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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2009-10-28李景贤

党史博览 2009年6期
关键词:中苏关系中苏苏方

李景贤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正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经历酝酿——实施——实现的十年。我作为外交部主管司——苏欧司的副处长、副司级参赞,亲历了这一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关系正常化”七个字,与“邓小平”这三个字是紧密相连的,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密不可分的。

四个十年四个阶段

本文既然讲的是中苏关系正常化,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苏两党、两国关系40多年的演变过程:“过热”——反常——极端反常——正常。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一段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钱其琛外长曾把这段历史概括为“四个十年”:十年友好、十年论战、十年对抗、十年对话。我想换一种带感情色彩的说法:十年“亲热”、十年“冷战”、十年“热战”、十年“回暖”。

一、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用“亲热”两个字来形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并不算过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时,毛泽东积极为赫鲁晓夫出谋划策,赫鲁晓夫则言听计从。1957年夏,毛泽东明确支持赫鲁晓夫搞掉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则投桃报李,在给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方面(包括核研究)花了不少力气。赫鲁晓夫还提出,国际共运由苏共、中共两家共管:他管“西”,毛泽东管“东”。毛泽东则坚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说“蛇无头不行”。

两人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无缘无故的。从战略上看,中苏双方互有需求: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解放台湾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从个人角度看,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又各有所图。

诚然,在这一时期内,中苏两党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和问题。1958年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金门打炮”等突发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裂痕。

二、从1960年到1968年这将近十年,用“冷战”两个字来形容中苏两党的关系比较贴切。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相互“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都很猛:“叛变马列”、“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这类大帽子都给扣上了。几十年过后回头看,双方明里争的是“真假马列”,暗里夺的却是更为实在、更为紧要的东西。

三、从1969年到1978年这将近十年,用“热战”两个字来形容中苏两国关系也未尝不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春夏,在东段珍宝岛和西段铁列克提打了三大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从1965年一直到1982年,在长达十六七年时间内,中苏之间人员的来往全部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只限于一丁点儿贸易和每周各自开一班飞机和一趟列车。“鸡犬之声相闻”、“本是同根生”的两大社会主义邻国,却“老死不相往来”,“相煎”了一二十年时间。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也看不到尽头。”,

中苏之间这种严重的对立与对抗,在相当大程度上损害了双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反常局面,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睦邻友好、合作的轨道上来,这_是-中苏两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伟大邻国关系发展的必然。

四、在上述“三个十年”的犬背景下,现在再来着重写一下第。四个十年:十年“回暖”。这就是从1979年到1989年,长达整整十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

我想,首先要弄清楚,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回到原来那种貌似“平等”,实则中方“受屈辱”、受威胁的所谓“正常化”,还是争得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真正、完全平等的国与国关系?答案很清楚,当然是后者。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要达到此目的,真是难上加难。这就需要有一位高人出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出了这样一位高人,他就是邓小平。

1925年,刚刚20岁出头的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取俄文名为“德拉兹多夫”。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中共对苏关系的决策者与重要参与者之一,多次“舌战”过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有人曾说过小平同志有一种特殊的“苏联情结”。

高人走的几步“高棋”

“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推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重大决策就为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提供了扎扎实实的依据。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逐步缓和对华关系。小平同志紧紧把握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举行国家关系谈判以打破中苏关系的僵局

对已经严重恶化多年的中苏关系来说,1979年显得有点不太寻常。当年秋冬举行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却开始打破已经延续了十四五年的中苏两党、两国对立、对抗局面。

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80年2月M日期满后不再延长。与此同时,中、方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愿则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之前,小平同志就谈判的基本方针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这一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避重就轻,只泛泛谈论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和发展双边在具体领域的交往。

应当看到,改善中苏关系一事当时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奢望谈判会取得什么重大突破。但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继两国总理1969年秋天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之后,十年来首次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就表明双方都期待着把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引领到缓和的轨道上来。长达整整十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进程,从此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对“勃氏绝唱”的多方回应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依然对中国进行攻击,但明确表

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概念;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勃列日涅夫在发表此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篇讲话就被人称为“勃氏绝唱”。

当时,我在外交部中苏谈判办公室工作,与室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勃列日涅夫这次讲话有新东西。26日我一上班就得知,“邓办”昨天给部里来过电话,说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我当时就感到,小平同志听出了这次讲话的弦外之音。

