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发表以来,雷锋逐渐成了国家伦理的典范,成了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偶像和道德神话,他是那么的完美无缺,令人震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公而忘私”“对业务精益求精”“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都是对雷锋精神的经典表述。渐渐地,雷锋离大众越来越远。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开始认为雷锋是不真实的,他们不相信世界上会存在这样一个如此完美的人。有的人甚至认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雷锋精神过时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像雷锋那样不计报酬地做事,无异于是个“傻子”,不符合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运作伦理。由此,学雷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外在形式,人们可以敬重雷锋,可以因雷锋事迹而感动,但却大多不愿真正去学雷锋。

其实,雷锋是一个优秀而又普通,传统而又现代,离大众并不遥远且十分可爱的人。从越来越多关于真实雷锋的文献中能够清晰而真切地感受到雷锋身上所蕴含的现代气质,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惊奇。可以毫不夸张也不牵强地说,雷锋在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中是相当现代的一个。发掘雷锋精神中的现代意蕴有着重大的价值,它不仅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雷锋,拉近他与大众的距离,大大增强雷锋精神的“可学性”,而且有助于深刻反思我们的道德教育。

一、 雷锋具有主动的人生态度并热衷于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传统人往往株守一隅,消极被动,随波逐流,活动空间狭小。在现代社会,人往往是在流动以及流动所带来的新的机遇中去寻求自己的最佳位置、提升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改善自己的境遇的。

在雷锋短短的一生中,他始终具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尽可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断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从不满足于现状。如果说雷锋把自己看成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么雷锋更多的是按其意愿自己主动地搬,而不是被动地任由他人搬。这一点,仅从雷锋在追求社会流动中所描绘的人生轨迹里,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在雷锋那个年代,面对现实和命运,受动性几乎是人的全部特性,而雷锋却是一个典型的主动进取、不断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人。从1956年小学毕业到1959年底入伍短短的3年多中,雷锋频繁流动,共换过7次工作。在雷锋的多次职业流动和人生转折中,最能体现他主动精神的有两次,一次是去县委机关当通讯员,一次是参军。

1956年,由于县委机关的一名通讯员参军,需要一人来顶替。县委组织部干事黄菊芳到各个乡去物色,但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一天,黄菊芳来到雷锋工作的安庆乡政府,在等待乡长时,她发现一旁桌子边的几个青年正在做《秋征花名册》,气氛很活跃。笑容可掬、机灵可爱的雷锋引起了黄菊芳的注意,于是两人聊了起来。在谈到家庭情况时,雷锋的笑容消失了,流着泪告诉黄菊芳自己写过一本苦难家史的小册子,想给她看看。这本以“苦难的家史,我的理想”为主线的小册子打动了黄菊芳,她很是喜欢雷锋。后来,雷锋正好撞见黄菊芳与乡长谈话,听乡长说黄菊芳很关心、同情他,雷锋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带着几分恳求、几分焦虑的心情说:“老黄,请你一定要帮我介绍一个工作,我不愿一个人呆在屋里,我要参加革命工作,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1]第二天一大早,雷锋又专门找到黄菊芳,表达了自己很想早些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请求黄菊芳为他做推荐。这年11月,在黄菊芳的极力推荐下,雷锋终于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决定性转折。

