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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红色经典”重拍中的反面形象变迁

2009-12-21刘海佳

电影文学 2009年19期
关键词:红色经典

刘海佳

摘要2007年动画版《闪闪的红星》是对1974年原版同名电影的重拍,新电影中原有正面形象被大大丰满,但反面形象仍处于类型化、扁平化的状态。笔者认为,反面形象的这种停滞不动主要是由于对类型化创作的失当反拨的反思、国家意识形态把关的需要、受众期待视野的影响造成的。

关键词“红色经典”重拍。反面形象;《闪闪的红星》

从反面形象的角度来剖析一部文艺作品,往往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把握主题内涵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反映中共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红色经典”,是当代中国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面形象的塑造对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都有着重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渐渐掀起一股重拍红色经典的热潮,其中的反面人物随之被纷纷重塑。分析探究反面形象的变迁及其背后的原因,对于更好地认识我们的民族价值观有着重大意义。本文以电影《闪闪的红星》为例,谈谈红色经典重拍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变迁。

一、不对等的形象重塑

1974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闪闪的红星》,是其时红色影视作品中的典范,曾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00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深圳市方块动漫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闪闪的红星》进行了重新制作,定名《闪闪的红星之红星小勇士》。

总的来说,新版的《闪闪的红星》继承了原版电影的革命性和教育性,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但是,时代与环境的重大改变终究使得新电影做出了相当的调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调整中,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被重新诠释的程度是极不对等的,反面形象几乎没有做太大的变动,而正面人物形象却被给予了相当新意的解读。

1停滞的反面角色

拿故事中的最大反角胡汉三来说,新版电影几乎是直接采用了原有的类型化设定。在过去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人的阶级身份被看做是人最重要的特征,所有角色的塑造都是单纯根据其社会政治地位所对应的刻板印象框架打造的。其他个性化特征则被完全忽略。所以,站在革命英雄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只能是自私的、恶毒的、压迫人民的。而新版电影中的胡汉三在历经30年之后,依旧完全延续了这样—个定位。

首先,从外形上来说,新版的胡汉三直接是原版的复制,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胖、丑、秃等丑角符号,甚至配音也是邀请了原版胡汉三的扮演者刘江。可以看出,重拍者力求在外在元素上完全延续这个恶土豪的原有形象。

而从其内在来说,胡汉三的思想性格也停留在30年前的类型化打造上,并没有些许的丰满。新版电影中。他依然只是个冷酷自私、仇视^民的地主,虽然增加了胡汉三夜打潘行义、偷卖军火等等新情节,但这所有的新情节都是在原有的类型化内涵上衍生的,胡汉三的品性并没有被给予任何的删改扩充。和30年前一样,他还是没有属于他自己特色的性格,他的政治身份完全取代了他的性格身份。另外,由于反面角色的家庭生活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直接联系、不足以有力推动情节,胡汉三的家庭信息也依旧被刻意忽略了。新版电影中,胡汉三依然延续了一个禁欲式的形象,剥离了社会身份的外壳,胡汉三什么也剩不下。

2更人性化的正面形象

与反面形象几乎停滞不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版电影中,正面形象却被给予很大程度的全新诠释。总的说来,这一新诠释集中表现在政治意味的淡化、人性色彩的加重。

首先,故事主题由过去的报仇、救国,转到了侧重小主人公的成长上。1974年版的电影脱离了小说原著中潘冬子对父亲的想、盼、找的构架,而是非常重视潘冬子与胡汉三、红军与白匪之间的斗的情节,故事的开展是以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为根本动力的。但是在新版的电影中,创作者们摒弃了以狭隘的阶级叙事代替一切的手法,而选择从潘冬予的成长历程入手。整个故事变成着重讲述潘冬予是如何从一个调皮、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团结朋友的小少年的。母亲被白匪杀害所带给冬子的影响,不再侧重于加深了他的阶级仇恨,而变为强调表现一个孩子在小小年纪失去至亲的痛苦无依。而冬子在最后与胡汉三的决斗中,也正是靠追忆母亲的鼓励、而不是血刃仇人的报复心理来汲取勇气与力量,才最终斗败了胡汉三,完成了自我拯救与超越。

其次,在对人物形象的处理上,新版电影中的正面人物不再刻意地追求高、大、全,而更加地贴近现实。1974版的《闪闪的红星》受领导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影响,对于工农兵这些正面角色的歌颂与其他许多同期的红色作品一样,已经到了不惜牺牲艺术规律、一味拔高的地步。许多生硬的、缺乏真实感的情节充斥了整部电影。拿主角潘冬子来说,电影开端胡汉三把冬子吊起来狠狠鞭打,冬子这个七岁孩子却只是怒目相视,连哼都不哼一声。又如胡汉三放火烧死冬子母亲时,连一个普通群众都按捺不住要起身去营救,十岁不到的潘冬予却能噙着泪花大义凛然地拦住说:“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一系列过分刻意的处理,严重脱离了现实,令人感到非常不适。

