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鸣

学历，顾名思义，就是学习的经历。所以，如果一个人有某一专业学历的话，他就一定应该参加过必须的入学考试，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学习过相当的专业知识。但这一基本的认知正在被中国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取得学历的官员打破。

一些官员根本没参加统一考试就堂而皇之地入学了，根本没有完成过必要的课堂教学就毕业了，根本没有写出规范的学术论文就获得学位了。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注意形象的官员倒也好像一步不差地走过这些程序，但考试是正规学生代劳的，上课是秘书点卯的，论文是专家组撰写的。再优异的入学成绩、再完美的考勤记录，再优秀的学位论文，也与那位拿学历的官员没有星点关系。官员的学历与学习已经完全背离了。

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官员们获取学历。在现代社会要想执好政，没有起码的学历教育确实是不行的，一个小学学历的官员去领导管理一大群硕士博士的部下不是肯定不行但总是尴尬多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校系统曾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专门办过学历教育，就是想给在“文化大革命”中耽误学习的官员补上学历这一课。即使在那样的背景下，知识的充电与本领的提升依然是官员们取得学历的前提。

所以，在今天中国官员学历大跃进的背景下，我们实在有必要厘清学历与学习的关系。即使是真实的学历也只是学习的过去时，而学习则是终生的要求。学历诚可贵，学习价更高。如果说过去我们对一些“博士省长”、“硕士书记”抱有相当的敬意的话，在学历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泡沫、越来越廉价的今日中国官员队伍中，那些“中学部长”、“职高主任”将更加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起码他们的心态是平和的、行为是真誠的，而这两个品格对当今官员们实在是太稀缺、太久违了。

十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这本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但恐怕“歪嘴和尚念歪经”，又将激发起更多官员获取学历的冲动。在此我们有必要提醒，“学习型政党”绝不等于“学历型政党”。执政党提出的学习型政党的四条要求：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并不是说故意与学历分道扬镳，但也实在与学历关系不大，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亲历亲为的读书、思考、调查、研究等等一系列学习的功夫。(2009年第21期《告别官员高学历崇拜》)

产权困局导致一片乱象

马宇(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山西煤炭新政仍在进行之中，但其中乱象已在逐步显露。开始时，大家更多还是从安全生产、清除煤炭血渍角度去考虑整合的必要。但逐渐地，煤老板的合法权益如何保证也成了热议的焦点。现在，与他利益相关方如村民的利益保护也被提了出来。

遗憾的是，现行的山西煤炭行业整合方案，对于几方问题的解决都似乎令人没底。本次行动，最初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无疑是安全生产——近年来接二连三的矿难已成了山西官场不可承受之重，上到省长中到市长下到安检员，莫不受其牵连，以至于一个省出现了三年四任省长的奇观：以至于在目前官场港规则导致大家争当一把手的情况下，居然无人愿意出任矿难多发地的市委书记!可这次行业整合，能够解决安全问题吗?答案更接近于“不能”。中小煤矿、民营煤矿，固然由于资本的贪婪、责任的缺失而导致了众多矿难，但国有煤矿、大煤矿也一样由于监管不力、制度荒疏而制造着矿难。最近的一次山西矿难不就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吗?居然还是技术最先进的现代化煤矿。从中可以看出，矿难频发根源不在于国有还是民营，也不在于规模大小，而是政府监管是否到位、企业是否依规生产。把煤炭开采权集中于国有大企业手中，只是方便问责而不足以根治矿难，故有从上往下推卸责任之嫌。

由安全问责引发的煤炭行业整合成了山西目前最大的政治，因而煤老板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了保护、山西政策是否朝令夕改都已不再重要。但这种做法损害的不单单是山西一省的投资环境，而是整个国家依法治国的立国之本，以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市场经济基石，还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与信用。假如政府为了所谓的正当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那还有什么法制可言?为了目的正义而践踏规则，我们已经吃了太多普头。现在山西的做法，只能让我们深深慨叹依法治国知易行难。

但在这一片乱象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产权困局。试想，假如煤炭资源的所有权归属是清晰的，不管是国有还是当地村民共同所有，都可以体现出明确的市场价值，由所有者决定自主开采还是转让、出售，所有者的权益自然会得到基本保护；而接受者拥有了完全的所有权或开采权，还会那么急功近利地进行掠夺性开采吗?现在地方政府随意出让开采权，而又随意收回开采权的做法还能行得通吗?假如地方政府摆脱了其中的利益纠葛，真正负起监管责任还那么难吗?甚至，理顺了产权关系，也就会理顺政府治理模式，分清各自责任。不必再搞连坐，市场力量也会迫使企业把安全生产切实贯彻到煤炭开采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才会从根本上遏制矿难。而若产权困局不解决，一片乱象中的山西矿难依然近于无解。(2009年第21期《煤炭资源整合被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