极大地激起了中国人的仇恨。爱屋可及乌,恨屋亦可及乌。即是说,仇恨洋人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仇视西方文化。

(4)中国文化具有几千年的传统,内中必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尤其在需要放弃这一传统时,人们想到的是它的好处,因而也就很难舍弃。

(5)中国自古就有托古改制的传统,甚至为了现实而不惜曲解历史。这一传统致以现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现代困厄,同样可以借助中国的传统予以解决,而无需求助于西方文化。

(6)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于儒家文化缺乏深层次的认识,所以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并非相悖,从传统中同样可以开出有利于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尤其在民本与民主关系方面,此种误识最为严重。

(7)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就有“志于道”的传统,有强烈的道义关怀之意识。具体说,他们最为关心民众的疾苦,最看重民本主义。而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同他们观念中的民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也是他们从骨子里所不能接受的。

(8)从周公时代开始,中国就有德治主义的思想传统。此种思想传统在思想的关联上,又容易引出“替天行道”、“革命有理”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历史实践中,又容易导致为争取仁政的改朝换代的斗争。这既是一种思想模式,又是一种政治模式。在此种模式下,人们看重的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运动,至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道德革命”和民主科学,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9)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均主义”情绪,或称为“梁山”情结。中西方亦然。在中国,此种情结具体体现为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均田免粮”之类的口号。而且此种情结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肯定财富的不平等,鼓励个人发展,显然与此种情结不合。

(10)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却很不深入,包括鲁迅和胡适等人。这具体表现在:1)未能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来看待;2)未能将西方文化作结构性看待;3)对于资本主义之精髓缺乏认识,甚至将精华视为糟粕。比如,财富的不平等本是人类平等的基点,可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变成了万恶之源。

(11)中国的读书人历来缺乏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乃至社会变革,多是道义关怀,很少学理分析。一句话,感性重于理性。如此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都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分析,因而也就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之路缺乏理性的把握。

由于上述原因,新文化运动在其刚刚开始的时候便终结了自己的历史。此后,虽然还有人继续为科学和民主呐喊,为西方文化而努力,但却再也形成不了气候,更谈不上运动。从表面上看,“五四”以后的思想界,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各种主张,如雨后春笋,但其主要的思潮则是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准确说,在知识精英阶层,保守主义占很大的市场,尤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在广大民众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主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思潮另有一点不同的是:保守主义只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鼓吹复兴传统文化,很少有人(梁漱溟除外)将其付诸社会改造之实践,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大力宣传一种与近代资本主义极不相同的社会学说,而且将其付诸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之实践。

从口号上看,保守主义同样提倡民主和科学,同样批判专制主义。似乎同“五四”精神并不相左。按照新儒家的说法,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开新”,或日“内圣开出新外王”。而这“新外王”,就是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他们没有想到:(1)传统的内圣之学是否真的蕴含着可以生发新外王的种子;(2)内圣与外王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3)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弊端,比如官场黑暗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周期性动荡,同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然而,由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眷恋和对儒家学说缺乏深层次的理解,致以他们执著地认为儒学的复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

在这一时期,由于保守主义的兴盛和马克思主义深得人心,西化派的自由主义的市场越来越小,思想启蒙的使命只在少数的学者身上担当着,如胡适、鲁迅、陈序经等人。鲁迅历来被认为是启蒙的旗手,而且“五四”之后,也确实未曾明显地放弃过他原有的信念和追求。但是,由于他对民本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样不免地做出了与启蒙宗旨不合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影响大,其思想倾向很能驱动一些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这时候,最值得一提的是启蒙学者陈序经。他的“全盘西化论”既是对“五四”精神的直接继承,更是对其完善和系统化。可是,陈序经的文化主张非但得不到知识界的广泛支持,而且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学者们似乎宁愿按照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模式看待中国文化的选择问题,而不愿再回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上去。

