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达薷

摘要:省籍(族群)问题是台湾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从其最初以地域为基础而产生的省籍差别到后来的由省籍而衍生出的族群差别,以及与台湾政治民主化运动和住民自决相联系后,省籍(族群)问题从原先的由自然地理划分而产生的差异问题发展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深刻影响着当前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台湾;省籍;族群

中图分类号:D675.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9—0017—02

一、问题的由来

当前研究台湾问题的两岸学者在解释一些相关议题的时候,习惯用“族群”概念来解释“省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在社会生活方面,随着不同省籍之间的通婚和普遍的社会互动,台湾社会中的“省籍差别”逐渐消失,而主要体现为“族群差异”;在政治方面,随着本土化政策的逐渐推进和所谓民主化的来临,政治的主控权已经由外省菁英手中转移到本省政治菁英手中,以政治层面上省籍对立为核心内容的原来意义上的“省籍矛盾”也逐渐淡化,而主要表现为代表着本省人的“我群”与代表着外省人的“他群”之间的矛盾。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概念替换并不是很合适,其原因有三:首先,从概念本身来说,“族群”和“省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族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省籍”,其不仅包括国家范围内的族群问题而且也包括国家范围外的族群问题,简单地运用“族群”概念,容易混淆国家认同;其次,从发展方向来看,由省籍而衍生出来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两大族群矛盾与“省籍矛盾”是相重叠的,其属于国家范围内不同社会组织群体的矛盾,但当前在一些政治人物的操纵下,却不断向国家范围外的族群矛盾方向发展,造成“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再次,就本质而言,当前台湾政治领域中的“族群矛盾”实质上是“省籍矛盾”的变相存在和发展。

为了论证以上观点,笔者将在下文中对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的发展演变作一个系统的论述。在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区分一下“省籍差别”、“省籍矛盾”和“族群矛盾”这几个概念。

“省籍差别”是指以地域为基础而产生的籍贯差异,其缘于一种自然的地理划分;“省籍矛盾”是指在“省籍差别”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不同省籍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从台湾的经验看,“省籍矛盾”主要集中表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资源分配方面产生的冲突;“族群矛盾”一种是指国家范围内不同社会组织群体的矛盾,一种是指国家范围外不同社会文化特质群体的矛盾。在台湾,具体的可以分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四个族群,简单的则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两大族群,在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族群矛盾”确切地讲是指本省人与外省人两大族群间的矛盾,其与“省籍矛盾”相重叠,体现的是代表着本省人的“我群”与代表着外省人的“他群”之间的矛盾,它是属于前一种“族群矛盾”。

二、“省籍问题”的由来及实质

台湾的“省籍问题”实际上指的是“省籍矛盾”,即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资源分配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划分是台湾特有的社会现象,其中“本省人是指1945年光复以前就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1945年后由大陆移入台湾的居民及其后代则为外省人。194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光复台湾,外省人开始进入台湾,由地理区别引起的自然“省籍差别”便由此产生,但围绕着政治资源分配而展开的“省籍矛盾”还没有出现。台湾“省籍矛盾”的真正构成是在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后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一党独大的不平等的省籍政治结构。

在这个政治结构中,外省人占据了政治的上层,而本省人则处于政治的下层。从人口比例方面看,这种政治结构对于在人口比例上处于多数的本省人而言具有很大的不公平性,但是人口比例上的政治资源分配并不是衡量政治公平与否的唯一标准,因此以外省人为主导的政治结构并不一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相反地,在中国认同的社会意识背景下,代表着“国家中央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结构上呈现以外省籍为主导具有它的合理性。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它进行的是政治利益的全局(全国)性分配,并不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歧视,对于被统治阶层来说,它体现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压迫,而不是一个族群对于另一个族群的压迫,因此,围绕着政治权利之争的“省籍矛盾”在当时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三、“省籍矛盾”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的两次变异