雷锋参军的曲折过程也很能反映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主动精神。雷锋报名参军后,在兵役局和接兵部队的目测中就因身材矮小被淘汰了。雷锋很沮丧,但当满载具备体检资格的应征青年的汽车开动时,不死心的雷锋紧追汽车硬是爬了上去。到了体检站,雷锋为了表达自己参军的决心和引起部队首长的注意,送水、打扫卫生,到处抢活干,还拉着接兵部队的参谋苦苦哀求,终于得到一个体检机会,结果身高体重都不合格。雷锋仍不放弃,又几次去找辽阳市武装部的余新元政委,每次要走几十里路,有一次甚至在值班室等了一宿,连续几天,总算见到余政委。雷锋发挥优势,缠着他大讲自己的苦难家史,结果政委被感动,答应给雷锋争取一次复检的机会。没想到第二天雷锋就拎着一只小皮箱跑到兵役局来对余政委说:“我把这点家当都带来了,这回我走定了,叫当不叫当都这样了。”[2]81这种少有的固执与坚决让部队对他不得不重视起来,为他说情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确定雷锋身体不合格的医生也替他说情。最厉害的是雷锋竟拎着家当跑到余政委的家里,扫地、打水、擦玻璃、生炉子……与余政委的爱人处得跟母子似的,结果余政委的爱人也为他求情。这件事甚至通过余政委惊动了辽阳市委书记,并得到他的支持。后又经过诸多曲折,雷锋终于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候补名额。在新兵营当便衣通讯员期间,雷锋每晚都给军官们在铺位前放上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在脸盆里盛满温水,把毛巾、牙刷放好,每天还积极整理内务,打扫卫生,件件事做得让人无可挑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后雷锋终于在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参了军,实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二、雷锋善于交往并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雷锋性格外向开放、单纯友善、谦和宽容、乐观阳光,十分惹人喜爱,这种性格和品质使他非常善于与人交往,而良好的性格和人际关系又为他提供了不少发展机遇和人缘支持。雷锋天性活泼开朗,走路也时常连蹦带跳,每天乐呵呵的,几乎没人见他愁过脸,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交往,觉得与他在一起很受感染,很愉快。

雷锋善于交往,还体现在对他人的大度宽容上。在部队,雷锋一开始并不顺利。由于雷锋喜欢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班务会上经常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人,渐渐得了个“马列主义者”的外号,一些战友甚至连队干部说他爱出风头,做好事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风言风语不少。有时雷锋还被“穿小鞋”、遭挤兑,比如该轮到他练习开车时常被班长派去搞卫生或去菜地除草,失去了一些学车的机会,导致驾驶技术不太好。[2]148一个战友为雷锋鸣不平,问他为什么不提意见,雷锋回答说,搞卫生、拔草总是要有人去做,别的同志多上车先学好,也对连队有好处,自己慢慢学还是赶得上的,不应该为此对班长有意见。1962年3月,雷锋所在部队在一地施工,驻地附近有个村子的二十来岁、长得挺漂亮的妇女队长常带着一帮姑娘来部队做好事,看上了已是班长的雷锋,但雷锋一点都不知道妇女队长的心事。按部队纪律,战士不能随便与地方女性谈恋爱,否则就属大错。有人向指导员反映说雷锋和妇女队长谈恋爱,指导员没了解情况就把雷锋批了一通。雷锋感到十分委屈,但他并没有埋怨和记恨任何人,而是大度地对指导员说:“没有这些事,请领导放心,我不会给部队丢脸。”雷锋在1962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里话:“从内心往外说,我没有和哪个女同志谈情说爱。指导员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风从何起。……现在,有同志说我谈情说爱,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误解。我是个共产党员,对别人的反映和意见不能拒绝,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也要虚心接受。现在有的同志还不了解我,冤枉了我,使我受点委屈。这也没什么。……‘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没有这回事,就不怕人家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情总会清楚的,让组织考验我吧。”[2]200雷锋1959年底入伍,当年就已成为沈阳军区的名人,这场冤枉的恋爱风波发生在雷锋牺牲前不到半年,那时的雷锋在全军都已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面对无中生有的冤枉,不摆谱,不以势压人,始终谦虚谨慎、宽容大度,有这样的品质,自然容易与人相处。

值得一提的是,雷锋尽管谦虚谨慎、大度宽容,但也不是逆来顺受、事事从众。对于有些风言风语,雷锋坦然面对,坚持己见,不为左右,多少有一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勇气和个性。他不会因为有人议论他做好事是给别人看的这类风言风语而不再做好事;不会因为留刘海被人看不惯而放弃。

