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伶

孙春平一直执着地走在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上。当小说创作手法不断翻新,新写实,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小说活跃于报刊杂志乃至图书市场时,孙春平的小说仍以其朴素的述说吸引着无数读者的眼球。

作为一个在辽西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孙春平的中短篇小说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朴实而生动的东北人形象。回顾近七年来孙春平的作品,我们发现其写作触角伸向了各个阶层,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许多“灰色”性格的形象。孙春平能走近底层大众生活,他多次到农村去挂职锻炼,写起农村题材作品驾轻就熟,能领悟官场领导的圆滑,能体察商场上心理战术,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生存和思想状态。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读孙春平的小说,我们会从这些人身上找到他们被赋予的各类悲剧色彩:丧妻后负债累累的鳏夫,老实巴交的于旺田(《乡间选举的乐子》);默默无语“离开”的老贺(《换个地方去睡觉》);高处不胜寒的女博士——事业学业双丰收,爱情却一片空白的唐姝卓(《情感逃逸》);前倨后恭的女领导;处处不得志的工程师……在他们各自背负的无奈和感伤里,我们看到了七彩生活里面一群灰色的剪影。

小人物的“灰色”生活

如果说新写实小说里,没有亮色的小人物叫人看后总会有些许消极,孙春平笔下小人物们灰色的状态却总能唤起我们“引起疗救”或者“引以为戒”的思索。

“于旺田一夜之间成了屯里的新闻人”(《乡间选举的乐子》),因为在抗灾过程中有县领导脱下雨衣亲自给他穿上,电视和报纸上都报道了于旺田那光彩的瞬间,于是在县里决定选抗灾先进个人时,于旺田无疑成为了大家争论的焦点。可此前他的生活却是鲜有人问津。他“一春加一夏,人家把蟹田当洞房,把螃蟹当媳妇,连三顿饭都在地里吃”。 “去年冬天,他老婆得了急症,把家里存的几个钱儿都扔进了医院药店,还拉下一屁股饥荒,人也没留住”。于是那天抗灾积极的举动得到了解释:于旺田想的只是能保住螃蟹,还上欠款,没想到自己因为那张和县领导的“合影”成了“新闻人”,“先进个人”的候选人,本分的农民面对最后一次正式选举时只是“蹲在那里把脑袋耷在裆间,垂头丧气地叨咕说,你们就骂我吧,你们就往死磕碜我吧……”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世无争,在困窘中无意识挣扎的农民形象,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诚实守旧的本性使他无法欣然接受。这是农民一种自觉的生活意识,无加粉饰,是最原始的真实。老贺(《换个地方去睡觉》)就是一个邻家老头:他“每天吃完早饭, 就一手提只小马扎, 一手抓着老大的茶水杯出去了,茶水杯是那种最大号的雀巢咖啡瓶子, 出门前丢进一捏茶叶, 再斟满水”;他把誊抄《三言二拍》艺术的工程;他会在看到亲家母时想念自己过世不久的老伴,会为了不给儿女和亲家母添麻烦一个人在夏日的正午“流浪”在小区附近。老人给我们的印象是善良而知趣的,然而当外界对老贺的误解再一次流传到老贺生活的新环境后,没了老伴的陪伴,得不到大家的理解与抚慰,老贺选择了安静地离开。如果说于旺田不爱抢风头、逆来顺受的性格是灰色的,那么老贺在市井中默默游走,但求无愧于心的做法是一种灰色的处世之道。有些事件看似来得突兀,其实在表象背后存在某种必然。

彭玉清(《友情像水又像冰》)和朋友们重逢,全篇演绎了时间和境遇使友情扭曲变形的残酷。当曾经挚友二十年后相聚,彭玉清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热心助人、善解人意的老大姐,现在作为推销包治百病的“百事藻宝”的推销者,即使是朋友们的揶揄也不会伤害她的“自尊”,能让她两眼放光的,只是他们能多买几盒“百事藻宝”。当“二十年的友情就这样在瞬息间雪崩冰塌”,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彭玉清脸上有丝毫的愧疚,她的“手却压在那叠票子上”。文章在几千字的篇幅里,向读者展现了人格无形中的坠落,表面平静的叙述,读来依然叫人心里隐隐作痛。也许在沦陷面前,道德的沦陷是最能直击人内心的钝器。彭玉清这样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金钱而“宰熟”的人俯首皆是,我们惋惜的不只是一个美好形象的毁灭,伴之以来的还有友情被玷污给人带来的失望和恼怒。

这些为生存挣扎的人们,或无意识生活,或有意识为尊严和清白离开,或放弃自尊和友情,不论如何都是一种底层人屡见不鲜的“一小撮”,这个群体在社会大潮涌动的趋势下,无望地起落沉浮着,无论哪种结局,我们看到的都是个人对于命运、历史的无奈,“只要‘命运对于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历史还不是可以自由掌握的,那么,悲剧就会仍然是审美形态的一种”。孙春平笔下的灰色小人物即是如此。

二、知识分子的“灰色”哲学

从古至今,知识分子沿袭儒教先哲士大夫,有的埋头学术,有的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有的轻狂、有的愚钝、有的宁折不弯,在诸多典型形象里也不乏灰色的剪影。

