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八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愚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是痴迷于追问命运的。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也是一部追问天命的混沌之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论。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并认为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命运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气决定的。“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

除了理学家之外，历代名人热衷谈命的还有不少。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朱熹有《赠徐叔端命序》，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命运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比如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部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扎扎实实地埋头用功。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向上的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也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成为理学名家。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凭借意志，就可以在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正是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使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创立了一支崭新的军队。在湘军进展顺利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后来，他在批复刘铭传的禀帖时总结自己的经验道：“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然而)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曾文正全集·批牍》)

但是，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又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不过意义已经不同：“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皇帝，奋斗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进取心极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常人，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而居家一年郁郁寡欢之际，回首自己的一生，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极度痛苦之中，“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成了他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他再一次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命运的不平并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的人庸碌无才，却获得美名，有的人才华横溢，却受尽屈辱；有的人，一辈子苦心钻研，学有所成，最终成果却被世界埋没；有些人，素质、能力、时代、地位都差不多，但一生命运却迥然不同。

天意从来让人琢磨不透，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的。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

揆诸自身，他也分明发现了“运气”的作用。

他的一生有太多的想不到：他本是万山丛中至僻之地的一个乡下学生，资质笨拙，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在前途茫茫之际，料想不到自己后来会成为湘乡县出来的最大官员，终于考中了进士，不过仅列三甲第42名，本来没什么希望进入翰林院，结果朝考成绩却出奇得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

这已经是梦想不到之事了。谁又能想到，他在此后的京官生涯中，仅仅靠动动笔头，写写文章，就十年七迁，从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升任礼部右侍郎，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也引发了他第一次谈论自身命运。他在给陈源兖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命数有定。”

当年的同学、朋友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只有他的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这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没有上天的安排吗?事实上，如果不是遇到对理学家有特别好感的道光皇帝，他直升机式的上升是绝不可能的。

离开北京后，他的命运之流发生了逆转：京官生涯中，他并无功于国家，却连连升官，投身军旅后，他舍出身家性命，挽狂澜于既倒，却因为咸丰皇帝对自己的过度提防而失去了官运。从咸丰二年到咸丰八年初，他的职务没有任何升迁。期盼多年的督抚之位，一个个落到他部下的头上，就是不给他。命运就是这么让人难以捉摸。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那么，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控制。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的，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粟，在命运的簸箕

中随机跃动。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人黄老，由执著事功而进入到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署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如果把自己的这次挫折理解成天命所定，或者说宇宙间那个神秘的、超出人力所能理解的力量所定，那么，一切的郁闷不平也就烟消云散了。

曾国藩认识到，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地执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那人间小小荣辱风波则不值一提。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他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涨，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坚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成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火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唯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而出危险。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能静居日记》)意思是说，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十

随着阅历的增长和老年血气衰减，曾国藩对天命越来越迷信。

早年他信奉人定胜天之说，而现在他开始相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

他早前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事居半”。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后来他又认为：“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有时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运气口袋，一切皆是运气为之。一个人一生的寿命、健康、穷富、贵贱，乃至赌博的输赢、科举的成败、军事的成败，基本都是由命运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坚信，人的努力天是看得见的：“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因此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相信老天爷会给他期待的回报。然而，一生的阅历却让他逐渐动摇了青年时代的信念。

有太多事让他对命运产生迷惑，比如自己亲人的命运。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却个个命运悲惨。他因此认定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说，讥笑那些“朝耕而(图)暮获，一施而(望)十报”之人。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以自己而言，如果不遇到太平军起天下大乱，他估计只能以一个平庸的循吏姿态进入历史，不会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名臣。

所以，对于自己一生的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清人朱克敬的《瞑庵杂识》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焘日：‘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日：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不信书，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后天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信命运，代表他认为命运是决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万世”则说明这是他_生的最后结论，不再更改。

十一

如果我们因此而嘲笑曾国藩心口不一、愚昧落后，无疑是不恕不当的。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但是细想起来，只是蚍蜉撼树而已。人与天，主观与客观，当然是后者强大于前者，正如同主人强于宠物狗，科学家强于他制造的机器人，宇宙强于一个原子。我们穷尽智能，也不过如一豆之灯，在茫茫宇宙间只能照亮自己身边的方寸之地。因此我们的一生，注定是被安排、被操纵、被决定的。

中国人普遍相信，天命在许多时候是乖张难

测的。孔子多次悲叹命运，其中有好几次是因为自身的感受触动了悲怀。孔子生活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时期，一生仕途多坎、经历坎坷，政治报复一直不能得到施展。虽然虔信天命给他以大任，并为此不断努力，然而天命最终并没有给他所期望的回报。弟子颜渊与子贡的不同命运际遇(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更让晚年的他陷入了对天命的深深思考中。经过一生的挣扎历练，他终于认识到人的命运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发出天命难知的感慨。