善于交往与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品质,雷锋尽管生活在传统社会,但他却有着这方面的良好素养。这种素养不仅增强了雷锋个人的幸福感,而且为他的个人发展也增添了诸多机会。我们通常只是说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这话不错,但并不透彻。因为这话并未言及机会的来源,而且我们往往夸大了机会的偶然性,强调的只是个人对机会的准备。尽管机会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获得的,故此,交往广泛和人际关系好的人相对更容易成功。

三、雷锋好学上进并善于表现自己

雷锋是一个十分好学上进的青年,他有一种孩子般的心态和浓烈的好奇心,见到新鲜的事情总想去尝试和学习。读小学时,活泼好动的雷锋就喜欢动手制作一些东西,想在集体活动中积极地展现自己,他学过在木头上刻章,参与研制矿石收音机等。在县委机关工作期间,雷锋积极报读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并恳求插入初中班学习,白天工作,晚上读书。有时随领导下乡,他就坚持出差前“领课”,回来就“补课”。雷锋最终完成了初中学业,这为他后来创作出短篇小说《茵茵》和《南来的燕子啊》等十来篇新体诗歌以及写出具有相当文采的《雷锋日记》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雷锋在《望城报》发表自己第一篇文章《我学会开拖拉机了》后,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还曾对县委组织部一干部谈起过自己的作家梦。“雷锋去世后,从他留下的文字和文笔风格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一个有潜质的文艺爱好者。”[2]48雷锋不仅学文化、学写作,而且还学过理发、吹口琴、拉手风琴、说普通话,朗诵、歌舞、说快板、办墙报,样样都能来几下,一直是个文艺骨干。

雷锋从小就比较喜欢抛头露面,积极表现自己。他刚从上车庙小学转到向家冲小学时,发现学校最重要的集体活动是腰鼓队,便主动要求参加。起初学校因为他个头太矮,怕影响队列的整齐,没有选他。雷锋很着急,就反复要求,后来终于成为腰鼓队里最活跃的分子。每次校外活动,人们都能看到个子矮矮的雷锋背着一面皮鼓,挺得意地走在队列中。在学校组织的跳舞、学普通话、演讲比赛、打球、上台献花、政治学习等各种活动中都能见到雷锋的身影,同学们形象地用当地一种“浮头鱼”来称呼他,这个外号得名于他活泼开朗、喜欢表现。

到了部队,雷锋一有机会就主动指挥大家唱歌,上台发言,做忆苦思甜报告,参加各项集体活动,尽情地展示自己、完善自我。

四、雷锋热爱生活并追求时尚

在政治上让人如雷贯耳的雷锋,在生活上可不是一个“老土”,而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阳光青年。他总是那么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青春激扬。他热爱人生,积极融入主流生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领先潮流的时尚青年。

雷锋在生活上有着浪漫的情调。他是一个爱花的人。望城农民喜欢种红花草(学名紫云英)肥田,每到阳春三月,红花草盛开,如火如霞,雷锋喜欢到田野里观赏这种美景,还采一些回来养在盛水的小玻璃瓶里。据雷锋的干姐姐冯健回忆,她去北京开会时,雷锋还特意采来一束红花草送给她。冯健发现雷锋其实是个很爱漂亮的小伙子,他疏着整齐的发型,每当走到能照见人影的玻璃窗前、清水池边,都要拉拉衣襟,理理头发,掸掸尘土,做出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2]37雷锋穿着时尚,喜欢把白衬衣的领子翻出来,明显与众不同。雷锋很喜欢照相,这也体现了他爱美的性情。

