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亭

1973年,我高中结业。

何谓结业?就是高中的课程学了一半,便要结束。这事与邓小平有关。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三起三落”,即三次被打倒,三次又重新启用。1972年,“文革”进行中,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他一上台就抓整顿、抓发展,在教育上是狠抓教育质量,将已经废除多年的高中学制又恢复起来,于是,我在1972年初中毕业后,走进了高中,成了“文革”中的第一代高中生。孰不料,高中才读了一年,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了,他主张恢复的高中又一次面临夭折,当时的第一条就是要压缩。于是,摆在我们这批学生面前有三条路:一是留城进厂;二是上山下乡;三是申请继续读高中。因为高中部被压缩得厉害,所以能申请续读的只能是少之又少,大部分同学面临分配,至于下乡还是留城,全看你家庭结构。家中无农者必须下乡,家中有两农者可以留城,而象我这样,兄长中城乡对半时,我就属于“滑进滑出”,即也可以下乡,也可以留城。政策灵活,全凭人掌握。

结果,我还是幸运地留城了。

留城当然是统一分配,三天内等通知。录用通知书是通过邮政局发出的。我们这批学生的每一个家庭都紧张起来,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第一天,我早早等在家门口,等待着绿衣使者的到来。望眼欲穿地等到上午10点,来了!邮差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越来越近,但没想到,经过我家时竟没停,给我做了一个鬼脸,丢给我一份报纸,飞车而去。

第二天,老时间,我还是守在门口,这次爱做鬼脸的邮差没让我失望,一份印有最高指示的“录用通知书”到了,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工作单位是“航运公司”。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我在天井里狂奔,把喜讯告诉父母,全家人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啊!我要到航空公司工作了,蓝天、白云、空姐……那时我虽还未坐过飞机,但航空的浪漫还是每个孩子所向往的。

“航运可不是航空!航空是在天上,航运是在水里。”父亲提醒我。

“啊!”我一愣,转而想,航运也不错啊,碧海无垠、白浪滔天、海鸥展翅、乘风破浪,向前、向前……

我想像着、憧憬着。

两天以后,我按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航运公司。运河边,两扇不起眼的门,里面的房子都很破旧,很脏。看门的是个驼背,传达室里正围着一圈人在打牌,烟雾缭绕。这就是我的单位?

大礼堂里摆满了长条凳,桐油抹得锃亮。说是个欢迎仪式,但主席台上就坐一个人,大胖子,衣服没扣,敞着胸,他自我介绍是公司党委书记。说完就大笑,他是真的高兴,笑得弥勒佛似的。这次,市里给航运公司一下子分配了近80个学生呢,他怎么能不高兴!

“哈哈哈哈,小X养的,都来了吧!”万万没想到,堂堂一个公司的党委书记,对我们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不堪入耳的粗话、脏话。

所有人都震惊了,全场寂静。

他后来说了什么,我一句没听进去,但那一声招呼却让我象挨了一闷棍似的。

这是一家承担货物运输的水运企业,规模不小,有四千余职工,分成若干单位,称为“站”。半小时后,我们这些学生被一分为四,被各个站的带队人领上了船。运河边早停好了一溜机船,样子有点象轮船,但很小,水泥质,机器马力小,所以被称作机船,开起来声音特别刺耳,黑烟直冒,速度却并不快。

苏州自古就被称作是“水城”,但长18岁的我,乘这样的船,在运河里走还是第一次。水城里的水怎么这么脏,黑乎乎、臭烘烘,到处飘着烂菜皮,还有死猫、死狗……看了很不舒服,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

新鲜、恐惧、无奈,我的人生道路翻开了崭新一页,可我却没有一点兴奋感。

第二天起,我就在一个名为“航船站”的单位参加学习班,用现在的话应该叫做“岗前培训”,我们那个年代,聚在一起就叫办学习班。

那天快下班时,单位给每个学徒工发劳保用品:一条劳动布的背带工作裤,两只磁盆子,一只磁盖杯,一套衣、裤可以分开穿的短雨衣,还有一件“四块头”救生衣,穿时,胸前两块,胸后两块。

学习班结束前,每个学徒工认了一个师傅,我也就跟着我的师傅上了船队。

三天前是80个学生,两天前是十多个,而突然间就剩了我一个人了,来到了一群陌生人中间,来到了一个始终摇晃的水上世界。

我具体被分配在五号机队上工作,这个机队由一机五驳组成,即一艘编号为五号的机船和六条木驳船,船不大,每一条大概可以装七、八吨货。我所在的5号机船长得特别难看,方头、长身,活脱象是我们捉蟋蟀时见过的“棺材头”,这艘机船是用绍兴船改装的,而后面的拖船便是没改装、没安机器的绍兴木驳船。按说,我是学柴油机的“老轨”,但在船上,一切要听船老大的。5号机船的老大姓何,绍兴人,生活极其节俭,家庭负担很重,所以他把钱看得极重,为了能赚点外快“力费”,就把货物装到了机船上。

