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宇

女性诗歌

傅天琳关于女性的诗歌有自身的特点,不但不同于现代女性主义诗人的女权话语对所谓男性霸权的“反抗”或女强人梦,也不同于另一位当代著名女诗人舒婷的以昭示平等为特征的“木棉树”。如果说,二者都带有显著现代色彩的话,那么,傅天琳似乎更愿意固守传统女性的宁静乃至柔弱。在傅天琳笔下,粗犷雄健的男性形象和依依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伟大的男性愈加伟大/伟大的女性愈加平凡//我代代与你相随/我世世与你相逆//你就要上路,让/我站起来/让我最后为你勒紧马的肚带/整理马的鞍鞯吧/女人死后仍是火焰请把我插在你的胸前(《西风红柳》)

消泯男女性别特征或界限,独立而不是依附,由于曾经被压迫所以反过来压迫也是合理的,这是激进的现代女权主义倡导的基本意识。不过,与此相反的是,傅天琳诗歌中作为女性的形象却是:“我代代与你相随/我世世与你相逆。”“相逆”在诗中指男女鲜明的性别特征和角色定位,“伟大的男性愈加伟大/伟人的女性愈加平凡”从另一角度表现这一意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平凡”其实是伟大的另一种形式。傅天琳也并不热衷于舒婷式的并肩独立,而是选择“与你相随”。这些诗歌如果出自当代男性诗人,在现代语境下,可能多半被解读为对女性的歧视或压迫。但作为女性诗歌,傅天琳的选择具有特殊的现代意义。

如果说,由于现代社会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现代女性追求平等、独立乃至超越是无可争议的话,那么,似乎也没有理由指责傅天琳做出的归于传统的选择。男女平等,众所周知,是人格、权利的平等,并非一切“扯平”。男女平等既非以简单的一比高低为旨归,也不是以泯灭男女界限为目的。因此,当“你就要上路”,“让我最后为你勒紧马的肚带”,未尝不是一种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合乎逻辑的选择。

本来,作为几千年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的一种反拨,现代女权主义意识崛起,应该具有某种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问题是,合理的尺度在哪里,是否需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传统女性角色的选择是否还具有合理性,这种选择是否降低了女性的价值?

任何一类物种,都需要内部的分工,而性别分工是最基本的分工。原因在于,物种不但需要生存,需要对生存空间的征服,而且需要后代,需要生存时间的延续,而分工协作无疑有利于这些的完成,进而有利于物种的生存和延续。如果缺乏必要分工,由同一角色完成所有使命不但对每一个体都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以来,社会分工更加精细,无疑证明合理的分工是进步的动力甚至前提。

男女性别差异这种基于互补原理的最原始、最基本的人类分工既然不应消泯,因而男女的平等也不应该以模糊性别的界限为目的。基于现代社会更加宽容和多样化原则,没有理由不认为,在现代女性的以超越男性为特征的女强人观,以舒婷“木棉树”为代表的平等观之外,仍然恪守传统女性角色的选择同样具有至少是多样并存的合理性。这种选择只有在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看来才是降低了现代女性的价值。

由于选择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因此在傅天琳的诗歌中,有时会流露出一种古典女性的幽怨:

或拾一朵寂寞的宫花/答谢溪水/郁结的愁怨琵琶弦,说也说不穿//一千年一万年/有一只伤心的白兔/夜夜哭泣/哭泣出清冷的月光/渗入喷水池/打湿我的灵魂(《雕像:少女》)

这种幽怨是对女性境遇的一种述说,来自于内心“约约不安”(《雕像:少女》) 的感受。这种“不安”,主要由于性别互补的需要和自然生成的障碍,即男女最优化的互补、追求,由于自然、社会、家庭甚至个人、机遇等原因,难以顺利实现,在傅天琳的诗歌中,往往表现为爱情、婚姻追求的困境。傅天琳的诗歌生动而优美地描写了这种“不安”,即这种自然障碍的存在和难以消解,却并不以主动的追求去获得消解的可能。这是传统中国女性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点,也是选择了传统女性角色的傅天琳诗歌的特点,即她的诗并不以热烈的追求见长,而是以娓娓、深沉而略带苦涩的述说为特征。

