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占军

〔关键词〕 李鸿章;洋务运动;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9)10(B)—0050—02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有《李文忠公全集》问世。

李鸿章生平

李鸿章老年时曾说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他20岁赴京赶考,后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又独当一面平发剿捻,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同一批进步官员发起了一场旨在自强国家的洋务运动。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之际,恰逢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对一班大臣加官进爵,李鸿章被授予“三眼花翎”。这对于清政府中的汉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即便是李鸿章的恩师也只是被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时,李鸿章达到了一生事业的巅峰。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这一结果不仅使李鸿章失去了获得不久的“三眼花翎”,而且也宣告了他一直积极努力推动的强国运动——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李鸿章寄居贤良寺,寺外是严惩“卖国贼”的谩骂声。这个曾经雄心壮志的汉人,到了暮年才真正放下了一切,找到了喘息的机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死了”。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那是一场东方古老刀矛同西方先进炮舰的拼杀,是落后的农业帝国同新兴的工业帝国之间的较量,其在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处掀起了惊涛骇浪。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撼动了沉睡多年的人心。一部分仁人志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睁眼看世界”,以期从先进的列强身上学到强国御侮之道。魏源等人站在了这一时代的前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中国人真正的学习实践则始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背负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接过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接力棒,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与技术,企图以器物的变革求得民强国富,从而也拉开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序幕。

李鸿章作为一位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人物,其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还是应予肯定的:其一,他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二,其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进一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三,他建立了中国的轮船公司,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事业的近代化;其四,他设立翻译馆和各种专门化学校,培养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其五,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洋务运动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改革运动创造了条件。

当然,李鸿章之所以积极参与洋务运动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启示:人类文明是全球性的,中西文明必须交流;只有开放才有出路,但是开放必须要建立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

李鸿章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事业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其个人原因,更主要的是由那个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所决定的。洋务运动以中国甲午战败为标志而失败,是封建落后的农业中国与西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列强战争的必然结果。李鸿章只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之一,他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的悲剧结果。

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变革

李鸿章身处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因此,当我们把李鸿章放到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去分析,则可以明了李鸿章的宏图壮志与回天乏术的矛盾心态。

李鸿章在面对封建顽固派重重阻挠时,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应当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领,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要尽最大可能地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运动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居,并企图建立对外关系的新原则。

虽然李鸿章很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状况,但他的思想却很矛盾:想要进行变革,却无法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更不可能撼动庞大的皇权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所以,他在保持封建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艰难地前行着。在外交上,他既要维护传统的天朝礼仪体系及朝贡体系,又要适应完全相反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既是李鸿章的悲哀与无奈,也是晚清外交的尴尬写照。

对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历来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历史人物。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曾说:“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这种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而国人左宗棠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笔者认为,李鸿章所作所为,尽管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只学西方技术,不学西方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体西用”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因此其进步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李鸿章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具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是丧权辱国。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但这与西方相比却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因而无法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天下唯庸人无咎可誉”,李鸿章适逢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在皇权的重重压制之下,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中,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毁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