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与中国孟称舜的《娇红记》,一个以沉重的死来结束,一个以死后的浪漫而结束。两种不同的结局,深层地体现着中西方生死观的不同。西方重视人的尊严、权利、愿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中国人重视的是生的快乐和幸福。西方不美化死,是一种沉甸甸的重,中国则把死浪漫化,是一种轻飘飘的轻。西方悲剧的死的沉重,带来的是人的严肃的思考,中国悲剧的浪漫的想象既代替不了现实,也无助于对现实的思考。

关键词:《阴谋与爱情》 《娇红记》 生死观

西方的悲剧结局往往是以沉重的死来结束,而中国的悲剧结局往往是以死后的浪漫而结束。两种不同的结局,体现的不只是风格的不同,审美效果的不同,更深层地体现着中西方生死观的不同。本文以西方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与中国孟称舜的《娇红记》为例,主要对戏剧中的悲剧结局展开对比分析,并兼及其他悲剧性的作品。中西悲剧异同的探讨可以说是常说常新的话题,辛亥革命前后,随着西方一些悲剧性作品的翻译,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比较受重视与关注的。无论中西方,人都可能会面临来自自然、社会、强权或因自身的缺陷而导致的灾难,都有对这种灾难的认识与思考,这种悲剧意识中西方是相通的,而文学则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中西方人对此的认识与思考,正如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1] (P1)中西悲剧的比较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它关乎的是人类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也与个体的存在紧密相连。所以,中西悲剧的比较受人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学者们就中西方悲剧的体裁、悲剧意识、悲剧精神、悲剧风格以及所体现的美学观、审美心理、深层的文化因素等等,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本文不再赘述。而借助于对以上两个作品的分析,侧重于就悲剧的结局的不同,探讨一下中西方的不同的生死观。

一

《阴谋与爱情》是18世纪后期席勒早期创作的一部作品,孟称舜的《娇红记》(《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创作于明末即17世纪前期。两部作品涉及到同一个情境——男女主人公相爱受到来自家庭(或社会)阻力的阻挠,结局也都是悲剧。但两对主人公走向悲剧的因素、反抗的方式、死亡的方式及结局、所产生的影响、带给人们的思考还有着很大不同,所体现出的对生与死的思考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中国古代的悲剧基本上都是社会悲剧,主人公遭到毁灭常常是外在的力量所导致,与主人公本身的不足或缺陷很少有牵连,即使有,也是非常次要的。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悲剧中的主人公常常是完美的,其毁灭更是无辜的。就《娇红记》中的王娇娘与申纯来看,无论生理、相貌,才情、品行,都几乎无可挑剔。而且,两情相悦,情深意浓,海誓山盟,生死不离。之所以走向悲剧,主要是因为家长专制和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度。首先是王娇娘的父亲王文端以表兄妹之间结合有违当今圣上的旨意为由加以阻挠,后来因为帅公子家人逼婚,王文端迫于强大专制的压力逼迫女儿许嫁帅家,致使这对年轻人的爱情遭到毁灭。然而,面对阻力,两位有情人却没有更多主动的反抗和争取。他们私定终身,以身相许,是对当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的反抗,但他们所渴望的仍然是回归到这样的轨道上,渴望得到专制权威的认可。他们苦苦相思,苦苦等待。就连这样的可怜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时,只得把人生的不幸归结为命运的不济,最后选择了以死殉情。王娇娘因相思、郁闷病死,申纯得知后则借娇娘信物手帕自缢,虽然未遂但很快也死去。在他们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死后,魂灵却化做了一对鸳鸯。朝暮追随,同游同乐,相依相亲,永不分离,“鬼窟里做夫妻永相亲,倒博得个天长地亘。”[2](P487) 更进一步,荷天神恩佑,男的做了玉皇案下的修文侍史,女的成了王母台前的司花仙女,了却了尘世相思债,尽享仙界情爱乐。

西方的悲剧更多的是命运悲剧、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就《阴谋与爱情》而言,主要是一出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主人公露伊丝和菲迪南走向悲剧的因素首先是来自门第、家庭和政治阴谋的阻挠。露伊丝的父亲是宫廷的提琴师,担心女儿与宰相的儿子菲迪南之间的门第隔阂,不愿女儿与菲迪南相爱。宰相瓦尔特则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儿子的爱情,强迫菲迪南去娶被公爵抛弃的情妇米尔佛特。强迫不成,又耍弄阴谋,迫使露伊丝写假情书,以引起菲迪南的嫉妒。菲迪南因误会和嫉妒毒死了露伊丝,得知真相之后,他揭穿了父亲的阴谋,自己也中毒身亡。他们走向死亡也与自身的因素相关,露伊丝为救父不得不保守假情书的秘密,这是她的软弱,也是无奈;菲迪南则过于嫉妒和卤莽,不了解露伊丝的痛苦,反而毒死了她,也毒死了自己。面对强大的阻力,两位主人公都有积极反抗的行为。

