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　蜀

互联网时代兴起的新意见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去靠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周瑞金老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见阶层崛起》。

现在，从老百姓到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党政领导，对于互联网言论的评价之高、希望之高都超过最初的想象。

全民性喜好

笔者认为，“新意见阶层”这个提法，虽然影响大，但可能不是太严谨，因为“新意见阶层”它不构成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独立的阶层，而是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各个阶层都有，它不像一个企业家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这样，后者有严格的属性，有相对的独立性。更准确地讲是“新意见群体”。

所谓的新意见，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立场。尤其是公民立场，为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的意见。所谓新意见群体，当然主要就是发表这样一种意见的群体。

这样一个新意见群体，它是怎么来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进程跟新意见群体在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无所谓新意见群体。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见都发表到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官办媒体，官办媒体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市场可言，更谈不上新意见群体。新意见群体，在笔者个人印象当中，应该是从21世纪开始，也就是从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

互联网一进入中国，它的主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言论的意义。这也是笔者的一种个人体验，因为笔者大概是1999年就开始上网，当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但当时的网民还比较精英化，人数极少，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影响。那么相应的，当时互联网的言论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间当然也大得多，给笔者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互联网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国的言论状况差不多，随时可以办杂志。随时可以办出版社，基本上不会有政府的力量干预。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大致也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内，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重新开一家BBS，然后吆喝一帮人上去谈天说地，这就是刚开始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据说已经多达3.3亿。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就是说互联网言论已经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论场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互联网言论都不可能这么繁荣，这么强大!这是一种言论上的中国特色，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怎么形成的?打个比喻，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言论就像地面战场，在这个地面上，各种险关要碍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切割完毕，比较自由的那种言论已经是插翅难飞。那么互联网就像空军。目前来看，政府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制空权基本上仍然还是在民间言论里边，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没有被消除，这是为什么互联网那么繁榮的一个原因。

就像上访一样，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访，政府信访上访部门不处理，结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只好截访。那么互联网也是，传统媒体找不到发表空间，就都往互联网挤，在互联网中，想截访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术上可能会难度越来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新技术，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新的软件来对抗。如果对付不了的话，中国的网络言论对现实可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预测了。

到互联网上去发言这个喜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喜好。笔者认为它就好像是一个众议院，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议员。网络言论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这儿，它是以整个社会集体的力量，来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议程的力量就是一种多元的力量，这种多元之多，它的变数之多，它的变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无法操纵的地步，不是任何单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单去讲控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流，因势利导。

两个对接

新意见群体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和成长了。那么是什么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还是一种言论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现实力量意义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是比较初级的，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言论上，尤其是互联网言论上。在互联网上早就形成一个公共舆论场，也就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主要还局限于互联网，局限于虚拟阶段。但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它越来越从空中，从天上挪到地面，越来越与现实的力量对接，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力量。

这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来起作用，就是它有两个对接。

第一个对接就是互联网的言论，也就是新意见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影响现实。通过影响高层来影响公共政策，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对接。每个高层部门现在都有舆情部门。舆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联网言论，互联网言论主要就是新意见。那么搜集以后，会导致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这是第一种对接。

第二个对接就是新意见，包括互联网言论，包括一些市场化媒体的言论，与公民行动的对接。原来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见群体是只说不做，我到网上去发泄一通，只是为了发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既要说，更要做，说和做对接，虚拟世界的言论跟现实中的行动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慢慢开始产生一个新的阶层，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见群体，就是一个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原来还是虚拟想象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实体化。

这个中产阶层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还有闲，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养、有见识、有公共关怀。如果没有公共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一点公共关怀，这个“户外”变成了公民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公民行动开始了。有着同样目的，有着同样关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来了。一个事件发生就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产生一个临时性的群体，然后就定点起作用，“精确打击”。这个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消失了口这些人可能从哪儿来?这些人可能向哪儿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想不到，谁都不知道，谁都无法预测，管理部门也无法预测。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

这么一群有钱有闲，有公共关怀的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都有，甚至包括公务员阶层。

于是新意见群体就变成一个新行动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见了，出现了“新意见领袖”。他们又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现在的管制力量很难应付的。

新意见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靠拢。这标志着，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它的素质有了提高。应对之道

互联网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是一个广场效应，广场效应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负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将互联网的言论变做一种负责任的、完全像传统媒体的言论是困难的，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要实行所谓实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慑作用，没什么实际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为公民之友。这是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善待意见领袖，成为意见领袖之友。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讲就叫做搞统战，要学会跟他们搞统战，但这个统战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战，跟意见领袖打交道，过去传统的统战思路是没有效果的。意见领袖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才成其为意见领袖。如果抹杀了他的个性，抹杀了他的价值和立场，他就一钱不值了。对于意见领袖最大的期待，应该是期待他们理性地发言，而不是硬要他们站到我这一边来，为我说话，把他变成一个网评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许平面媒体跟互联网言论竞争。传统媒体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可管理的言论。如果是到互联网上去，匿名发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什么话不能说?虽然可以追踪IP，但是法不责众，真的要惩治也只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这种可能一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网民普遍持有的心态。为什么网络的言论会比较偏激?原因就在这儿，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网络长城筑得再高都没有用。

互联网的言论需要分流，怎么来分流呢?就是用传统媒体来分流。要允许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展开竞争，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的落差要尽可能缩小，传统媒体才有竞争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见市场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则，互联网言论那种畸形的繁荣也就無从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很难消减。对互联网管制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互联网言论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广场效应的负面效应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点，就是国家的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起作用。比如说，怎么解决上访问题，应该是让国家的基础制度设施正常运转，该起作用的部门要起作用，该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后把上访的那些人都分流到应该去的部门，应该走的渠道。

国家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不是价值意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这些制度。比方说税收，比方说海关，比方说法院，比方说警署，诸如此类的，它都不属于价值层面，都属于基本功能层面，一个国家如果基础性的制度设施没有了，失效了，那么这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设施，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同样，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也需要有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正常，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正常化，第一个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会成长；另外一个是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正常运转，要能够把那些上访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网发泄的人吸引过去，把他们拉回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