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

官方始终坚持积极发展互联网的政策导向，高层曾多次要求各级官员接受“网络监督”。但网络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2009年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据悉领导层还处在观望阶段，中国“网事”前景估计要到明年“两会”才会明朗化。

启动电脑，联网，点击打开国内外一系列新闻门户网站，博客、推特。看新闻，阅读网络社会对热点话题的讨论，是笔者每日开工时的标准动作。

这几年间，紧贴互联网工作应该是大多数在中国运作的媒体人的基本状态特质。互联网的功能与重要性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活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到今天，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已经不可想象。这个结果的背后，有中国人使用信息技术的高度天分与热情，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为网络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更与受管制的正规传媒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与舆论表达权有关。

而在此时，在网络新闻与言论欣欣向荣的时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联网继续发展的空间，中国网络发展有可能面对1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2009年7月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因避免网络成为境内外恐怖势力传播煽动性言论的工具，占据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地区已经断网将近4个月。据悉，除了天山网这样极少数例外，新疆居民登陆不了其他网址，以及BBS、论坛、QQ、电子邮件等网上沟通工具。互联网作为“老百姓自编的报纸”与民间议论平台的重要意义皆被废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联网什么时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数。

微博客Twitter，饭否，以及网上社交工具等服务被屏蔽已数月，在刚过去的“十一”国庆前，跟帖这一项网络的标志性功能明显受限。尖锐话题基本不让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过5页。

自从1994年中国连人互聯网以来，互联网出现飞跃性变化，从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务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联网反击西方媒体的不实对华报道，网络反腐概念诞生，官方抢夺网络主动权，以至近期官方对互联网的态度变得模糊。这一系列的变化，凸显出民众利用互联网介入公共事务愿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时制宜调整网络管理手法的过程中，官、民关系与边界不断调整，由此体现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

往下看，中国是否会一如既往支持网络发展。还是转向消极。这一决策将透露出现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与信心去迎战与适应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形势与挑战。

从一封邮件到华南虎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资料，中国第一次与外界的网络沟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对德国学术机构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写着“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实验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员的雄心壮志。不过，在这个试探式起步后，中国又经历了6年等待，才冲破技术与政治性的壁垒实现了真正连网。

最早的互联网使用者是大学校园与科研机构。1988年至1989年间，清华大学校园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实验伙伴的远程联网与电子邮件通信。

1989年10月，国家计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世界银行命名为“National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简称NCFC)正式启动，1992年底，NCFC的3个实施机构——清华、北大、中科院建设完成了各自的校园网与院网。隔年，从中国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条64K专线正式开通，但是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

此后，NCFC专家们利用各种会议机会为中国连网清除政治障碍，最终中国连人互联网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E得到认可。

1994年4月20日，中国终于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全球连接互联网的第77个国家。在下一年，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由此真正揭开序幕。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进入交融，加上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增长期，构成了互联网使用率与影响力扩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对互联网不受当局管制的传播特性持警觉态度。1990年代初政治状况较敏感的日子里，特殊题材与网址被当局严格封锁。到了2002年左右，互联网再引入关键字过滤的系统。不过，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冲击并不只因为互联网可能触及特殊敏感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方面。受影响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体的廉洁程度、执法水平、诚信等，在网络时代经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战。

2005年初，中国网民逼近1亿人，互联网对政治的冲击开始显性化。

当年5月，《纽约时报》原驻华资深记者纪思道举出舆论监督网站创办人李新德的故事来表明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公开的环境，是如何对官员构成压力。李新德在网上发布“下跪副市长”向警察求饶的照片，又揭露农村妇女被计划生育官员绑架、囚禁与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的情节，导致一名贪污的副市长被逮捕，以及相关计生官员被判刑一年。

从两个例子总结出执政党地位将受到威胁，纪思道的超前判断没有获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确是见微知著地捕捉到网络参政的最初趋势。这个2005年开始冒头的网络监督与网络防腐现象，在一两年后，变成网络潮流。

全国范围里，网络舆论逼迫政府官员认错的第一件轰动性大事，发生在2007年底。与纪思道2005年发现的例子有别，2007年“年画华南虎”最终迫使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下台，不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揭黑勇气，而是信息技术所整合出来的社会集体力量。“年画华南虎”事件的背后是4个关键字：人肉搜索。