令人惊讶的是,雷锋还有一些相当高档的个人用品。雷锋16岁一开始工作工资是23元,后来涨到28元,与同龄人比,收入算是不错的,到鞍钢后工资又有提高。他平时比较节约,又无任何其他负担,自然有些存款,所以也算的上是比较有钱的人。他平生最大的几笔消费,都是在鞍钢时期。雷锋上下班总是穿着一套工作服和大头鞋,同事们都劝他去买件流行的皮夹克,他开始不同意,后来在几个女老乡的再三鼓动下,便一次性去买了一套豪华新装:一件44元的“光荣花”牌皮夹克,一条深蓝色的华达呢裤子,一双黑皮鞋,还买了一瓶“友谊牌”雪花膏。更叫人惊奇的是,雷锋还有一块瑞士产的“英纳格”牌手表。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普通士兵拥有一块进口表意味着什么,这是今天的年轻人很能想象得到的,因为直到70年代末,手表都还是值得炫耀的紧俏货和奢侈品。正因为如此,当1980年有人提议将雷锋戴手表的照片予以展出时,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随着时代的进步,在2003年初完成扩建工程的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终于展出了这幅照片,那块令当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瑞士名表“英纳格”原物也同时展出。雷锋有手表的事实之所以过去要隐瞒,无非是怕有损雷锋艰苦朴素的形象,令典型不够完美。这必然会使人们产生疑问:雷锋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雷锋不是“公而忘私”吗?他怎么不把买这些高档品的钱都捐给灾区人民或交党费呢?我们过去树典型就近乎于在“造神”,得不偿失。难怪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已有相当独立性的一代年轻人就难以理解雷锋了,他们看雷锋就像是在看一个遥远的神话,直到他们了解到雷锋原来也是一个穿皮夹克和戴手表的时尚青年,才似乎找到了与雷锋对接的接口。

雷锋总体上也的确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在收入较高的鞍钢时期,雷锋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月月有剩余。每月发工资前,都事先计划好,先留出伙食费、一次电影钱和必要的生活用品费,余下的全部存银行。雷锋在经济上帮助过不少人,还捐献过200元钱,但如果要求一个高尚的人就不应该有自己的一点享受,那就是一种不合人性的怪异心态了。

五、雷锋一定意义上在践行着

利他与利己的统一

现代道德在本质上追求的是利他与利己的尽可能统一,它既坚决反对损人利己,也不提倡利人损己,而是更赞赏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赢。现代社会也是一个更加追求公平的社会,即追求机会的人人均等和权利与义务、付出与所得的大致统一,并以此为目的来构建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互利机制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赏罚机制,将此视为一个社会公理。一个社会中,如果好人总是吃亏,小人总是得利,那就没有公平可言,也没有道德可言,好人就会越来越少,小人就会越来越多。

其实,“利己”在理论上只是一个中性词,它既不必然意味着善,也不必然意味着恶,换句话说,它既可能导致恶,也可能导致善。从中性的意义上讲,利己即自利,自己做有利于自己的事,这源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在正常情况下,人总是趋向于去做使自己感到愉悦和幸福的事情,而避免去做使自己感到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利己本身并不涉及道德问题,只有利己的手段和方式才关涉道德问题。但长期以来,我们把利己贬义化、庸俗化甚至妖魔化了,把利己与利己的手段混为一谈了,似乎利己就必然导致损人和不道德,似乎利己与利他是天然对立的,这种割裂利己与利他统一性的认识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也是十分有害的。

雷锋一生都在想使自己发展得更好,使自己变得更有价值,而且他也很好地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雷锋也是利己的。他的每一次社会流动,都是想寻找到更好的人生位置,从而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如果我们要质疑,雷锋小学毕业回乡后为什么不投身到艰苦的农业生产中去,为什么不安心农村、扎根农村,这有道理、近情理吗?自利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自利的手段和途径,雷锋是通过利他和为社会服务来获取自己应有利益的,这完全符合现代道德的要求。

雷锋的自利有其鲜明的道德立场:一是雷锋不以利己为利他的功利性前提或目的;二是雷锋并不追求利他与利己的线性因果关系;三是雷锋利他行为所追求的回报均为精神回报,包括荣誉和精神的自我满足两方面。

