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

很多学者很理性地指出《水浒》中的暴力和血腥。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更需要我们的理性思考：为什么《水浒》的作者——几百年间的书会才人和施耐庵这样的文人们要这样写，且写得津津乐道、热血沸腾；几百年间城乡书场边的无数听众以及《水浒》成书以后的无数读者又都听得或读得津津有味、攘臂欲斗，更令人吃惊的是，包括李贽这样的顶尖思想家和金圣叹这样的顶尖文学鉴赏家，也同样对《水浒》中的血腥描写、杀人场景摩挲再三、玩味不已、称赏不休……

结论是：我们集体需要发泄。

鲁达拳打镇关西，第一拳，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至此本来已经写足，可偏要再写出“恰似开了个油酱铺，成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第二拳，打在眼眶际眉稍，“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进出”，也已经写足，偏要再写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第三拳，打在太阳穴上，施大爷又是眉飞色舞：“却似做了一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钱儿、铙儿，一齐响。”

施大爷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的回答是：他自己很享受这个打人的过程。因为他心中郁积的东西太多，需要痛快淋漓的释放!

金圣叹在回前总评上说此段文字，是“一片热血直喷出来”。而李贽在这段文字的后面，连声赞叹：“好文章!好文章!直令人手舞足蹈!”他对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更是下了这样一连串的评语：“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

我的感觉是：鲁达的拳头，打出了我们心中的恨、心中的怨、心中的冤、心中的仇。

《水浒》，是一个民族集体仇恨的结晶。

我多年前读李贽、读鲁迅，就感觉出一个现象：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敏感而有良知的人，一定会有精神上的创伤和变态。《水浒》的作者，就是有精神创伤和精神变态的人。《水浒》的读者中，又有多少这样的人?

请看下面的文字，多么令人恐惧：

何涛奉上司之命带人来石碣村缉捕晁盖等人。阮小二提着锄头，跳上做公的船上来，“一锄头一个，排头打下去，脑浆也打出来”。这些做公的，到石碣村来，是上司差遣，是职务行为，与阮小二等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阮小二对他们哪里来的如此仇恨?

百十来条船上的官兵，被晁盖等人一把火烧得逃到烂泥地里，公孙胜拿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剑，喝道：“休教走了一个!”于是，明晃晃的刀枪和鱼钩，排头儿搠将来，无移时，都搠死在烂泥地里。

是什么样的仇恨，让他们如此残忍?金圣叹还在旁边说风凉话：“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也，岂意今日一锄头已足。”

医学上有一个词叫“带瘤生存”。同样，假如一个社会总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总是强者暴弱，众者欺寡，总是强者制定规则，弱者被动接受，强者通吃，弱者无告，那么弱者也就只能压抑着怒火，带着满腔的怨气，很压抑地生存。我把它称为：“带气生存”。

问题是，从个人角度讲，气积压在心头，年长日久，越积越多，人的心理也就不正常了。从社会角度讲，大面积的有心理问题的人，大面积的“带气生存”，全社会也就会充满火气，充满一股可怕的暴戾之气。而这种火气，曾经烧掉过阿房宫，曾经让“内库烧为锦绣灰”，曾经在“天街踏尽公卿骨”。

多年前，我读十六国历史，看到石勒俘获二千石以上的晋官，除去极少确实不贪污的，一律就地处决；攻入城池，肆意破坏劫杀。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残暴”的道德标签就可以说清的问题。

殷天锡殴死柴皇城，柴进说：“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却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结果，李逵还真是把那殷天锡和鸟官高廉一起砍了。

这倒真的怪不得李逵。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警告：只要条例还依得，就不砍你。可惜条例依不得了。

一个社会，假如不能做到完全不让人生气，那就要尽量能让人消气，给人消气的渠道。比如，有一些条例，而且，这些条例还能依得。不然，这天下，就充斥着石勒、李逵这样动不动就“排头砍去”，大叫“吃我杀得快活”的杀星了。

编辑岳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