说起来，“人肉搜索”网络活动的出现，原本与政治无关。它起源于一种游行性质的网络活动。网络中经常有人问东问西，寻求解答，在国内的猫扑论坛上，渐渐形成有人以虚拟货币Mp作为赏金答谢解答人的做法。提问者悬赏Mp寻求某个答案，一些以赚取Mp为乐的“赏金猎人争先恐后提供最准确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后被称为人肉搜索引擎的机制。

这个模式大约在2006年3、4月出现后，最早介入的社会事件多属于旁枝末节的小事，而且颇有执行私法、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猫护士身份等。直到“华南虎”事件时，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释放——质疑陕西省林业厅所谓有人拍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实性的网民，在网上发起人肉搜索，结果找出虎照的年画“真身”，为破获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网络参政风起云涌

是这样吗?评论家的乐观看来是有依据

的，但是抵制网民参政的力量也在增强。两者间拔河日益激烈。

2008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骚乱、民众抵制家乐福、四川地震、瓮安骚乱、北京奥运、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波及中国等等。事后总结，上述每一个新闻大事中，都有中国网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参与。这一年，政府第一次发现互联网中的爱国、护国热情能够为己所用，也看到互聯网更加速成为难以驯服的力量。

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再次展现其让人瞠目结舌的发展能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2008年6月底已经达到2.53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53亿网民中，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在网络应用中排名跃升至第二位，网络新闻阅读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拥有个人博客／空间的网民比例达42.3％，用户规模已达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另据业内人士反映，2008年网络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即高端、高学历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论述并不否定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说，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力，显然远远不止于信息传播。到了此时，网络作为公众舆论平台的“下情上达”、“民情普达”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现。

众多网络参政、网民介入公共事务的案例难以一一尽述。在很大程度上，网民介入社会议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当西方媒体纷纷在西藏问题上责难中国，当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阻，政府就乐见网民“揭网而起”，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代政府反击西方舆论。在四川大地震全国抗震救灾行动中，网民与门户网站利用博客来发布救灾信息，组织救援行动，发动捐款，互联网的贡献获得了表彰。

从政府的角度说，中国民众团结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难同胞的民气可用，但激起的公众热情对政府来说，也迅速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2008年以来被网络议论拉下马的官员是接二连三，包括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亵女童的视频被放到网上而丢官；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人到北京抓记者遭曝光，结果在3月引咎辞职；张志国11月25日“复出”被网友揭发后引起舆论哗然，《南方都市报》将这则新闻报出第二天，铁岭市赶紧出面否认。

年底，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在房价问题上发表言论激怒了网民，网民对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贿“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时间，网络成了舆论监督利器，网络BBS也成为信访民众贴状纸的告示板。有迹象显示，官方密切留意网络的发展，采取策略反客为主，抢占网络舆论主动权。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并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

胡锦涛肯定互联网为“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官员设立博客蔚然成风，还有官员开设QQ号，接受网友的建言献策。

官方因时制宜调整管理方法，但民意与网络的内在动力，总是会使其发展超出外在限制。在2007年“年画华南虎事件”，2008年网络舆论将数名官员拉下马以后，2009年互联网参政的最新进展是网民活动空间从虚拟过渡到现实，从言论发展到行动。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据的公民社会，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邓玉娇案是网络参政向现实过渡的标志，网民组织了后援团到湖北支援邓玉娇，迫使当地政府封锁巴东港口以阻挡大量涌人的记者与支援者。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用修脚刀杀死求欢官员的邓玉娇被免除刑事处罚，释放回家。

但与此同时，网络的迅猛发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网络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与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联网舆论与公民社会、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之间，依然存在一条不允许逾越的红线。国内很多人将新疆的持续性断网，微博客长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态度可能转向的信号。在过去多年来，官方始终坚持积极发展互联网的政策导向，高层领导曾多次要求各级官员接受“网络监督”。2009年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据悉领导层还处在观望阶段，中国“网事”前景估计要到明年“两会”才会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