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

我曾经在反对“房荒”的游行队伍里高喊类似的革命口号，我还和伙伴们在一栋空楼里安营扎寨，与国家机器对抗。而现在，身为富裕人群中的一员，我俨然变成了当年自己反对的富人阶级

“中国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小时候，外祖父越是危言耸听，AdrianGeiges越是对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着迷。

成长在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AdrianGeiges却对社会主义抱有极大的兴趣。生命旅程里他选择一路向东，从西德到东德，再到苏联和后来的独联体，然后到了中国，起了个中文名字叫“佳杰思”。

他先作为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CEO，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成为当年自己曾反对的富人阶级的一员；又担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深入各种普通人无法涉足的场所：政府大楼、棚户区、监狱??

2009年2月，佳杰思告别记者行业，成为专职作家，并推出其第五本书《我的“愤青”生涯》中文版。在这本自传中，他讲述了自己3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世界的传奇。

在东德秘密培训

他出生于1960年，正赶上西方“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一代。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在德国也引起了青年学生运动，给童年的佳杰思留下深刻的“革命”印象。

“在德国有很多人说‘毛语录是一个年代的书。那时大家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有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觉得需要一场大的革命，(感到)中国在这方面令人瞩目——原先很穷，解放后越来越好。”佳杰思对《望东方周刊》说。

1968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恰可为之注解：“毛主义在欧洲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毛派思想对普遍激进但是没有正式政治信仰的欧洲年轻一代的影响。这些日子，在欧洲各大学中，表白对毛派思想的钦佩，就像在美国的大学里吸烟斗一样时髦。”

中学期间，像佳杰思这样对社会主义充满向往的人越来越多，佳杰思慢慢成为他们的头头。他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16岁生日那天，佳杰思加入了西德共产党。两年后，表现突出的他得到意外嘉奖：他将被派往东德的干部学校秘密培训一年!

在他的印象里，东德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浓重的历史意味。培训的地点是卡尔·马克思市，干部学校的名字是威廉 ·匹克青年大学——威廉·匹克是民主德国的第一任国家领导人——而学校的原址是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别墅。

课程内容是科学共产主义等课程。老师经常在猝不及防的时候要大家“拿张纸出来”，让他们“写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并引述一句列宁的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本质”。从小熟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佳杰思总是最高分。

同学很多来自埃塞俄比亚、阿富汗、越南、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也有少数来自挪威、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年轻干部。

“年轻时想法比较极端，非黑即白，觉得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目的都不好，而我正处在少数的好的人里面。”佳杰思笑言。

代表西德共产党访问中国

回到西德，佳杰思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活力》杂志的记者，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媒体生涯。“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做过两种职业，一是从事革命，二是做记者。”他曾在书中如是写道。

当时，佳杰思在编辑部负责两个栏目，“国际大团结”和“情感与性爱”。前者意味着他需要常出去采访，主要是去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解放了的第三世界国家。后者则要求“以社会主义性观念作为性教育的指导方针”，将“性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辩证统一起来”。

“我那时的梦想是走遍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果真实现了。”佳杰思对前半生的传奇经历感到满足。

1984年，他在招募劳工青年团新团员、征订《活力》杂志中业绩突出，获得奖励——去越南旅行。当时越南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可以访问，佳杰思一行是第一批到那里的西德青年组织代表。

他们享受了国宾般的待遇——出门有交通管制保证顺畅，住宿在当地最豪华的套房，当然，他们也被安排参观了美国留给越南的战争疮痍——回去在刊物上可以就此大写一笔。

“平时在西德，我们遭到的不是人们的谩骂就是鄙夷，受到国家机器的监视和胁迫也是家常便饭??而在这里(越南 )，我们成了权力的代名词。”佳杰思在书中回忆道。

令佳杰思更为兴奋的是，仅仅两年之后，他便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愿望——去中国。

“当时西德共产党中央主席接到了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西德和中国交恶多年了，组织希望在首脑访问前，先向对方送出和平鸽。我那时是记者，又是青年团的主要干部，他们便选了我。”佳杰思如今回忆起来还忍不住兴奋，“我当时才2 6岁，他们让我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党!”

