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

2009年第四期《百家讲坛》(红版)刊载的《岳飞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礼》一文，认为岳飞之死是由其性格缺陷造成的，是命中注定的悲剧，而大家一贯重视的主战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及秦桧、万俟离的诬陷则都是无足轻重的，并且发出了“挥动着道德的大旗，肆无忌惮地将历史从多元的立体强奸成了苍白的平面”这样深沉的感叹。

笔者以为，上文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强调岳飞的性格因素，也会同样陷入另一种以平面历史代替立体历史的泥淖。

岳飞的人生悲剧绝对不是一个一维的图形，而是一个多维的立方体。

岳飞的性格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宋高宗赵构，加深了高宗的忌恨，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第一件事发生在绍兴七年(1137年)四月，因宋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的威胁还在，高宗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宋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于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三岁的赵專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精忠报国，毫无私心的岳飞实在是书生意气，太欠思量了。

其二，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而且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这是我们尊崇、颂扬岳飞的原因，但恰恰也是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主要原因。

在战场上屡屡败在岳飞手下的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求和作为巩固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把迫害的黑手和血淋淋的屠刀伸向了岳飞。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再者，在“中兴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之中，岳飞的职位最低，资历最浅，年龄最轻，根基最浅，如果宋高宗要从四将之中找一个做牺牲品杀鸡给猴看的话，那么，这个人必定是岳飞。

岳飞赤胆忠心，爱国爱民，一心渴望雪靖康之耻，灭臣子之恨，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直捣黄龙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最终却负屈含冤，身心俱创，遗恨风波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震撼人心、令人警醒的大悲剧。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