70年代初期,中国的交通运输,尤其是公路建设还相当落后,在苏州这样一个水网地区,许多乡镇都是不通公路的,老百姓的生活用品、生产物资就依赖于象我们这样的小机队运输。别看我们的船队样子这么难看,一群船工基本都是文盲,且是那样的粗野,但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苏州船队”还是有很高的地位。

在这地平线以下的水上世界,也处处存在着森严的等级。我的铺就被安排在贴住船底板的下铺,人睡在狭窄的木板上,水就在身下“哗哗”流,让人怎么也无法入眼。睡不着就独自蹲在船尾,看着天,数着星星,看着水,点着浪花。河道弯曲时可以看到整个船队,每条驳船顶上都点着一盏煤球灯,如同鬼火。过桥的时候,机船拉响了电喇叭,“嘀——嘀、嘀、嘀。”仿佛是一个怨妇的呜咽。航速极慢,一个船队如同是一条死蛇在墨一样的河流里随波漂流……

让我下定决心要“请调工作”,缘自我对自己师傅的失望。当时一般的学徒工都是三年,三年以后称作“满师”,我的父母一再告诫我,要尊重师傅、好好学技术。扪心自问,我很尊重师傅了,每天两次为他淘米蒸饭、为他烧水泡茶,可他却从没给过我一次笑脸,也从未给我讲过一次柴油机工作原理,他对船老大说:咱老大粗怎么带得了知识分子!我发现他因为自己没上过学,便对书本以及读过书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敌视。有一天,船队停在一个码头等装卸,师傅说要趁这段时间检修、保养一下机器,天哪,上船一个多月了,我还没见过柴油机打开缸盖是什么样呢,这下可让我逮住机会了。可午饭后,师傅突然提出让我替他买烟去,我上岸一问,码头附近根本没有烟杂店,等我气喘吁吁跑到镇上,买回香烟时,师傅正洗手,狡黠地笑着,他已经把一次柴油机的保养做完了。

三个月后,我离开5号机队,去另外一条工船队工作,跟了另外一个师傅。

这机船的编号为56号,水泥船,吃水深,动力为12匹柴油机,拖起船队来还是一副老牛拉破车的样。这56号机船人称“蒋家王朝”,开船的是父女俩,老轨是弟兄俩,蒋妈妈是水手,我就生活在他们家。船到苏州,蒋家还有三个正在小学读书的萝卜头都回船,船的空间本来就小,这下真叫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我发现蒋家人的眼睛都流露出对我的不满,好像是我占据了他们的空间,影响了他们的自由。

我从一上船,他们就让我独立伙食。这样,每天吃饭,他们是热热乎乎一家子,我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他们是锅碗瓢盆交响乐,我是“举杯邀名月,对影成三人。”为了免却油盐酱醋烦恼事,我的基本伙食是“白米饭+炒酱”。船回苏州,匆匆忙忙回个家,母亲总会帮我准备了一茶缸菜,通常是炒酱之类,内有肉丁、香豆腐干等,不会坏,假如船一个星期不回苏州,那我就只能是“开水冲饭+萝卜干”了。

我在56号机船上度过一个中秋夜。船上人也很重视中秋夜,那天正在一个小镇上,蒋妈妈烧了很多菜,傍晚时,那些在苏州读书的小把戏象变戏法似地也来到船上,又带来了几个亲戚,船上那个热闹哟,真象炸开的锅。他们喝酒、划拳、抽烟,不知说了什么,引来一阵又一阵的哈哈大笑。蒋妈妈也让我和他们一起吃,但我谢绝了,凭心而论,我很难融入。

56号机船的女老大一直对我很好,她是蒋家的长女,驾船水平挺高,执有大马力副驾驶执照,也就是说,她可以驾驶大马力轮船。我一直管她叫师姐。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夜,船到码头已是半夜,蒋妈妈烧了满满一锅山芋汤,那甜甜的糖香弥漫了整个船队。我尽管早已饥肠辘辘,但洗漱完毕,只能饿着肚子往被窝里钻。刚躺下,师姐来了,端来一碗热腾腾的山芋汤。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真想大哭一场,但我没有,只对师姐说了一声“谢谢”。

在水泥船上工作、生活,夏天闷,冬天寒,尤其是“三九寒天”,我的脚冷啊,那叫冰冷扎骨,脚上就象没有穿鞋似的。那一年,我的脚上全是冻疮,热了又红又肿,冷了又疼又麻。我师姐决定为我赶做一双棉鞋。其实,她的手艺并不好,做的棉鞋也并不合我脚,但我非常非常珍惜,以至多少年后,我仍然珍藏着那双棉鞋。后来,棉鞋的后跟破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就把后跟剪了,做成了一双棉拖鞋。我感激我的师姐。

感动也好,感激也罢,还是要更多的考虑前途,总不能一辈子在这文盲世界里啊,我虽无力改变这一切,但要摆脱这样的环境,支撑我的是一句古诗:“天生我材必有用!”