一个半月时间内，佳杰思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特区，“为娱乐场里‘迪斯科女王的精湛舞技倾倒，也为刚刚兴起的外国投资是否会给社会主义带来危害而担忧。”

他独自一人租了“飞鸽”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游荡；又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一个人去了小城承德。“在中国坐火车非常有意思。车里有太多的人，他们不是旅游者，很多是农民，车上还有他们的动物。”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给佳杰思留下生机勃勃的印象，那时他已去过不少社会主义国家，但感到“都不如当时的中国开放 ”。比如，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各种访问要求都得以实现，“当时在苏联这些就很复杂，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也不解释为什么。”

苏联幻梦

对佳杰思而言，苏联是一场巨大的破碎的幻梦。

年少时期，苏联曾是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斯大林时期的谎言被逐个戳破，德国共产党也随之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到风起云涌的时代最前端去。”1990年，佳杰思怀着历史参与者的心情，辞去西德的工作来到莫斯科，期望见证苏联改革的成效。他见到的却是，改革并未触动计划经济体制，反将人们的生活推向更糟糕的处境。

“食品店全是国有，像是专门为讽刺画而布置的。”佳杰思回忆说。商店里常常只有两三种商品，偶尔出现什么可吃的东西，就会排起蜿蜒长队。人们为牛奶、面包，常常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紧俏商品都从后门溜走，想要获得利益，人人都要 “找关系”。

“苏联人常说，他们的社会改革好比把车辆靠右行改为靠左行：只是，先从货车开始。”

1991年，佳杰思在一家电视台担当节目制作。一次他们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带来了青少年教育的变化” ，与朋友约好在8月19日当天去学校拍一个镜头。

当时朋友要定具体时间，佳杰思开玩笑说：“我们无论如何会过去拍的，除非那天戈尔巴乔夫倒台。”没想到那天早上打开电视机，戈尔巴乔夫真的倒台了。

4个月后，苏联解体。国民被允许自由买卖商品，整个国家瞬间变为纷纷扰扰的大集市。人们拿出各种可兜售的东西贩卖，人行道被大大小小的地摊占据。

佳杰思在回忆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一切似乎变得唾手可得，唯独缺少一样东西，就是钱。人人都在千方百计生存，不择手段地致富。黑社会、卖淫、贩毒、凶杀，凡此种种在俄罗斯各个角落滋长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个人命运的故事或许更能说明时代剧变的残酷。那一年，佳杰思在苏联意外找到了自己初恋的女友。在东德培训班时，她作为东德的青年团代表与佳杰思颇为投契。当时这个意气风发的女团员曾透露自己的伟大理想：“等毕业成为团干部的那一天，第一要务就是大刀阔斧地改造青年团。”

她那时最向往的就是苏联。而佳杰思多年后在俄罗斯再见到她时，见到的是她的尸体——她和儿子被与黑社会联系密切的大亨丈夫活活闷死在桑拿浴室里。

从“革命者”到“资本家”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佳杰思再次来到中国。在亲历了诸多社会主义梦想破灭的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国度 ”。

“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靠的是中国人自己。像东欧，他们的社会主义是苏联给的。所以他们一直感觉：这不是我们的，是别人强迫塞给我们的。这是东欧解体最大的原因。”

在他看来，中国确实在走一条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1978年施行改革开放，是在走适应中国社会的道路。什么能让中国人生活得越来越好，就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比如社会发展需要国外的投资，那就吸收外资进来。”

他出任古纳亚杂志集团中国区CEO时，租住的地方是上海一所高级公寓，160平米的四室一厅，月租金要230 0美元。

“‘保卫茅草房，推倒宫殿墙——年轻时，我曾经在反对‘房荒的游行队伍里高喊类似的革命口号，我还和伙伴们在一栋空楼里安营扎寨，与国家机器对抗。而现在，身为富裕人群中的一员，我俨然变成了当年自己反对的富人阶级。”佳杰思在自传中写道。

“这方面我同意邓小平的观点，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穷有富，但不要太极端。”佳杰思笑道。

他讲起在苏联经常听到的笑话：一个老太太参加过“十月革命”，年老之后无法出门。女儿告诉她外面路上正游行，打着标语说“不要富人”。老太太很诧异，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一直说“不要穷人”!

“中国在某些方面还保有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如政府的投资、管理。”佳杰思认为，这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稳定，即便是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形下。

同样有趣的是，在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蒸蒸日上的时候，佳杰思又返回资本主义德国居住了。其中一个现实的原因是，在某些方面，外国人在北京的居住成本很高，比如孩子上国际学校的费用。

年近50的佳杰思说：“我还是与年轻时候抱有同样的梦想：希望每个人都过上好的生活——不是取消贫富，而是穷的人不要太穷；世界和平；有良好的环境。但我已不那么非黑即白，不再管实现它的方式是不是叫做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