在这一时期,另需要提及的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一词于1933年就有了,但正式形成一种思想运动则是始于1936年。此次运动以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士为骨干,主要人物是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张申府等。他们既反对日本人和汉奸的奴化教育,又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反对他的“新生活运动”,也反对共产党内的所谓“左倾关门主义”。按照陈伯达在《论新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的,“新启蒙”的主要内容是救亡主义、反武断主义、文化上的大联合、文化的民族主义。具体说即是:(1)以爱国主义为目的;(2)反对思想专制,提倡思想自由;(3)提倡理性。反对独断;(4)主张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甚至将其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此种新文化的营造,按照他们的理解,则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既不诋毁传统文化,也不排斥外王文化;(5)主张把启蒙工作做到民间去,因而他们十分重视平民教育和通俗文学,认为以此便可将民众从愚昧、迷信和文盲的状态中唤醒过来。

不可否认,新启蒙运动的确带有启蒙的性质,如提倡理性和思想自由,以及把启蒙工作做到民间去等等。特别是,此时的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宣扬“一个领袖,一个命令,一个意志”,新启蒙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独断,无疑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至少是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抗争。然而,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启蒙精神来衡量,新启蒙运动的启蒙则是不甚健全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悖于启蒙精神,根本不能同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启蒙相提并论。

第一,启蒙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事情,它所体现的是公民社会对专制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不满与抗争,而不是党派之间的斗争。虽然新启蒙运动的锋芒是对准蒋介石政府的,但其所代表的力量则不是来自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果形象地说,他们的声音不是来自大学,而是来自政党。

第二,新启蒙运动主张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综合论,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究其实质则仍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中国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之所以可能,照中国传统文化之性质以及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势,惟一的出路便是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并以此而肃清中国的旧文化。或许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优

秀成分会保留下来,但这只是结果,而不应该作为目的与手段来看待。如果按照“综合论”的观点,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西方文化被拒斥于国门之外,而中国的旧文化则可无所遮拦地保留下来。

第三,新启蒙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在中国重演。用何干之的话说,“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资本主义的老路。”很显然,这一主张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张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关键是,新启蒙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学理上既未深入,更无打通。比如民主和科学,新启蒙也是赞同的,但民主和科学如何落实,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则未加深究。民主也好,科学也好,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个体的自由。而个体的自由又只能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没有财产权,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也即是说,只有在私有财产得以保障的社会,才会有民主和科学发展的良好土壤。

不管怎么说,20世纪前半期毕竟是中国思想界颇为活跃颇有生气的一个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只有两个时期最为活跃,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二是20世纪的上半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知识分子跃居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思想最为活跃,纷纷著书立说,为中国的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到了20世纪的后50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这时候的中国人通过血与火的斗争,一下子到达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天新地。他们感到自己原来生活在苦海中,受压迫受折磨,头上压着三座大山,而现在他们推翻了黑暗的统治,砸碎了锁链,当家作了主人。因之,他们的心情是万般高兴的,对这新的社会充满着信心,亦乐于为其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不仅普遍民众是这样想,就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如果不是出于敌意,同样是这样想的。而且他们同普通民众相比,对这新的社会,更有感情,更有坚定的信心。这是因为,这新的社会正是他们的终极价值所在;它的实现乃是他们艰苦奋斗的结果,因而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有成就感;他们坚信,在新的社会,他们会更有用武之地,他们的人生价值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即是说,在这新的社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上上下下都是心花怒放、兴高采烈的,谁也没有疑问,谁也不曾担忧,自然也就不存在启蒙之一说。

