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梅

摘要:面对经典文本的种种解读阐释,读者往往陷入不知所从的困境。当此之际,与其纠缠于种种解读的是非,煞费苦心、强作解人,还不如以一颗朴素的心拥抱文本,在阅读中积累、体验,获得审美经验的升华。

关键词:解读;好读书,不求甚解;诗无达诂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群星闪耀的诗坛,李白以天纵之才超迈尘俗,拥得诗仙美誉,其《静夜思》简洁晓畅、朗朗上口,一经传世即广受欢迎,文人学士乃至童蒙稚子,无不宣之于心诵之于口。诗作以人类共有之乡情,成为恒久的生命之歌,影响浸润了数代国人。

某日翻阅报章,一篇《静夜思新解》赫然在目。文章从胡床的实物出发,论证了诗中所述的床,实为放在院子里坐着赏月的马扎。正所谓前有余音后有嗣响,数月之后,《文汇报》刊文,对李杜诗文中描述“床”的情形进行梳理,否定了上述阐释,将诗中之“床”论定为卧具之眠床。《李白〈静夜思〉中的“床”为何物》(《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12日)一文,将学界对于“床”的种种解读争议进行了汇总,或曰“坐榻”、“胡床”、“绳床”、“井栏或辘轳架”、“几案”、“睡床”、“底座”等等,并通过对《静夜思》的文本阐释和对“故乡”意义的深度挖掘,得出“床”乃“井床”的结论。围绕对于“床”的不同索解,诗中的主人公是在井栏边望月、坐榻上望月、还是睡在床上举头望月等等不同的解读就出现了。另有论者别出心裁,透过一层,竟然对“思”的对象也开始了破解。在“山寨”文化盛行的语境中,一位在日本读书的华裔初中生发现《静夜思》在日本流传的版本与国内不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国民对于国内流传的《静夜思》是否“山寨版”的焦虑,一时之间,说辞甚多,专家不得不出来澄清:中国版《静夜思》并非山寨版。(《济南日报》,2009年2月17日)登陆网络,输入“静夜思研究”词条,瞬间就弹出数万条目,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场场争论的热闹里,在对作品抽丝剥茧般的阐释里,在连篇累牍的阐释著作里,这首本来简洁明净的小诗面目逐渐模糊、表意逐渐玄妙、情绪也多多少少有些暧昧了。然而明月无言,诗人也早已远去。在不可复现的历史场景中,众声呶呶,而真伪莫辨。读者与其在这一片争议的热闹中不知所从,还不如借用千载之上五柳先生的做法:好读书,不求甚解。以一颗热情的心去读书就是了,不必煞费苦心、强作解人。其中原因,试述如下:

其一,诗无达诂。中国古典诗歌以高度凝炼的语言、灵动跳跃的意象形成千姿百态的风格、意境,也形成了鲜明的多义性特征。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也。由此,“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心未必不然”,如此“文本”自然为个性化阅读提供了可能性和自由度。在诗词鉴赏中,最常出现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同一作品,读者之间存在体认上的巨大差异甚至褒贬完全相异的看法。比如面对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白居易极为赞赏,而魏泰以为平常,苏东坡则斥为“恶诗”。对于秦观的《踏莎行》,苏东坡特别欣赏最末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并且写在扇面上。为此,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倒是叶嘉莹对这段公案作了个了断,认为王国维论词主张“不隔”,注重感发,自然就不懂得苏东坡,也无法体会秦少游真正的悲哀。只是这种了断是在争论主体缺失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否允当,又当别论。此类例证,不胜枚举,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隔膜。与“诗无达诂”理论相阐发,西方接受美学认为,作品被解读之前,创作并未最后完成,作品的意蕴实在读者能动性、历史性的接受实践中生成的,也就是说,每一次新的阅读都会产生一部新的作品。“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读者的阅读经验的限制,因为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限制,因为读者阅读的特定情境的差异,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必然是有差异的,甚至,同一读者在不同的解读背景下也会对文本做出不同的阐释。自然,这些阐释有可能是与作者和文本的本意相背离的,因而造成“误读”。但是,这样的“误读”却不可避免,甚至无须避免,与其拘执于哪个哈姆雷特更接近真实的论证,还不如细细品味莎翁的精神风标与艺术风致。

其二,吾生有涯,广采博收。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以有限的生命来追逐无限的知识,岂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古人皓首穷经,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更何况拘执于细枝末节的讲求之中!如果没有研究任务和专业面向的羁绊,在具体细节的过分纠缠无益于整体知识系统的构建和体悟能力的增强。而对于个体而言,建构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不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科学知识,都处于文化系统之中。认识其中特定的内容或子系统固然重要,而了解相关内容亦即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母系统与更大的母系统的联系亦不可或缺。知识系统的有效构建,每每促成了个体对知识领域特定内容更深刻的理解。面对承载各类知识的汗牛充栋的书籍,个体只能进行选择性的阅读,并在选择性阅读中针对不同对象精读或泛读,从而建构起合理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这种泛读与不求甚解旨在为其知识结构构建专业知识以外的内容,或者说是专业知识宽泛的知识背景,以备其未来的研究、学习之用。当今素质教育所倡导的“厚基础、宽口径”人才培养模式,与此种读书方式精神暗合。

其三,无论是读书治学,还是读书怡情,真正的文化人追求的是读书的乐趣和心灵的坦然。相视一笑,莫逆于心;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可以看作读书境界的描绘吧。读书之解,实不可强求,强求则滋味尽失,即便得到些一知半解,恐怕也有牵扯与凑泊之嫌;读书之解,实不必强求,何妨在山重水复之时,耐心等候柳暗花明之境。读书之“解”,应该是在主体人生经验或审美经验的丰富和深入的过程中渐次发生、深化。以《红楼梦》为例,红学家俞平伯说是写“色空”,李希凡说是写反封建,毛泽东说是写阶级矛盾,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和审美情趣投射在《红楼梦》上,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名著以其博大的包孕性,本来就是“拥抱所有国家海外所有时代”的,有着巨大的艺术张力。读者用自己朴素的欲望和情感来解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而玄妙的文本,在解读过程中也许不能立即得出一个明确和正确的结论。不妨先将注意力放在读懂的内容上,对于不懂或还不知道不懂得地方先“不求甚解”,一路读下去便是。或许在读下去的过程中,与已有的经验实现了契合;也可能这种阅读只成为其后阅读的一种背景,在等待中逐渐释放意义。读书大抵是为了享受,在享受中自然而然地得到熏陶和教益,而刻意求解的读法,往往只得到些片断的光影,却将享受的情境破坏无余。

另外,艺术不等于数学,艺术分析不能达到也不必追求数学计算的精确性。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靠妙悟做出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与共鸣。北宋科学家沈括读了杜甫诗《古柏行》,对其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大加指责,曰“无乃太细长乎”。以精确的科学计算解诗,自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判断,更不要说得到什么审美价值了。

当然,对于诗无达诂的特性、生命有涯的规律和读书追求的充分认识与确证,并非要完全消解读书之“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让读书陷入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只是读书之解应当遵循知识结构建构的规律、遵循文本自身的规律、遵循个体知识积累和审美经验发生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抓住关键处要害处,反复引用体味,享受个性化阅读与创造的快乐。前文所述的对于《静夜思》的种种解读,或以收藏家的甄别,或以考据家的精微,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全然遮蔽了明月的清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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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