二

《娇红记》和《阴谋与爱情》都是爱情悲剧,而爱情是个体生命中情感最浓烈、最真切的体验,最与个体的命运相关,因而爱情的悲剧可以说是最为切己也最为感人的悲剧。

无论中西,重生避死是相同的,但生的质量和对死的思考又是有别的。

从西方来说,“二希”传统对西方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古希腊人借助于对神和英雄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理想和愿望。神话中所体现出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对现实中的人是一种积极的鼓励。人可以象神一样尽情地追求人生的享受:吃喝宴饮、体育竞技、爱情、荣誉、美,还有生活中的公平、正义和价值等等。但古希腊人又深刻地认识到,人与神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神是不死者,而人是必死者。“‘不死在人类和诸神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界限。”[3](P37)认识到必死的结局和大限,也使他们意识到了死亡的可怕和残酷,也反倒使他们更加重视生。他们避死,但敢于正视死,人人都逃脱不了死。因此,人就应该在活着的时候,轰轰烈烈地活,有滋有味地活,尽力满足自己的愿望和追求。他们要的是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由希伯来犹太教影响而在西方发达并广为传播的基督教,它所孕育并传播的基督教人本主义思想,则又使西方人有了对欲望的克制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不仅仅限于对物质欲望的满足,还要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活着。基督教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世俗意义的平等观念,除了上帝这个权威,人世间的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人在世间所行的善或所做的恶,最终都会受到末日的审判,或因行善而重返天国,或因做恶而被罚入地狱,于是,造就了西方人对高尚道德的追求和对世俗权威的反抗。那些在现实人生中按照上帝的律法、本着人的良智行事的人,面对死亡表现出的是殉道者的勇气,并不惧怕死亡。理想的天国想象,也使人对现实的丑恶进行反抗,以期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人间社会。所以,他们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对现实的黑暗、不公、丑恶,包括人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进行批判、反思。面对苦难现实,基督教所提倡的忍耐、宽恕精神,虽然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那种高傲的忍耐精神、悲天悯人的情怀,依然是对生的尊重。“二希传统”的融会,使西方人更重视现实人生中人的追求的实现和愿望的满足,重视人的尊严、权利、愿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的席勒来说,他自然而然地受着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影响。通过作品中爱情悲剧的冲突,体现着他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他歌颂的是摆脱了“可恶的身份的外壳”、打破了差别的界限,平等纯洁而高贵的爱情。[4] (P414)通过露伊丝、菲迪南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和生命的毁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罪恶的封建等级制度,指向了不合理的以家长意志为主的包办婚姻制度,指向了现实政治的腐败、黑暗和肮脏,也指向了人性的堕落。无论作者还是读者(观众),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生活中重演,因而,就更加积极地促使读者(观众)不得不去思考着如何才能摆脱这样悲剧。

中国文化传统是非常复杂的,对生与死的认识也同样复杂,导致了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的人有着多样的生死观。儒家的重生思想对国人影响最大,无论是仕大夫还是普通人。孔老夫子的“不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使人在现实人生中有着更为积极的人生追求,但同时又阻断了并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死的严肃思考。在儒家伦理、道德、身份等的等级安排中,确立的是人间的权威,对国是君,对家是家长。反对国君是不忠,是反上作乱,反对家长就是不孝。在儒家传统中,不忠不孝就如同禽兽而不是人,不是人就该死,就不值得同情。

三

不同的结局带给人的影响和思考是不同的。

人生因为种种原因,会遭遇到不幸乃至毁灭。但西方的悲剧,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往往包含着内在与外在两种因素,甚至说,内在因素是必不可缺少的。面对不可抗拒的外力,西方的主人公表现出主动的姿态,依靠自身的能力、勇气竭尽全力去拼搏,哪怕是鱼死网破,走向毁灭也义无返顾。但他们/她们决非纯洁无辜,尽管比普通人要高贵些,但自身总有着不足或缺陷,而悲剧的结局也与自身的不足与缺陷相关联,因而对自身的悲剧他(她)们需要担负一定的责任。西方的悲剧常常是无解的,最终常常是血淋淋的死。展示给人的是毁灭的恐怖,灾难的可怕,既显示着外力的野蛮、命运的不公,也显示着人自身的缺陷、罪恶的可怕。西方悲剧死亡的沉重,带来的是人的沉重的思考。面对着悲剧主人公的悲壮而惨烈的死亡,人无法在洒下了几滴同情眼泪后,可以安然入眠。因为,这样的悲剧是与读者或观众有联系的,让人们感到这样悲剧结局有可能也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趋利避害,趋乐避苦,追求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维护生存的尊严和权利,应该说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要求,是合乎人性的自然之理。但人类不可能超越死亡的大限,也是自然之理。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合乎自然。世上并没有死去的人又回到人间向人们描述另外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不过是活着的人的想象而已。正视死亡,更有助于生,显示死亡的可怕,使人更尊重生。人只有活着,才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愿望。美化死亡,反倒使人轻生,轻生既无助于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无助于改变生活本身;它不是对生的承担,反倒是对生的逃避,因而是有悖于人性的自然之理的。仅仅停留于死后的浪漫想象既代替不了现实,也无助于对现实的思考。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西悲剧结局的不同所显示出的不同的生死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是合乎人情、人性和人生之理的,不仅要以情动人,也要以理服人,要能够给人以思考,并能够促使更多的人选择面对生活,思考生活,勇于承担生活中的苦难,并努力去改变生活中的一些不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因素,从而有助于人的发展,有助于生活的幸福。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4

[2] 王季思主编.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上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 [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著, 杜小真译. 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4]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选. 外国剧作选4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谢占杰(1962——)男,河南襄城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许昌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