曾国藩也是这样。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而办理天津教案，又使他身败名裂，被清流所唾骂。

自诩为好汉，平生倔强的曾国藩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焦虑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虽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也就是说，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告诉别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否则，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虽然深知天命不可违，还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垂范后世。

咸丰十年在给幼弟曾贞干的信中，曾国藩承认弟弟的领悟是对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时他又提醒道：“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善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曾文正公家书》)

“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曾国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和愤懑，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继续奋斗。

在曾国藩的天命说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在事功上，曾国藩认为人力所起的作用不过十分之三，但其他部分，如在道德的领域，自由意志至少可以占到七成。虽然天道无情，天命难测，但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的道德完善可以换来天意的善待。晚年因每悔往事，他乃作一联云：“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神鬼；休预怕后来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祥和。”可见在极端痛苦中，他仍然寄希望于自己的道德行为能感动天地，使自己减轻痛苦。

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也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眼疾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但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儿也不偷懒。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苦劳悴，劝他小事不必亲躬，曾国藩说：“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风气，细大不捐，亦无可托之人耳。”赵烈文再次好意相劝，曾国藩则谢绝说：“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

督直隶时，曾国藩“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竞日无片刻读书之暇”，虽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但还是开足马力，拼尽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积案三万多件。此外，治河赈灾，惩贪奖廉，都多有成效。

晚年的他写韵语数句作为自己的箴言：“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道穷，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资质之陋，众所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记纂遗忘，歌泣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己。”(《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且愤且乐”四个字，正道出了他在迷茫失望之余所采取的对策：既要发奋图强，坚韧不懈，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同时又明白失败乃不可避免，从而能经常保持乐观的心情。

十三

曾国藩之学，本是以理学为本，兼收并蓄，无所不包。从本质上说，他是个经验主义者。各种理论，从儒家到风水，都是用来装他自身经验的筐而已。及至晚年，他更是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各方面资源，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许多事情，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并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风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风水而得富贵的事实。但是他更坚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换句话说，风水实际上也是天命。好的风水往往都是得自无意之间，是上天注定的。有意营求，反而难于获得明显效果。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起来。他说：“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究其原因，他认为既然有意求富贵，则“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问，遣物忌巧，有心谋地则不应也”。

所以，他后来虽仍未放弃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经不再固执于追求富贵功名的念头，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遗体免受水冲、蚁啮等祸，使先人之灵魂能安宁适意而已。

但他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咸丰八年他又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某天夜里，他在给曾国华写旌铭之时，忽然闻到异香满屋。这让他再一次坚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

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解释一些生活现象。曾国潢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因为曾国潢近年好帮官司，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有损阴德而致。他仍然参与一些“迷信”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经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然而，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经不再像

以前那样希望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责任而已。因为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对于“功名富贵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更多时候，他对“迷信”之说已经不再那么尊重。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当金陵久攻不下，军营疫疾流行，曾国葆染病身死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心曾国荃的命运，要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金陵如何退得?亦无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亲身督队，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丰八年之后，他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批评开始增多。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经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可见，曾国藩对风水已经以批评为主了。在晚年，曾国藩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不信药医、地仙、僧巫)，并约为家训。

十四

既然相信灵魂暂时不灭，曾国藩对自己未来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曾国藩的老朋友冯树堂自认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国藩去世前一年曾赴南京与曾会面，见曾神气大衰，预感其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自告奋勇要求为曾氏选择葬地，曾国藩欣然同意。

回到湖南后，冯树堂跋山涉水，经过千挑万选，终于为他相得湘乡东台山一地。东台山乃湘乡风景胜地，“东台起凤”乃湘乡八景之一，“南连华盖，下瞰涟水”(《湘乡县志》)，从风水角度来看，确属极佳。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冯树堂还约了另一个精通风水的朋友，也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的结论是：“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曾国荃家书》)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他还精心撰写了《东台山地图说》一册，详细阐明此地的种种优异之处，寄给曾国藩阅看。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详细阅读了《东台山地图册》后，他发现此地是当地公会所在，按八卦的说法，又恰值县治的巽方，据说这个方向“关(一地之)文风”，早已为众人所瞩目。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因此，曾国藩在给冯树堂的复信中说：“此地即为公会所在，叉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道议。”

他又解释自己寻找葬地的原则：“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责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诡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这一选择，正反映了曾国藩的晚年信条：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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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