新版电影则可以说彻底打碎了潘冬子先前的光环,还原了一个本色的、天真烂漫的儿童。潘冬子不再是一个不会出错的全能小英雄,他开始拥有了孩子应有的性情;他也会贪玩,也爱逞能。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也没有什么超常的思想觉悟,他们崇拜红军,憎恶胡汉三,都是出于一种浅层的体验认识,而并没有上升到原版潘冬子“我是党的孩子,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政治自觉。

再如冬子妈,在冬子孤身冒险潜入胡汉三家偷出电报机后,她并不一味地以冬子为荣,而更多地表现出了一个母亲对孩子成长的感慨,对孩子以身犯险的担心。她还多有感触地对冬子说:“有些事情不是你这个年龄可以做的,懂吗?”主动帮冬子卸下了与他年纪不相称的社会责任。类似细节还有很多,都反映出政治色彩的退守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上升。

正面形象的“高、大、全”的淡化还突出表现在敌我斗争中的强弱对比上。原版电影中,正面力量永远处在主动优势的地位。虽然故事是以国共十年内战中红色根据地在围剿下不断退缩为背景,但是敌人在军事上取得全面胜利、红军与群众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事实完全被一种乐观积极的叙事方式模糊消解掉了。电影中我们只看到留守的红军是那么的英勇顽强,群众是那么的支持革命,游击战搞得是那么有声有色,观众几乎意识不到红军正处在历史的最低谷。但在新版动画中,这种正面力量占绝对上风的神话淡化了,红军也有了被敌人打压得难以动弹、惨烈牺牲的悲壮命运;而群众也不再显得那么有战斗力,虽然他们依旧是心向共产党的,但是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冬子妈,在红军和白匪的对决中,她因为不会正确使用手榴弹而被炸死,牺牲得壮烈而无谓。这一类的处理,虽有些惨烈残酷,但却更可信动人。

二、反面形象停滞原因探求

历经三十多年,为什么反面形象是如此停滞、而没有得到与正面形象同样的丰满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反思:对类型化形象的反拨偏离方向

“文革”结束后,社会信息系统日益开放,国家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手段不再像过去那样狭隘与生硬,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便得以渐渐走出类型化、脸谱化的桎梏,而转向拥有复杂、多样的性格。但是近年来,在商业思维的影响下,这种反拨刻意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所谓的新剧集变成了披着红色外衣的肥皂剧。比如新版《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变成了与胡传魁和郭建光都有两性关系的风流女人,严重损害了敌我斗争的严肃性。像这种低俗化、商业化的人物重塑与情节设置引起了观众的强烈不满,社会开始反思这些人物形象的重塑问题。而国家权力也开始出面干预。2004年4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有关单位发出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这种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的改编手法进行了严肃批评。”

在这样的传播背景下,到了《闪闪的红星》重拍的2007年,改编者们自然会充分参考借鉴之前的经验教训,对人物形象的重塑进行谨慎的处理。所以,在正面形象的丰满上,改编者只是抽离了过重的政治味道、加强了人文关怀的色彩,而并没有走已经实验失败的多重性格的挖掘之路。而反面角色比正面角色要更加敏感,反面角色的性格一旦走向复杂化,便很容易冲淡观众对他们的否定情绪,引起受众认识上的偏差混乱,造成严重后果。而广电总局所公布的通知更是明令痛斥了反面角色“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这样。《闪闪的红星》的没有进行冒险的新探索,反面角色重塑最终走向了保守不变。

2把关: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

新版的《闪闪的红星》本身不仅具有娱乐功能,更担负着宣传教育的任务,那么反面角色形象必然是越鲜明、越能激起观众憎恶才越好。而扁形人物恰恰能发挥这样一个功效。按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理论:“扁平人物的一大长处就是容易辨认……这类人物不用分析、介绍,不会离开正道以至于难以控制。……第二个长处是他们事后容易为读者记忆,由于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始终留在读者心中。”另外,少儿是新《闪闪的红星》的重要受众群,他们的价值观尚没有定型,也没有足够的思辨能力,复杂化的反面人物容易引起他们思想的混乱。所以,为了让民众能够更坚定地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延续原有的类型化形象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3怀旧:受众期待视野的影响

反面形象的延续类型化也是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需要。历史上,红色经典曾切实影响过、激励过好几代人,在人民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印象直接构成这—批老受众的期待视野,使得他们对于人物形象、故事意蕴都形成了顽强的特定期望。过于偏离原版的设置将成为他们对新故事的接受障碍,引起他们的反感情绪。而除了这—批旧有观众之外,新版电影同时也要争取吸引新的年轻受众关注。虽然红色经典并没有在这批新受众心中留下过深刻的烙印,但是中国文化中有种根深蒂固的善恶截然对立的观念,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民普遍的质朴愿望。这样,新的受众同样会期待看到一种纯粹的、没有好下场的反面形象。

红色经典的重拍关系到民族价值观的建构,对于民族思想的凝聚和国家社会的稳定有着重大的影响,谨慎处理其中的反面角色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只是分析了其中一个文本,在社会价值观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反面形象塑造究竟该何去何从,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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