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杰

1894年7月25日，因为朝鲜问题，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甲午战争，战事迅速在陆、海两个战场全面展开。凭借明治维新带来的锐气和朝气，日本军队很快在两个战场占据了上风。

先是日本联合舰队在9月17日的黄海大海战中以弱胜强重创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一举夺得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紧接着，日本陆军第二军在海军军舰的支援下，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顺利登陆，相继占领金州、大连，并发起了攻克北洋水师要塞旅顺的战役。日军经过激烈厮杀，于1894年11月22日攻陷旅顺，并就此展开了为期四天三夜的残酷屠城，旅顺一时间成了一座恐怖的人间地狱。

关于此次野蛮的屠杀行动，亲历其事的西方记者、海员以及外交官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英国人艾伦在其1898年出版的《龙旗翻卷之下》中这样写道：“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尔曼于11月29日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本人又大肆屠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他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说：“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日军在旅顺城惨无人道的暴行，迅速通过部分国际媒体传向欧美。1894年11月26日，英国的《泰晤士报》率先刊出旅顺大屠杀的消息。紧接着，美国的《世界报》刊登了发自该国驻烟台领事馆的报道，随后又连续揭露日军在旅顺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大声痛斥：“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得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通过国际上新闻媒体的客观报道，日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上至政府官员下到普通民众“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和愤怒”。美国的报章甚至认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得脱文明之假面野蛮之本体矣。”

日本人对于自己军队在国外所犯下的罪行，一贯奉行讳莫如深、百般抵赖的方针。日本国内至今仍有人固执地以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的事件，不肯承认血写的事实。对于旅顺大屠杀，他们同样也是千方百计地予以洗脱，妄图掩盖事实真相。

甲午战争战事正酣之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制定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强制规定：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必须送交指定的警保局审查通过才可以发表。与此同时，军部大本营对于随军采访的记者颁布了苛刻的所谓“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采访行为，一旦发现“有害的记者”，立刻押送回国，给予重罚。

对国外媒体，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一方面采取“银弹”战略，重金收买英国路透社、美国《华盛顿邮报》等为日本军队大唱赞歌，极力否认旅顺大屠杀的事实。另一方面，在西方《世界报》、《泰晤士报〉客观地报道了旅顺大屠杀的真相之后，因害怕导致“欧美各国舆论与日本舆论之间的冲突，成为外交上的障碍”，又忙不迭地两次发表“陆奥声明”，宣称日本军队“自始至终遵守军规，优待俘虏”，那些被屠杀的中国民众都是“脱去军装，换了平民服装，装扮成当地居民的中国士兵”。

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说西方记者和外交人员的记载不足以采信的话，那么，参战的日本军人出版的《征清记》、《从军记》以及《行军记》等回忆录，则无疑是更加有力的证据。

参战的日本随军记者小野六藏记载：“我在市街漫步，看到每家多者十多名，少者两三名敌尸……其惨况不可名状。”日本步兵田仲藏也证实说：“看到旅顺市内的人皆遭屠杀……一般人家也都有三人到五六人被杀。”而日本间谍向野坚一则在日记里透露说：“山地将军(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的师团长)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旅顺口内确实使人有血流成河之感。”

这说明：旅顺大屠杀确实是由日本军队首脑一手导演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而且，当年在旅顺参与屠杀行动的，不光有日军，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随军记者、随军国会议员，甚至连车夫、担卒、马夫也手持火把、日本刀和手枪，冲向街头参与了屠杀。这样恶魔一般的军队，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简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那么，日军为何要在旅顺进行疯狂的屠城呢?

表面上看，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之后一直没有碰到中国军队强有力的反击，克金州、陷大连，一气呵成，进展十分顺利。但是，在攻克旅顺的战役中却遭到了部分守军的猛烈阻击，付出了300多人的代价，这让自视“强大”的日本军队无法接受，于是便在旅顺城内疯狂报复。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动因是：此前在黄海大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以弱胜强”，重创北洋水师的战例，让日本陆军感到了空前的压力。没有抢到头功的陆军急于在国民面前证明自己的“神勇”，便恼羞成怒地把数万旅顺的和平民众当成了泄愤的对象，以显示自己并不逊色于后起的海军“小字辈”。

而从更深的民族心理上分析，这也体现了一直处于弱国地位的日本终于战胜了强大的邻国之后的一种变态发泄心理。在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官民的印象里，日本向来就是“蕞尔小国”，一直被蔑称为“倭国”。这种妄自尊大的民族优越感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这场疯狂的屠杀行动，完全可以解读为一种终于战胜了“上国”的狭隘的报复行动。

当然，英国人艾伦在其《龙旗翻卷之下》中同时认为：日本的屠杀与清军冷酷地对待日本战俘和尸体的手段有关。持此种观点的，还有英国当时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亨利·诺曼，他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根本不抓俘虏。不论是那些死者、伤者还是被征服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砍下他们的头颅，并以各种方式残害他们的肢体。”来自其他第三国的观察者也记载了这方面的大量情节，这些资料显示：中国军队在俘虏了日本的战俘后，首先是将其斩首，然后往往是将其肢解、剖腹挖眼、割掉生殖器等。正因此，日军首领山县有朋曾经要求自己的士兵不要做俘虏：“一旦无法逃脱被俘虏的命运，我们的士兵就应当勇敢地自杀，以死来证明帝国的武士精神与我们的英雄祖先的卓越声名。”

站在现代文明社会“虐俘”为一大丑闻的新高度上看，如果这些资料确实的话，那只能说明在我们民族身上同样也残留着相当野蛮的一面，值得今天的国人深省。

尽管对侵入本国领土之上的敌军士兵有些许不人道的行为，但这恐怕也不能成为敌方残酷屠杀和平居民的一个理由，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前者纵然被虐待，他们的身份也还是入侵的士兵，而后者则是与战争没有关系的平民百姓。日军如果将此作为制造旅顺大屠杀的借口，亦暴露出这支军队的残暴本质。43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日军在南京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时，对日军的暴行也就有了更深的认识。

编辑石用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