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

《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词是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蛇山登高触景、感怀国是的咏怀之作。词因登临而发，又题为“黄鹤楼”，许多注家便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当年登的是黄鹤楼。这实属笑谈。自从这首词发表以来，许多注家对黄鹤楼的题解和注释，多有讹误，甚至一些深具文史修养的学者，也对黄鹤楼的史迹以讹传讹。

目前学术界对黄鹤楼的误注，大致有这样四种：

其一，说“这足毛主席早年登黄鹤楼写景抒情的一阙小令”，“这首词的题目是‘黄鹤楼，实际上是写髓黄鹤楼时所见所感”。说明1927年毛泽东来此游览时，黄鹤楼尚存，登的是黄鹤楼。这是比较通行的看法。

其二，说“现在在那里已经修筑了长江大桥，楼已拆去，武汉市正在蛇山顶上重建黄鹤楼”。或说修建长江大桥时，“已将黄鹤楼改建于龟山顶上”。说明黄鹤楼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拆掉，并于建桥后不久在蛇山顶上重建，或已改建于龟山顶上。

其三，说毛泽东登临的是清末改建于黄鹤楼故址附近的警钟楼。

其四，说“清光绪十年(1884年)因黄鹤楼附近失火延烧被毁仅存遗址，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时拆去遗留建筑物”。“1927年，作者到黄鹤楼游览时只存遗留建筑物警钟楼。1985年6月在重新扩建后开放。”说明建桥拆去的是黄鹤楼遗留建筑物，并在黄鹤楼原址上扩建。

凡此诸说，均系对黄鹤楼史迹缺乏详尽了解之误，属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需仔细查阅有关黄鹤楼的历史文献，或亲临黄鹤楼考察，就不会犯下这些常识性错误。

黄鹤楼沿革

黄鹤楼在历史上几经兴废，多次遭毁。据历史记载，黄鹤楼旧址在武昌蛇山的黄鹤矶(一作黄鹄矶)上，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年)。唐代的黄鹤楼，多有诗文描写，并因崔颢作诗吟诵而声名远播。可惜的是，至今没有翔实的资料可以说明唐代黄鹤楼的形制和兴废情况。北宋时，黄鹤楼大概重建了一次，根据是当时留传下来的诗文和绘画。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陆蝣在《人蜀记》中写道：“黄鹤楼……号为‘天下绝景……今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端平年间(1234年至1236年)，周弼作有登黄鹤楼涛数首，说明南宋中期以后可能再次重建。元初，陈孚等有登黄鹤楼诗数首，证明有楼存在。明代，据《武昌府志》等文献记载，嘉靖和万历年问黄鹤楼毁于大火两次，均重建。到崇祯年问可能再次毁于张献忠进军湖北之役。

清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此次重建共动用1000余名工匠，耗银3万余两。全楼外观3层(法天、地、人“三才”)，内部实体6层(合卦辞“六爻”)，檐柱28根(表“二十八星宿”)，屋脊72条(示“七十二候”)，斗拱360朵(合周天三百六十度)，足根据中国传统天文学、地理学、宗教等精心设计的。这也是历代黄鹤楼中最有气势的一座，今楼的设计多借鉴和模仿了此楼的优点。

不幸的是，清朝光绪十年八月初四(1884年9月22日)，一场意外的大火殃及黄鹤楼，一夜之间，雕梁画栋化为灰烬。上海《申报》以《鄂垣大火》为题报道了这场火灾：“初四晚……汉阳门外街东门坡(笔者注：应为董家坡)地方，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灯倾落，施救不及……火鸦飞舞，城内黄鹤楼第二层护栏亦被延及……烧至八点多钟，楼向南倒……”这场大火，把黄鹤楼烧得只留下一个铜顶。

黄鹤楼焚毁后，重建之议不绝于耳。

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到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蒋介石，以及湖北地方当局，都曾动议重建黄鹤楼，但由于社会捌敝，国家千疮百孔，始终“只见文章不见楼”，重建黄鹤楼之事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动工前的1955年4月29日，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正式决定重建黄鹤楼，随即组织研究选址、式样、经费等问题。后由于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黄鹤楼重建工作受到影响，被迫搁置。1981年10月，黄鹤楼重建工程破土动工。1985年6月，新建的黄鹤楼对外开放。

这就是说，从清光绪十年(1884年)焚毁至1985年重建落成，在这期间，黄鹤楼是不存在的。1927年春，毛泽东来此游览时，黄鹤楼已毁43年，空余其名，自然不可能登临黄鹤楼。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未曾见到黄鹤楼。有的作家不了解这一史实，以为黄鹤楼至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才拆除，甚至称“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就亲临黄鹤楼”，显系讹误。