母爱和儿童诗歌

理解了傅天琳的女性观,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在惴惴不安的同时,又满怀期待地做了母亲,并以母亲的心灵和细腻,描绘出一个纯真、动人的童话世界:

渐渐地/少女的天真飞走了,渐渐地/我的双臂不能再作飞翔的姿势(《八月的钟声》)

在这首诗中,傅天琳描绘了初做母亲的体验:“带着羞涩与惊慌”,还有“呕吐”等生理反应,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初为人母这一特定时刻。虽然有难受的反应和不可预期的风险,但是,“我的整个心灵沐浴在高尚的和平的芬芳里/我不允许任何懦弱、疲惫与呆滞靠近我的身体”:

我的船正在行驶/从此岸到彼岸/从单纯到丰富//……我做母亲的日子是八月/ 苹果红红,谷穗黄黄/红红黄黄的八月/现在该为八月编篓子了/我想我也该编织摇篮了(《八月的钟声》)

做母亲虽然不易,但在傅天琳笔下却那么美好! 同样地,抚养孩子充满艰辛,在傅天琳笔下却仍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即使秋天/她也能听见出芽的声音/蝴蝶结在胸前/翩翩飘起//母亲和孩子缠在一起/白夜解不开/雷电劈不开/也许只有在孩子下地的时候/蝴蝶结才会缓缓松开/还原成路//而她只是顺着风顺着河流走去/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画家/她也不知道/自己正径直走往一幅油画中去/成为圣母(《背带》)

用“背带”背负孩子,这样可以用双手劳动或工作,曾经是中国妇女非常普通的选择,在傅天琳笔下却是极富于诗意的。由于傅天琳安于做母亲这一神圣的传统身份,因而孩子在她的笔下自然是无比可爱的,牵动了母亲的每一根神经:

你仍是一枝风/你仍在我的臂弯//夏夏你睡了/湖中多了一朵睡莲/世界多了一种和平/没有人敢惊动你的门帘/没有人咳嗽/你仍是一棵树,你的发/轻轻落在我的面颊(《夏夏的头发》)

在傅天琳笔下,“夏夏”简直就是天使,美丽而神圣。有意思的是,就像傅天琳自己恪守传统女性性别角色一样,她也把自己的孩子按照不同的角色来培养:

如果今天夜里突然起风/不要害怕,妈妈/我是家里的男子汉//我已经六岁了/我会举起长长的陀螺鞭子/把不听话的风/赶到/没有灯光的角落/让它罚站//……如果你收到一封从天上拍来的电报/那就是你的男子汉儿子/要摘来一颗星星/照你写字到很晚很晚(《我是男子汉》)

对男孩子,傅天琳期望“你的手臂会像道路一样伸长/你的胸膛会像草原一样宽广”,也不担心“你将要长大/ 你将要走出去”。而对女儿,则给予更多的“守候”,还多了另一份心事:

你睡着了你不知道/ 妈妈坐在身旁守候你的梦话……//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而呼唤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名字/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梦话》)

傅天琳有时像一个大阿姨,而不仅仅是一位母亲,带着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六月那么蓝/蓝的似海/孩子们的白衬衫该是海上的帆了/孩子们的红领巾该是帆上的旗了/孩子们的黑眼睛该是旗上的星了。”(《六月》))或者以儿童的心灵和眼睛观察世界,描绘儿童的世界:

有很多树枝调皮地拦我/狼的眼睛装鬼火吓我/小刺猬,偷果子的小刺猬/一到晚上是不是你在学老头咳嗽//小溪总是不停地流/有很多鱼儿在我身影里游/是谁投一枚松果/把我的影子击碎/小松鼠,小猴子/看见你们我就把自己忘了(《森林童话》)

傅天琳的女性、母爱和儿童诗歌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欣然接受,一方面使傅天琳在诗歌中对男性的描绘仍然是雄健而非委琐或暴戾的形象,有别于一些现代女性诗歌,尤其是女权主义诗歌,另一方面,她也自然而然地以担当传统母亲的角色为骄傲。傅天琳以母爱和童心描绘的儿童世界,编织儿童的梦幻,具有儿童的纯真和鲜明的理想色彩。傅天琳的女性、母爱和儿童诗歌开创了现代女性诗歌的新天地,丰富了现代女性诗歌的内涵,构成中国当代新诗的一道特殊风景,并为现代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另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