雷锋为什么做那么多好人好事,而且乐此不疲,这一定有其内在需要和动机。这种需要在雷锋身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且均为精神需要。第一,雷锋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善的意识。雷锋在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善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一种内在需要,有需要就一定会寻求满足。雷锋满足善的需要的基本方式就是“与人为善”,就是施善和行善,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就获得了一种满足、快乐,甚至享受。对于善良的人来说,助人为乐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帮助他人,特别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而不是说帮助他人是一种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本身是吃亏,只是由于帮助他人的人思想觉悟高而把吃亏人为、努力甚至强迫地当作快乐。行善理当是利人与利己的高度统一,而绝不是利他损己的事情。行善一方面帮助了他人,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自己,即满足了自己善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给人带来的当然是内心的愉悦,所以有善的需要并追求这种需要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往往更容易身心和谐,健康长寿,这也是利他所带来的结果上的自利,现代科学研究也已证明了这一点。雷锋是一个有善的强烈需要的人,假入他没有能力或条件通过利他来满足自己的这种需要,那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痛苦和不幸。第二,雷锋有一种强烈的报恩意识。雷锋在旧社会经历了一个苦难的童年,解放后过上了一种崭新的生活,这一切对他来说就像做梦一样。雷锋觉得党和人民给了他太多,而他欠党和人民的也太多,于是很自然地便产生了一种那个时代很多人所特有的报恩意识。这种意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雷锋的内心就会失衡和不安。雷锋报答党和人民的方式就是努力工作,多做好人好事,使自己发展得更快,变得更有价值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由此,雷锋在满足报恩的需要中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和愉悦,这同时当然也是一种自利。第三,雷锋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意识。对雷锋来讲,这种荣誉意识,就是对获得荣誉的渴望。雷锋一生中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他曾在日记中数次记录下在梦中见到毛主席的场景。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动力,而在那个时代,见到毛主席可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通常只有了不起的模范、标兵才能享有这样的荣誉,这就说明雷锋很想成为获得这种荣誉的模范、标兵,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一种自利吗?事实上,雷锋如果不是意外去世,他很可能亲眼见到毛主席。1962年6月,沈阳军区政治部已批准雷锋作为军区代表参加国庆观礼,遗憾的是他8月15日便因公殉职。

需要即人感到某种欲求而力求得到满足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归因。马克思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3]286“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514无论是需要的产生还是需要的满足,其指向都是自利的。雷锋的行为一定有他的动机,而动机背后一定有他的需要,他正是在满足自我需要的种种行为中,践行着利他与利己的统一。

事实也是如此。雷锋一方面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得到了很多,只不过这种所得都是精神性的,但这同样也是一种回报与报酬。不要一说到回报、报酬,就用庸俗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要么就是物质性的,要么就是外在功利性的,精神性的愉悦和享受、自我精神需要的满足、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样也是,而且往往是更有价值的回报和报酬。所以,雷锋并不是一个“傻子”,说雷锋是傻子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傻子。从关于雷锋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满足的人,也是一个性格和人格非常健康的人,这在根本上得益于他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益于他助人为乐、踏实肯干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这也是他一生发展迅速、顺利的最大资本。如果雷锋不是因为意外事故而牺牲,他个人将前途无量。可以说,雷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好人有好报”的例证。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吃亏”“傻子”来概括雷锋精神的实质,所谓“吃亏”“傻子”,往往只是雷锋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常常是道德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并不是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从各种关于雷锋的文献和故事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雷锋的幸福感其实很强,他的生活很充实,甚至有些诗意。

有必要提及,雷锋做好事并非是不留名的,他从未争过荣誉,但也没拒绝过荣誉。我们过去宣传的模范典型,几乎都是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似乎做了好事留名就是动机不纯,其行为就要大打折扣。其实,一个人做了好事又说出来,也许是他做的第二件好事,因为他用自己的道德又影响了他人和社会。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领略到,雷锋精神不仅体现着传统美德,而且蕴含着现代气质。雷锋精神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不仅值得过去的人们学习,同样值得当今的青年学习。雷锋精神的许多元素都具有普遍、久远乃至永恒的价值,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不仅应该学,而且可以学、能够学。

参考文献:

[1]孙建和,殷云岭.雷锋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35.

[2]师永刚,刘琼雄.雷锋1940-1962[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扈中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广东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赵 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