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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阳光无牌友

2009-11-16吴冠军

南风窗 2009年22期
关键词:祢衡牌友司马昭

吴冠军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至为艰难,不要说和谐的两性关系甚是艰难,就连凑一桌牌友打“80分”也非易事。因此,若把哈贝马斯的“沟通共同体”理论完全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结果往往是悲剧。

哈氏的理论,读来每每使人鼓舞,而拉康的论述,愈读心头愈生阴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用酒来浇这样一团郁闷:知晓牌局(世局)艰难,凑牌友并维持这份关系实属不易。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则是哈贝马斯式的乐观,相信凭自己真实、正当、真诚的沟通性行动便能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牌友。

然而,跟无法沟通的人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那会出人命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让我们进入历史,来以古人为鉴吧。

在我看来,三国时的名士祢衡先生其实很明白这个人生道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就只有两个牌友——“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然而他的文举兄就不晓此理,跟小祢打牌无比尽兴后,就把他推荐到了曹操的牌桌上,盛赞其“见善若惊、疾恶若仇”,“性与道合、思若有神”。结果不久就搞出了那个轰动建安时代、传说中很黄很暴力的“祢正平裸体事件”——小祢当着曹公牌桌上满座当世名士的面“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和今天的“80后”美眉们在网络视频头前露形显体让网狼一饱眼福不同,正平旨在以清照浊,讥讽阿瞒这一票人所采用的玩牌规则“许昌共识”(即,著名的政策“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事件之震动不止在建安时代,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尝自谓“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祢衡慷慨雄壮的“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令太白公一闻倾心,只恨自己晚生了整整500年,不得与此等人物酣饮打牌。然可想而知,当时那个连荀文若(“许昌共识”始作俑者)最后都容不下的牌客共同体,怎容得下跑来许昌打洛阳牌的祢正平,最后曹阿瞒将他赶到荆州刘表那里去假手以除之。

读史者阅书至此怎能不掩卷长叹:若祢衡一生只与孔融杨脩为牌友,断不至遭遇此等悲剧——在一次甩牌离桌时,被愤恨的江夏牌客(名列“八骏”的刘景升又将祢处士遣送到以性急著称的江夏黄祖那里)从背后追上一刀戳死,连与老黄正面单挑决一雌雄的机会都没有。

悲剧发生的个体原因,就是史家范晔对称衡之赞语——“殊状共体,同声异气”。此种人物,用现在的俚语说,就是从“外星球来的”,“跟地球人不是一个思维”,而用文言就是“思若有神”。能跟上火星人思维的,世间二三子而已,身为孔子20世孙、少时即得东汉末年党锢清流李膺刮目相看的北海孔文举即此中一个。然而好心办坏事者,也正是这位怀有哈贝马斯式乐观的文举兄一千不该万不该,认为小称可以同自己与杨德祖之外的人在一桌上打牌。《后汉书》载“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可见小祢不肯去曹操那里打牌,是被老孔硬是给怂恿去的。而孔融本人,也是在自己玩不来规则的牌桌上玩牌直到玩出性命,“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亦是他最终丧命的肇因之一。

几十年后嵇康、山涛重复了祢衡、孔融的故事——如果这几个人就在竹林里自己打牌,当不至于“广陵散自此绝矣”。小嵇坚决不肯出来跟司马氏一起打牌,而老山则好心办坏事地向后者力荐,结果嵇康断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直言“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这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的人物,怎可能同司马昭等人在一个桌子上玩牌呢?

祢衡和孔融可算真的神合之友,而嵇康和山涛其实只是一度经常打牌,打出了能互为照顾彼此家庭的交情而已,嵇康与“竹林牌友”里的阮籍,才真是“火星人组合”——嵇康在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称阮嗣宗“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吾每师之而未能”。司马昭曾想让阮籍的女儿给司马炎做王妃,阮籍为了避免这场婚事,醉60天,别人无法与之通话,最后司马昭只能取消这个打算。其后司马昭更是让钟会试探阮籍对世事的看法,但阮籍总是大醉,无法发表任何看法。换言之,不打你们的牌。阮籍这个“至性过人”的火星人,之所以没有落得嵇康身首异处之悲剧,唯靠佯狂痛醉而已。“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元遗山之论诗知人的眼光,不可不谓透绝。

故此嵇、阮二君除了以“竹林”方式打牌外,根本就打不了别家的牌,而山涛则可以在别人的牌桌上也混得不错。然毕竟出自竹林,后来看到司马氏争权的狠辣手段,山巨源也就隐身不问事务,不在那种牌桌上继续混了。尽管老山本人没出事,但在他好心办坏事的推荐之下,竹林旧友小嵇却最终被其心路人皆知的司马老大给杀害了,并由此稿出“广陵散失传事件”,成为中国文化人的一个千古之恨。

那种“莫愁前路无知己”的沟通共同体,祢衡嵇康“西出阳关”后至死未闻也。这就是日常现实生活里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恐怕正是因为上茶馆牌室单挑群殴的机会太少,以至于如此笃信在三真(正)原则下清白交往的规范性力量,尽管哈公实际上在学术辩论中也承认,这种共同体是“反事实的”。

康德认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通过他们自己精神的奋斗,有勇气对自己的理性作出公共的运用,然而,当代康德主义大哲哈贝马斯,却在“所有人都会公共运用理性”的预设下发展了一套“沟通行动”与“辩谈民主”的理论,哈氏比之康德,实更像是一辈子未涉江湖的书生,哪怕出门和其他退休老公公一起打牌也好啊,看看“更好理据的力量”在公共场所实际力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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