如前所述,逃台初期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省籍矛盾”实质是一种阶级矛盾,但从台湾的政治斗争经验来看,以“省籍矛盾”为表征的阶级矛盾事实上是被解释成代表着外省人的“他群”与代表着本省人的“我群”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被解释成了省籍(族群)压迫。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党代表全中国政权的社会基础的丧失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其实行统治的有效社会基础从全国转为仅限于台、澎、金、马地区,政权已经区域化,这种区域化了的政权要求对政治权利进行重新分配,但国民党无视这种政治现实的改变,仍从代表全中国的角度对区域化了的政权进行“全国式”的政治结构安排,因此出现了政治结构中的省籍不平等现象,在这种权利结构安排中,台湾的“主体性”无法得到体现,从而对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台湾本土政治力量产生了一种压制。这种压制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与政治民主潮流的相违背引起了本土政治精英的反抗,并对现有政权产生信任危机,进而对其统治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二)本土政治精英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

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只存在于台湾的政治精英之中,它并没有被群众所普遍意识;虽然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在中国认同的普遍社会意识下,以流亡政权身份代表中央的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具有合法性的一面,并不一定会引起台湾本省人的集体的、强烈的反抗。从台湾的政治反对运动经验看,台湾的本土政治精英为了发动本土群众力量反对国民党统治,主要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手段:一是政治民主化诉求,一是认同意识的重建,而这两个手段都以省籍(族群)动员为途径的,即利用并夸大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差异(包括族群意识),以省籍(族群)动员作为社会运动政治动员的基础来达到团结本土群众力量的目的。

在政治民主化诉求方面,台湾的本土政治精英从现代政治民主化理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之政治,要求从公正、平等的角度对政治权利进行平等的分配,获取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参与上层政治的机会,提出了“台湾人民出头天”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备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压迫的台湾人民的支持,支持台湾政治的民主化与支持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的政治反对运动联系在一起,原来的属于阶级矛盾范畴的“省籍矛盾”被发展成以代表台湾本省人的“我群”与代表外省人的“他群”的两个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的“省籍矛盾”不仅跳脱出阶级矛盾的范畴,而且其概念的内涵也在不自觉中被“族群矛盾”概念的内涵所替换,在台湾的政治运动中发生了第一次变异,即由“省籍矛盾”转变为“族群矛盾”。不过这时的“族群矛盾”是属于国家范围内的。

在认同意识重建方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台湾人民的中国认同意识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架构具有合法性的一面,因此在发动台湾全体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时,存在着一个解放原有政治认知的问题。台湾的本土政治精英正是从族群的角度,用台湾认同意识对抗国民党所灌输的中国意识,强调台湾认同,以达到解放台湾人民政治认知的目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更以民粹主义,推动族群政治,将“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对立起来,进而用“台湾认同”取代“中国认同”,由省籍差别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被夸大为共同文化的不同,从而诱发出国家的认同危机,“族群矛盾”与“台湾独立”挂钩在一起,由原来围绕政治权利展开争夺的国家范围内的“省籍矛盾”转变为关于国家认同问题差别的国家范围外的“族群矛盾”,“省籍矛盾”也随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而出现了第二次变异。

四、当前台湾“族群矛盾”的实质

从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的发展过程来看,台湾的本土政治精英是从最初的追求政治权利的合理、公正分配逐渐转为追求绝对的政治权利优势,进而转为追求独立、完整的国际政治人格,在以族群动员作为政治动员基础的环境下,台湾的省籍情结从“省籍矛盾”发展到“族群矛盾”再与“台湾独立”相挂钩。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台湾人民将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认同与政党认同等同起来。作为今天本土政党的民进党是从政治反对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具有鲜明的省籍色彩,这种鲜明的省籍性,曾经赢得备受国民党压迫的台湾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今天则对本省族群形成一种投票压力,而民进党也正是利用这种投票压力,以期在本省人为优势群体的情况下来获得大多数的选票,而取得选举的胜利,省籍动员成为民进党获取选战胜利的重量级杀伤型武器。在今天现实社会生活中省籍情结淡化,以直接的省籍诉求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已不受欢迎和接受的情况下,省籍动员更多的是以族群的名义来进行。因此,当前的族群动员是省籍动员的变相使用,当前台湾的“族群矛盾”实质上是“省籍矛盾”的变相延续和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存在于台湾政治领域的“族群”概念具有双重的涵义,一种是指国家范围内的,与“省籍”等同;另一种是指国家范围外的,被异化为“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蕴含着台独价值取向。因此不加区别地运用“族群”的概念来解释台湾的“省籍问题”不仅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问题,而且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以更多歪曲和炒作的空间,对不了解台湾省籍(族群)问题变化发展的人则容易产生误解。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