当天上午,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举行了一个很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在100多名中外记者的重重包围下,他表情严肃地发布:“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上述三句话总共才77个字,宣读了约40秒钟。话一讲完,发布会就告结束。我在现场观察了一下周围外国记者的反应,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情。外交部发言人直接向如此多中外记者发布新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新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短短三句话,与中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显然不同,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有外电评论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那“注意到了”四个字非同小可,对抗了二三十年的中苏两党两国“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世界面貌就会为之改观”。

小平同志对勃列日涅夫“3·24”讲话作出迅速回应后,又采取了三大后续行动:

一、4月16日,小平同志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让苏方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二、这一年夏天,小平同志邀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得做点事才行。“做点事”——指的是苏方要在消除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三个撤军”:苏联劝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方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随后,老人家提出,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月11日,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见面时,几乎一字不差地背出了经小平同志审定的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

三、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当年秋天,中方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开始与苏方举行副外长级的政治磋商。

开展“葬礼外交”

世事难料。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当时,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不久。11日早上6点刚过,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画面使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的标准像四周框着黑边,讣告已快读完了。真是太不可思议啦!就在四天之前,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好好的,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中,在列宁墓上一站就是两个半小时,紧接着又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当时,使节们排着长队向他敬酒。我作为译员,陪同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参加了这两场活动。勃列日涅夫当天一直都很高兴,显得相当精神。

11日晚,使馆收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小平同志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到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清早,使馆又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谈话稿。在这里,先讲一下这篇谈话稿的来历。一位中央领导人原来决定派架包机送黄华一行前往莫斯科。当天上午10点左右,小平同志参加完一个会议之后,对身边的人员说:“黄华同志的专机今天起飞之前,请他发表个书面谈话。”他身边的人员说:“黄华同志为了给国家省点钱,改坐民航班机去莫斯科,9点已经起飞了。”小平同志立即请曾多次为毛泽东和他撰稿的胡乔木拟稿。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了一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谈话”很短,也就七八百字,打印出来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谈话”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谈话”还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个多月以前所说的那三句话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借悼念逝者之机,着限于苏联人民,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谈话”还有两处妙笔。

一处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小平同志关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的指示精神。

另一处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话里有话,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中共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苏共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20年。小平同志这位当年与苏共领导人面对面进行大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点弦外之音。

11月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一来到莫斯科机场贵宾室,杨守正大使就立即把他请到一边,汇报了在北京发表“书面谈话”一事。他听到后先是一愣,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我上午离开北京之前发表了个‘书面谈话!”黄华看了一下我交给他的“谈话”后,又立即说:“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

写得真好!”我陪着杨守正站在黄华身旁,明显可以感觉出来,这位中国外长对小平同志这一“神来之笔”感到非常振奋。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了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小平同志发动的这场“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转“阴”再转“晴”。

抓住“三大障碍”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从1982年10月起,我们谈判班子几个人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人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

对这种“马拉松式”谈判出现的原因,钱其琛给我们分析了几条理由,其中有一条我觉得讲得特别实在。他说:“磋商开始以来。苏联国运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治国,在不到两年半时间内,三个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克里姆林宫于是就三易其主。试想,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人家同我们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的重大问题?”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小平同志于1985年10月9日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后来,小平同志又向美国大牌记者迈克·华莱士发表谈话,强调‘苏方如能在柬埔寨问题上迈出扎扎实实的一步,他愿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随后,苏方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出松动。

到了1988年下半年,戈尔巴乔夫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终于决定迈出实质性一步,卸掉“援越侵柬,”这个历史大包袱,借此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实现与邓小平的会见。于是,历时6年,在莫斯科、北京两地举行过12轮的中苏政治磋商,终于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把中苏边界变成睦邻友好的纽带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1964年谈了半年。从1969年开始,中苏双方又举行第二次边界谈判,一谈就是九年。这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

1987年春开始的这一次边界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谈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中方的谈判一直是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他一贯主张,应尽早把中苏边界划定下来,使之成为一条睦邻友好的纽带,以利于国家安宁和经济建设。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的走向。

