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陈禹山回首话当年》一文中的主人公陈禹山，感慨进入官场后的尴尬。我总觉得，陈禹山离开很有作为的记者职业进入官场承受官场体制之弊，是自讨苦吃。由此也引发我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安排的思考。

陈禹山笔下的张志新的悲惨命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有关。在“文革”那疯狂的年代，谁要是对领袖稍有贬损，就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打倒了“四人帮”，可以为张志新申冤了，但也还不可能完全将真相展开。写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看法，只能表述为“张志新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无限热爱的心情，对毛主席的某些做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张志新割喉的惨状无法如实披露，而且新闻人物的报道也仍然要顾及领袖的形象。其实，多年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态——

当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仍末解脱时，创新也就被当成异端邪说，不被认同。

当某些地方官场习惯于“统一口径、步调一致”的规则，越雷池一步，便会当成另类，打入另册。

看來有些事急不来，要明白水到渠成的道理。我们为什么常说“与时俱进”，也正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政治生态环境使然。

陈禹山最有作为的时期，应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进入极佳的时期，关于张志新和《恸哭蒋筑英》、《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的报道，以及改革开放兴盛时期蛇口工业区政治改革试验和领军人物袁庚的报道，都使陈禹山的名字伴随着作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而扬名业界、扬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