毛泽东是否登楼

黄鹤楼既已不存，有人便认为毛泽东没有登楼，只是来此凭吊，称“1927年夏，毛泽东登黄鹄矶，凭吊黄鹤楼废墟或曰遗址”。此说看似有几分道理，但亦属误判。

首先，查毛泽东较早的一幅《菩萨蛮·黄鹤楼》手稿，词末明确写着“寄调菩萨蛮髓黄鹤楼一九二七”，词题“髓黄鹤楼”四个字，分明有个“登”字，足见毛泽东不是凭吊遗址，而是登楼了，不过登的不是黄鹤楼。

其次，“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是登楼远眺所见景象，若未登楼，则视野有限，未必这么写。

再次，既已登楼，就涉及登什么楼的问题，黄鹤楼虽毁，故址区是否只是一片废墟或遗址，无楼可登了呢?也并非如此。毛泽东来此时，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废墟，也不存在遗址之类的残存物，而是另有两座标志性建筑，这就是建筑年龄已超过20年的警钟楼和奥略楼。可见有楼可登。

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故址主持修建了一栋两层仿西式红砖楼房，楼顶装有大钟，周边民众称之为钟塔或警钟楼，系近代用于瞭望的设施。民国初年，有人利用此处开酒馆，名曰纯阳酒楼，又称纯阳楼，楼名借用黄鹤楼传说中吕洞宾(号纯阳子)跨鹤成仙的典故。

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在离鄂赴京上任之后，他在湖北的老部下和门生故吏，为纪念他治鄂期间的政绩，拟在原黄鹤楼故址附近，集资建造风度楼。张之洞闻讯，致电阻止，但当事者照常集材施工。第二年，风度楼在钟警楼不远处建成，楼后立张之洞坐祠，颂其功德。风度楼建成第二年，张之洞认为楼名不妥，致电湖广总督陈夔龙说：“黄鹊山(即蛇山)上新建之楼，宜名‘奥略楼，取晋书刘弘‘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于是亲书匾额“奥略楼”三字送鄂，风度楼遂改名为奥略楼。

正是由于黄鹤楼故址区这两座楼的存在，导致了后来有人张冠李戴，讹传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拆除的足黄鹤楼。

毛泽东登的是什么楼

毛泽东登的不是黄鹤楼，那是什么楼呢?经过查阅

有关黄鹤楼的史迹文献，笔者认为，毛泽东登的应是奥略楼。

奥略楼高三层，楼体呈矩形，它沿袭了楚地古楼阁的建筑风格，其形制与黄鹤楼多有相似之处，且仿悬黄鹤楼“南维高拱”匾额，挂“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恨；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的对联，又坐落在黄鹤楼故址附近，所以自奥略楼建成后，许多未见过黄鹤楼又不明就里的游人来此游览，很容易将奥略楼误识为黄鹤楼。

1957年9月初，毛泽东视察武汉长江大桥时问起黄鹤楼，陪同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答说，黄鹤楼因修建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毛泽东接着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物。”显然，连王任重这位黄鹤楼故地的最高首长，也误把奥略楼当成早已不存在的黄鹤楼了。

2008年10月，笔者利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武汉举办第八届年会的机会，同会议代表一起参观了黄鹤楼和都府堤41号毛泽东旧居。笔者曾就毛泽东当年登的是什么楼的问题，询问了有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脱口回答：“毛泽东登的是奥略楼。”并告知笔者，许多人把毛泽东当年登的楼说成是黄鹤楼，是不对的。这更加证实了笔者的判断。

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黄鹤楼已毁71年，所以拆除的不是黄鹤楼，电不是黄鹤楼的遗留建筑物，而是黄鹤楼焚毁后在故址区新建的奥略楼、警钟楼等建筑物和一座元代宝塔。黄鹤楼是木质结构，焚毁后并未留下类似圆明园残垣断壁之类的遗留建筑物，只遗留下一个铜顶。修建长江大桥时，黄鹤楼也没有重建在蛇山上，重建黄鹤楼当时尚在筹划中。如今的黄鹤楼，也并非在黄鹤楼原址上重建或扩建，黄鹤楼原址在修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被占用，重建的黄鹤楼在距原址1000米左右的蛇山顶。