石克让(《1970年的屎壳郎》),天生特立独行,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生活处境也是于灰色地带,但是性格里却有“不安分”或者说不甘于现状的成分。他敢于挑战新事物,当同学们开始陆续招工回城,石克让却因家庭出身和有海外关系,仍留在乡下,大家很快就从报纸上得到了他的消息,长篇通讯还配了照片,称他是可教育好的子女,说他矢志农村扎根一辈子,说他在农业科研战线埋头苦干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石克让性格里坚韧不拔和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是他后来能够走进“多彩”生活的因素之一,文章最后他叮嘱我的箴言“现在当官,要说难,真难;要说容易,也真简单。你只需记住四个字:乎、胡、唬、户……”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特定时代烙印留在石克让心里的处世哲学,知识分子远不是世人眼里的书呆子那么简单,所谓子非鱼,焉之鱼之乐也?一个丰满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

《情感逃逸》中“二十九岁的女博士唐姝卓在父母的劝说下从省城回到了北口。为躲避父母的苦口婆心,她请出租车司机司马博装扮成她的男朋友。“一天晚上,唐姝卓的肚子疼得难受, 叫来司马博送她去医院,司马博在给唐姝卓揉肚子的时候,控制不住强暴了她。”当开始的恨慢慢转变成对肉体的贪恋时,唐姝卓的精神欲望也毒瘾大发,面对与自己身份学历格格不入的“情人”,她一直在舆论的压力下挣扎,最后公安局一次戏剧性的追捕使两人的关系暴露,也使这个本来心高气傲的女博士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的诗情色彩已经开始悄悄隐退,在启示真理与改造社会的主题下,知识分子为乌托邦理想所驱使,而努力寻找一种价值与行动统一的新人生模式,这种模式显然以否定个人的日常生活为前提。”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唐姝卓就是以这样的逻辑逃逸了那段看似荒唐的灰色情感。

知识分子永远不变的是固守自己那一份清高,不允许自己的灵魂沾染丝毫污点,他们的理想往往高高在上,现实却令人心寒,在理想和现实的博弈中,对自身状态有明显观照和反思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在霎那间铸就一生转折。孙春平笔下知识分子的灰色形象也是如上所述。

领导阶层的“灰色”原则

孙春平的小说题材多样,这与他丰富的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农民在农村,商人在商场,领导在官场,他都能准确地刻画出典型环境里形色各异的人物。经理池家欣(《预报今年是暖冬》)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官场女人。全文通过某市供暖公司和取暖户门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让我们见证了一次对人性自私,人在利益诱惑面前的本能显现。女副总池家欣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上卑躬屈膝以求保位,对下不择手段以使问题解决的形象。卖力爬到副总位置上,她忍受着养猪起家的总经理的无理迁怒和发泄,她利用自己的前任领导,老情人解决难题,虽然后来发现自己被愚弄,女人天生的混乱逻辑使她一错再错,究其原因,无非利益二字,能让这些人削尖脑袋、上蹿下跳不顾廉耻的就是现实的实惠,所以池家欣给我们的印象是可怜的,同时却不能给以同情,作者不动声色地揭示了物质利诱面前领导阶层丑陋的一角。有时领导是一种艺术,有时利益当头,领导有许多灰色的“原则”,褪去看似的浮华,领导的内心也是哀乐互现。

谭恩沛(《派我一辆吉普车》)曾是省水利厅处长,因为“犯错误”挪用公款被“流放”到了县里。老谭从妻子手里拿不出钱,便挪用了救灾款,其实他是用那钱来拯救老家邻居的女儿的,可悲的是这一切也是在老谭因山洪中拯救八旬老妪而去世后才被人所知。老谭的形象不是灰色的,可是在与县长的交涉中,他遭到的是不被认可和人格的否定,县长“被庙门里扔出来的一块土泥巴”的评价,足以说明他即使有处级待遇也不被看重的无奈,所以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他“给我一辆吉普车”的要求被嗤之以鼻,这最为基本的权宜之计被否定以后唯一能听命于他,被他领导的只有自己和那些在危险边缘的群众了,于是,在转移过程中他终于没能平安脱险。最后二道沟的村民们的话:“当时老谭要是也有这么一辆车,可就好啦。”也许就是对老谭死去最真挚的缅怀了。

四、真实的“灰色”

孙春平笔下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都在某种程度上真实而低调地演绎着相同的“灰色”基调。当社会宽容,生活越来越具有可选择性,孙春平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也在物质和精神的转角处以各种方式选择着余下的人生,或生或死,或悲或喜,作者都在成功塑造不同典型的基础上给人以启发。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叶朗说:“而悲剧的最积极的审美效果,就是使人正视人生与社会的负面,认识人生与社会的严峻,接受‘命运的挑战……使人思考和成熟,使人性变得更完整和更深刻。”孙春平笔下灰色的剪影真实如你如我,不论是关注民生,还是探讨个体精神世界,这些生命里鲜活生动的灰色剪影都在如实地记录社会,演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