要做一个有准备的人,寻觅机遇,突围。我知道机遇往往青睐于有准备的人。

一个人,真要寻找机遇,种种机遇往往便在你面前匆匆走过。

70年代,各个行业、单位挺流行搞文艺宣传队,每逢节日,要举办文艺会演,各个单位要自编自演节目,以单位好人好事为主。我们那个站的书记挺喜欢文艺,早些年,样板戏流行时代,他还扮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他能演却是不会编。这就是我的机遇!于是,我在船上苦战数日,拿出了相声《两个好》的脚本。那时,中国的计划生育还处在提倡阶段,水运单位,船工们生育能力一个比一个强,家家都有“小五子”、“小六子”,因此,那当在水运单位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号召已经是超进步、超革命了。书记研究了我的本子觉得不错,他自己也特想过把舞台瘾。可是说相声一般要两个人,和谁搭档呢?终于,他下决心让我试试。

我和书记合作的相声《两个好》一炮打响。不仅在公司和局的会演中得了奖,还被选中参加全市工会系统的文艺汇演。在排练节目的日子里,我要暂时离开船了。离船的那一刻,我深深知道“暂时”和“永久”也许是可以划等号的,全凭人把握。就看你干了什么和怎么干的。

练节目要等书记空,书记忙时我也没闲着,帮助政工组抄大字报,我还学会了刻钢板,使用油印机,学会了套红油印。那时,水上单位流行编简报,象我们那样的单位,还没有打字机,简报是靠在钢板上刻蜡纸,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等结束文艺汇演,政工组已有了我的一席之地,而且毕竟我读过三年初中、一年高中,毕竟我自小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不仅学会了刻钢板、油印简报的活,还开始涉足写材料、写报道了,很快就赢得“小秀才”的称谓。不久,我被抽调到公司工作,专门从事“写写弄弄”,这也是那个时代对宣传文化工作的称谓。

我们公司有两大典型,一是妇女船队,再就是有个省劳动模范。经常要整理材料,各个层次、各个条线都要想让这两个典型为自己贴金,于是,写材料任务很重。有一次,市里工交政治部派一个“老笔杆”深入妇女船队写材料,领导让我陪同,于是,我俩在这个全部由女船工组成的妇女船队上生活了一个星期。“老笔杆”姓申,原是报社记者,“文革”中报纸停刊,他便被抽调到市里“写写弄弄”,但他对新闻工作一往情深,写作方式、思维观念全然是记者风范,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我说,有朝一日,报纸恢复,他自己一定会重回报社当记者的,让我积极投稿当通讯员。他说,每被报纸录用一篇稿件,相当于写了一份要求到报社工作的申请书,申请书写多了,自然会被报社重视,最终会被录用的。

这话深到了我的脑子里,深到了我的骨髓中。

我和申老师在妇女船队的工作很顺利,为节约时间,我们决定乘长途汽车回苏州写作。那天,船队正在苏北江边码头,听说我们要走,姑娘们都有点依依不舍,说一定要请我们吃顿饭,但船队在江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根本没地方买菜。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居然每船贡献一道菜,把一顿午餐搞得象模象样。我至今难忘的是那一盆蒜叶炒肉丝。姑娘们说,苏州人细气,喜欢炒炒爆爆,喜欢绿叶菜,喜欢将肉切成肉丝。可是船队在江边,没地方买菜,怎么办?亏她们想得出来,把每条船船棚顶上种的大蒜叶来了个集中采摘,这就算是绿叶菜,新鲜猪肉没处觅,她们就用咸肉代,那一盆蒜叶炒肉丝里的肉丝居然是用咸肉切成的。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盆菜,我的心就热乎乎的,这就是当时的干群关系呵!

不久,苏州的报纸恢复了,申老师重回报社当记者,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报社、电台的通讯员。我并不满足,目标是要当记者,记着张老师的话,每被报纸、电台录用一篇稿件,便是给新闻单位写了一份申请书。我写啊写,那时还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全凭手写,写完初稿,还要用复印纸一稿复三份,分别寄(送)三家新闻单位,那时候投稿不用钱,信封写去一个角,或是在信封右上角写上“稿件”两字,邮差就送。有一年,我一年被新闻单位录用了将近三百篇稿件,公司给了我特别嘉奖,奖励我一级工资,当时的一级工资就是5元钱。但我的心已飞翔,我绝不能囿于一个水运公司,我要当记者,去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

编后语:《船夫的梦想》很像一幅水墨画,轻描淡写,合理布白,告诉我们“机遇往往青睐于有准备的”,“心已飞翔,想当记者去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他的愿望最终实现了,不仅成为记者,而且成为新闻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现在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姑苏一叶》等九部专著面市,手中的一支笔不断地改变着他生存空间,提升着他生命价值,写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是需要有勇气的,我们佩服他的勤勉与直面人生。

责任编辑潇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