另有注家称：“据说至光绪末年，巡抚端方于黄鹤楼旧址上建了一座警钟楼，警钟楼后来又更名为纯阳楼。而民间既不称警钟楼也不称纯阳楼，仍呼之为黄鹤楼。…由于黄鹤楼久负盛名，警钟楼又建在黄鹤楼旧址上，所以习惯上仍有人把警钟楼叫做黄鹤楼。”此说不知言之何据，或许注家只知黄鹤楼故址有警钟楼，而不知另有奥略楼之故。

笔者经查多种实据认为，在黄鹤楼已毁的那些年，被时人叫做黄鹤楼的，应是在黄鹤楼原址附近且与黄鹤楼形制相仿的奥略楼，而不是警钟楼。警钟楼与人们心目中的黄鹤楼形象迥异，且被时人诟病为“殊不雅观”，民间不可能将这座西式楼称为黄鹤楼。据原武汉市重建黄鹤楼筹建办公室给陈一琴(编有《毛泽东诗词笺析》)的信中说：“光绪末年曾于黄鹤楼旧址建‘警钟楼，又名‘纯阳楼。但从未叫过黄鹤楼。”

近日，对老照片颇有研究的学者许扬在他的博客中，发表了三张不同时期与奥略楼有关的照片，更加证实了笔者的看法。第一张是1915年出版的汉口英文地图，在奥略楼位置上标注“Huang He Lou”(黄鹤楼)。第二张取自日军侵华前后的一本图册，也将奥略楼习惯性地写做黄鹤楼。第三张是游人“1951.6.5摄于武昌黄鹤楼”的照片，背景楼上奥略楼的匾牌清晰可见。这三张照片，明白无误地表明，奥略楼被时人混同于黄鹤楼。

毛泽东是否知道自己登的不是黄鹤楼

毛泽东是否知道自己登的不是黄鹤楼呢?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毛泽东写《菩萨蛮·黄鹤楼》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如前所述，奥略楼在民间被当成黄鹤楼的误传由来已久，毛泽东有可能也是误将奥略楼当成黄鹤楼，这才有了他那幅手书中的“登黄鹤楼”。后来，毛泽东也许意识到自己当年登的不是黄鹤楼，便在《菩萨蛮·黄鹤楼》定稿中将“登”字去掉，仅以“黄鹤楼”为题了。但如今，许多注家仍未注意到这一细节，没有弄清毛泽东删去“登”字的缘由，甚至认为“登”字可以保留，可以不删。

另一种可能是毛泽东知道。因为奥略楼上悬有“奥略楼”三个大字的横匾，十分醒目，抬头可见。即便没有看见横匾，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似也不可能把奥略楼误认为黄鹤楼。

如果后一种可能成立，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明明知道登的不是黄鹤楼，却仍将该词命题为“黄鹤楼”?

笔者认为，以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他很有可能明知眼前这座楼不是黄鹤楼，但为满足“黄鹤楼情结”，“反其意而行之”，偏把此楼当彼楼，把奥略楼当成“心目中的黄鹤楼”，体味登临黄鹤楼的感受，也无不可。况且在黄鹤楼湮灭期间，多有咏诵的诗文刊世，自有其缘由。毛泽东把词题标为“黄鹤楼”，是采取写意手法，取用黄鹤的故事，点化唐代崔颢《黄鹤楼》中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并非实登实见黄鹤楼。崔颢的诗“空余黄鹤楼”是说实有其楼，毛泽东的词“黄鹤知何去”属用典，是说“不知黄鹤飞到哪里去了”，“知何去”的“黄鹤”，并非指黄鹤楼，而是指黄鹤。“剩有游人处”也未说实有黄鹤楼，含有黄鹤楼已名存实亡的意思。通观全词，也没有描绘黄鹤楼本身的具体内容，而是写登楼所见景象。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题为“黄鹤楼”而楼已不存在，似乎存在文实不符的矛盾，其实不然，类似的为文之道，古已有之，这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颇有相似之处。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但他却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在这篇文章中，对岳阳楼没有正面加以详细描述，而是将岳阳楼的盛景以“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避开了具体的写景，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敛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的记物写景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引起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共鸣。况且这篇文章赋予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从而也就无人再去计较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而没有靠竹写岳阳楼的文实不符的矛盾了。

反观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也是如此。写黄鹤楼，不一定要亲临亲登黄鹤楼；题为“黄鹤楼”，不过是借其名址发其胸臆，这对理解词的内容，并无妨碍，而且人们对这首词的鉴赏，也不在写黄鹤楼上，而在其抒情感怀上，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但如果认为“毛泽东登上黄鹤楼”云云，那实在就是无稽之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