我作为专家工作组的中方组长,在两年多时间内,带领10多位与苏边界问题专家,来往穿梭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经过多轮艰苦谈判,与苏方组长就中苏边界绝大部分地段的划分办法达成了协议。

苏联解体后,中国又与毗邻的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最终解决了包括黑瞎子岛、帕米尔在内的其他边界问题。

小平同志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所表现出的智慧与作出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赌的。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四人,即小平同志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四人为另一方,进行“不对称对弈”。结果,这盘棋让“政治围棋九段”邓小平赢了。

中苏关系实现“半正常化”

1984年底,陈云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赠送给当时主管中苏关系的钱其琛副外长。陈云用陆游《游山西村》中的这一名句来表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热切期盼。到了1989年上半年,“山重水复”已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作准备。

谈及与这一会见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意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老人家这是用“不拥抱”这种形象说法来告诫我们:应致力于与苏联发展一种新型关系,再也不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种“结盟”中去,否则,将有损中国的根本利益,也会“震动世界”。

在两国外长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提一下。

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问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对于这样一句不同寻常的话,我们自然感觉得到其分量。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中方承认有过错,在中苏关系史上,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

1989年2月4日,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小平同志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自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抵达北京以来,30年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9点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他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在场的中方领导同志:“请人给他(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三年多时间里,国内外一般的事情都不怎么过问了,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钱其琛外长指定我给小平同志作记录,记下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以及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此刻,我第一次零距离地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内心的兴奋、自豪真是难以言表。我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后,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开始举行。小平同志庄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

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接着,小平同志从两个方面扼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近一二百年来的风风雨雨:一、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当时“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2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还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问题。在苏联当时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他这样做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老人家怀有这样一种真诚的愿望: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苏联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戈尔巴乔夫在会谈大厅一落座,就庄重地对小平同志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坐在这位85岁高龄的长者身旁,年仅58岁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毕恭毕敬,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作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忆及这次会见,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提到,戈尔巴乔夫在前往会见邓小平之前,在内部曾经说过,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他看重的是对方谈话中的基本精神,对别的东西不会太在意,有不同意见也不进行争论。苏联大使的这番回忆,在戈尔巴乔夫与小平同志会见时的言谈举止中得到了印证。

戈尔巴乔夫在《经历与改革》一书(1995年版)中,用了不少篇幅转述他与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会见时谈话的内容。我反复看了这些文字,作为这次会见的记录者,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小平同志谈话的基本内容都点到了,但某些方面表达得不够准确,有些地方描述得不够完整。

戈尔巴乔夫在书中还透露,他本来还打算与邓小平谈一些发展双边关系的具体设想,但在交谈过程中发现,这位中国领导人只从大处着眼谈,并不涉及双边的具体事务,因而也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决定稍后再向中国其他党政领导人提出这些设想。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见一结束,我就把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了出来。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这篇“文章”是即席讲出来的,当时在小平同志的面前,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这不仅表明老人家记忆力惊人,而且反映出这位伟人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

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这一二十年来,好些朋友不止一次问过我:小平同志当年为什么总是抓住“三大障碍”不放?我想,这件事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在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那个年代,中国的确面临过来自北、西、南三个方向的现实威胁。小平同志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从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入手,这是抓住问题的根本。

从另一方面看,小平同志这样做,据我领会,还有一种大的政治考量。中苏关系问题的症结,毛泽东主席、邓小平同志都归结到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不平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讲起斯大林时,常常愤懑地指出,此人待他如何“不平等”;对赫鲁晓夫的某些做法,毛主席则想方设法防范其控制中国的图谋。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也指出:中苏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在通过不同渠道向苏联最高领导人传递的信息中,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桌旁,中方都用消除“三大障碍”作为强有力的手段,竭力争得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我们终于达到了这一毛主席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目的。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对外开放这一强国方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中苏间长达20多年不堪回首的过去,开辟了前景广阔的未来。2009年5月16日,是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20周年纪念日。20年来,这一历史性会见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与日俱增。

按照小平同志的构想,中苏关系的“未来”是两国间一种新型的关系,它既不同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又有别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对立、对抗。共享尊严、真正平等、睦邻友好、合作共赢才是这种新型关系的基本内涵。

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停止存在”了,但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与邓小平同志共同发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宣言,中苏双方当时所确定的两国关系新准则,顺利地被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承了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造福于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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