然而历史的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越是一个没有疑问的社会,越有可能问题最为严重;越是一个欣喜若狂的社会,越有可能蕴含着悲剧的成分;越是让人感到到达历史的终极点,越有可能使他们跌进苦难的深渊。而且事实亦确是如此。“解放”后不到十年,先是“反右”,后又是“大跃进”,不仅知识分子被列入异类而遭受迫害,就连广大民众亦因经济冒进而不知活活饿死多少。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更是疯狂,似乎整个中华民族,八万万人口,竟在一夜之间中了邪。而且这邪,一邪就是十年。不仅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人性人道人权人格,全都扫地而去。什么思想自由、人格尊严、伦理规范、是非标准……,统统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阴霾重重,但人们普遍感到阳光灿烂;虽然罪恶累累,但却很少有人感到罪恶的存在,更不可能认识到罪恶的根源;虽然人性人格被极度扭曲,但人们却感到极其的亢奋和充实。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大脑虽然还在,但却不会自己思想;嘴巴仍在,却不会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想说的话;两腿仍在,却不会走自己的路,而且也没有自己的路可走。想的、说得和做的,一切只能听命于上面的。然而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学理论,都关心国家大事。哲学、科学及其他门类的知识,不再由学者们所垄断,工农兵被视为真理和知识的拥有者。最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另一方面又极力把被视为最靠得住的工农兵送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不担心工农兵因有了知识而变为反动。

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自由、权利、人格等等早已不见影子,启蒙也就无从谈起,而且也没有必要。对于上面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来说,他们要的便是民众的愚昧、盲从和狂热;对于民众而言。发号施令者神一般的神明,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英明的、正确的,何需自己去思想。而且,他们既不会思考,也意识不到思考的必要。

这大概就是“文革”十年中国的思想和国民心理的基本状况。或许可以打个比方说,在文革结束前,中国人是睡着的和醉着的。但是也有极个别人是醒着的。就现在所知的情况看,在八万万国民中,“众人皆醉我独醒”者只有顾准一人。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只有顾准尚可算得上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同时亦在暗暗做着启蒙工作的人。

“文革”及其灾难绝不是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造成的,而是全体国民共同营造的结果,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之原因。虽然在这场浩劫中,人们无思考地迷醉和狂热,但过后又深感到浑身的疼痛。所以“文革”结束后,一方面,政府拨乱反正,尽可能地平反冤假错案,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文人学者纷纷作文,力陈“文革”之弊,尽情地把积在心头的苦水吐出来。所谓的“伤痕文学”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在这几年里,为了肃清“文革”的余毒,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扫清观念障碍,政府提出“解放思想”,并就真理的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于是思想文化界出现了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活跃局面,一些所谓“教条”,或谓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说,遭到了质疑。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思想文化界更是异常活跃,许多问题的讨论皆类似于新文化运动。因之,不少人认为80年代为继承“五四”传统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就这几十年中国思想界之状态以及八十年代新锐人物的思想倾向而言,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之解放称作启蒙,是完全可以说的。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启蒙,是让中国人从旧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这一时期的启蒙,则是将国人从既定的教条模式化的说教中救渡出来。这二者,表面看来殊异,实则有着一致的地方,即都是反动封建化的文化。为此目的,学者大致是从如下几方面而努力的:

(1)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试图冲破原来的那种僵化的理论硬茧。

(2)通过对马克思之原典的重新阐释,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实践性以及人道主义思想,特别是看重对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研究,因为这二者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哲学时期。

(3)大量翻译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推重萨特、尼采、韦伯和弗洛伊德等人,因为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以往僵化的思想传统。

(4)较为深入地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尤其是反思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观念形态(尤以儒家学说)对现代中国的负面影响。

(5)广泛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此项研究既可帮助国民从学理上判别两方文化的各种特点,亦可助于他们从学理上认识学习西方之必要。

以上几点仅仅只是粗略的概括,实际的思想文化启蒙远远不止这些。是时,不仅学者们在反思,而且很大一部分国民对于历史与文化问题亦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尤其是高校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意识和求知欲,喜欢读书,喜欢讨论问题,更喜欢将中西古今的思想与文化相比较。

然而我们又需看到,80年代的启蒙虽有一定的声势和规模,但角度和深度又都有不尽人意之处,远没有达到启蒙的效果。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匪夷所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旋起旋息,80年代的思想启蒙同样是来去匆匆。下面,让我们还是以粗线条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一时期启蒙工作的诸多局限以及造成这些局限的原因。

第一,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思想人物,大多有着良好的学养。他们不仅国学功底扎实,西学也有相当的基础,因而他们对于中西文化之评判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看法,有着相当的理论深度(尽管在一些关键点上,同样不尽人意)。而80年代的启蒙学者不仅缺乏正常的学术训练,而且连应该接受的教育也受到严重影响,更别说思想和理论的提高。即是说,他们大多患有学术和思想的双重贫血症,其学养不足以解答当时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其对批判对象的批判也就显得软弱无力。

第二,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已经铸就了他们的思想模式。他们思考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套固定的思想语法,并由此而有一种与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是非观和历史观,从而也就很难理性地思考自己意欲讨论的问题。

第三,由于这第二点,决定着他们的批判武器同批判对象仍然是一致的,同出于一家作坊。他们向往思想解放,意欲清算在他们看来属于僵化的教条,但对于自己手中所持有的理论武器,从来没有过主体性的选择。他们无思考地接受别人塞给他的武器,且天真地认为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武器,却不曾想到真正需要批判的恰好是他们手中的武器。以这样的武器去批判他们认为应予批判的东西,非但不能奏效,而且还会使批判对象以一种新的形式顽强地延续下来。因此它表面看起来是批判,实际上却是对批判对象的辩护。

第四,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80年代的启蒙学者做的虽是理论反思,但对理论之本身却很少反思。他们在作历史反思时,总是认为实践中出了错,或日实践偏离了理论。打个比方说,他们总是责怪药店抓错了药,从未怀疑处方是否有问题。例如个人崇拜,他们总认为是个别历史人物皇权思想作怪,或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却想不到在他们所不曾怀疑的处方里,本身就有导致个人崇拜的药。或者说,按照这一处方改造中国社会,个人崇拜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五,80年代虽然深入到文化层面的讨论,但对于中西之文化的认识仍是表层的,浅薄的。尤其对于儒家思想,他们只是认识到其对个人主义的背离,却认识不到儒家思想的真正危害乃在它的德治主义。非但如此,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揭露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非道德行为,价值尺度仍然是传统思想中的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更认识不到这二者正是他们所欲批判和揭露的诸多理论和现实的思想根源。

第六,80年代的启蒙学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进行批判性的发言,却不曾对自己这一群体做过深刻的自省。他们好作伤痕文章,把自己看作受害人,却从未想过如下问题:(1)在他们遭受歧视和迫害的年代,知识分子自己充当了何种社会角色?(2)为何那十余年里,只有顾准是醒着的,余者不是睡着的,就是醉着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肉身载体。为何在那极端的年代,不见他们良心与正义感的体现?(3)他们遭受迫害,这迫害他们的力量又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正是他们将迫害的力量当作可以解放自己的圣物来崇拜?

第七,从50代的“大跃进”到60和70年代的“文革”,由于胡闹折腾,中国的经济几达崩溃的边缘,因而“文革”结束后,工作重心由政治转为经济,而且颇见成效。此种历史背景,对于思想启蒙极其不利。一方面,人们普遍感到经济至上的必要,似乎经济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从而冲淡了他们对于思想启蒙的渴求。实际上,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问题是至为重要的。此问题不解决,一切工作都只能是“盲人骑瞎马”,不可能有善果。另一方面,经济至上观念的根深蒂固,很难使人们从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思考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80年代的启蒙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如果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则又是欠妥的。进入90年代后,一部分青年学人责备80年代启蒙学者学养不够,浮躁而浅薄。殊不知,这些人的学养不够,并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时代造成的,不是他们不愿学,而是时代不让他们学,没有给他们提供学的条件。况且,他们凭着自己的一点学养,敢于做些启蒙工作,本身就是可贵的。

80年代和90年代,虽然时间上紧连着,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国民亦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之中。从经济上看,80年代的改革开放呈上升趋势,人们对之亦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90年代的改革由于进入深入区,显得愈来愈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左右为难,进退不是。从政治上看,80年代可谓权威主义时代,人们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亦不曾存有多少疑问;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苏东剧变和官员腐败的现象之严重,政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大不如前,尤其是对于官场的腐败,可谓民怨沸腾。从思想文化上看,80年代是启蒙的年代,人们对政治问题热情很高。特别是青年学生,社会关怀意识很强。进入90年代以后,作为一种思潮的启蒙不复存在,人们情于思考,更少道义担当的使命感。

对于90年代思想文化之状况,有人将之称作“学生凸现,思想谈出”。从本然的意义上说,学术和思想不可分离,无学术的思想和无思想的学术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90年代的中国学术和思想界,又确实存在着重学术轻思想的倾向。尤可思量的是,具有此种思想倾向的人,大多是那些出生于60年代的青年学人。照道理,青年知识分子应是情感重于理性,社会关怀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个群体。而现在,他们远离思想,不再谈论启蒙话题,宁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严格说来,没有思想的学术是不应该称作“象牙塔”的)做些极其琐碎的考据工作。此种做法,虽然没有形成一种思潮,但实际上却是逆启蒙思潮而动的,或者说是反启蒙的。

90年代的反启蒙,最突出的是儒学的复兴思潮和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儒学复兴,严格说来始于80年代,海外新儒家的学说就是此时登陆的。新儒学绝非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带有强烈的使命感,直接论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定向问题,其口号是“返本开新”,或日“内圣开出新外王”。意思是说,中国未来发展,只有从传统的儒学中借取思想资源,并以此而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此种学说登陆之后,马上被相当多的学者所接受,且推波逐浪,遂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文化思潮。不仅学者著文作论予以提倡,就连政府和民众亦为之欣然。

为何9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儒家思想如此重视?按照我的理解,原因大致是:(1)宣扬传统文化之优越,有助于民族

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提倡,而这二者于中国之稳定是极其有利的。(2)颂扬传统文化,有利于抵制“西化”思潮。(3)在普通民众看来,提倡传统有利于整肃社会道德风气,特别是可以遏制官员的腐败。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儒家学说特别看重德治主义。他们相信,如果德治主义能够深入人心,官员们就会良心发现,就不会再那样贪婪和无耻。

几乎与儒学复兴思潮和国学热并行不悖的是“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表面看来,似乎是人文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体现,但实际上却又是反启蒙的。第一,学者所忧患的是市场经济对人文世界的伤害,却想不到,在现代世界,只有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和健康发展,人文世界才有可能不被失落。第二,他们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主要是就90年代而发出的感叹,言下之意,在此之前,特别是50至60年代,人文精神无甚失落。此种观点,不仅荒谬,而且危险。第三,在他们看来,欲救人文精神,必须回到传统中去。此种思想倾向,同样是危险的。第四,伴随这场讨论的是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本来,从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是一件大好事,但由于素质教育的重心放在人文精神之培养上,遂使素质教育蒙上一层复古主义的色彩。

可以说,整个9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复古倾向占着绝对的优势。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偃旗息鼓。也许历史的事物就是这样的吊诡,越是热闹的场面,人们越难保持清醒的头脑,思想很难向纵深推进;越是处于冷寂时期,越是可以冷静地思考。90年代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虽不复存在,但在一部分学者中,对于启蒙话题的思考却是相当深刻的。这主要表现在:(1)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弊端。有了根源上的理解。具体说即是,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以及这二者所依凭的儒家内圣之学,向来被视为传统思想的精华,而在90年代,已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就在这里,20世纪中国的诸多不顺和不幸,原因亦在这里。(2)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且同中国传统思想之认识相联系。(3)对于自由、民主之话题展开新的讨论,尤其在阐述自休谟到托克维尔再到哈耶克这一思想传统时,着力甚多。(4)对于古代的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尽可能做出学理上的分析,而不再停留于现象的罗列和道义的谴责。(5)从人性的层面,求证自由民主乃至市场经济的正当性。

诚然,在90年代,这样的启蒙学者为数甚少,声音也是十分的微弱,但有一点则完全可以肯定:这将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新起点,同时亦意味着从此以后,启蒙将有一种全新而又正确的思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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