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雪

〔摘要〕针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女性相对贫困的状况,本文从女性主义经典理论出发, 阐述了女性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把社会性别视角和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带给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结果,进而发现导致女性贫困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社会性别;贫困;女性主义;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001-05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全球化过程也如火如荼。然而许多地区,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尤其对于女性,贫困似乎已经成为她们逃不开的梦魇了。正如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FWCF)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生活在贫穷当中的女性人数的增加同男子相比不成比例,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转型期经济国家,女性贫穷人数日增的现象最近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1](3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目前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的评估和预测,虽然各地区的经济都呈持续增长势头,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占女性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5年的39.2%下降至2000年的32.2%,在第三世界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在第一个联合国“妇女十年”中,男性从经济发展中分享到了63%的利益,而女性仅为37%,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2]这种显而易见的经济发展同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持续贫困之间的矛盾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似乎驳斥了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男权制式威和女性地位提高的一厢情愿的观点。由此,“女性与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女性主义的视野。学者们一方面对解释和引导第三世界发展的各种理论产生怀疑,进行重新阅读并提出了相应的女性主义批判;另一方面从社会性别角度入手,揭示贫困的女性化倾向,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男性控制的社会结构。同时,学者们也对近年越来越火爆的全球化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必须赋予其社会性别的视角,考察社会性别是否以及如何根植于全球化过程中,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本文试图展示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对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发展脉络,认为必须把社会性别和全球化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带给两性的不同结果,才能真正认识和解决贫困女性化问题。

一、对发展理论的女性主义批判

二战后,对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和向现代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发展理论主要有三种: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引入必要的社会性别视角后,学者们发现,正是在这些发展理论引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女性的持续贫困。这些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缺少了社会性别结构分析,一直把人口中的一半——女性置于边缘状态,很难把女性视为具有真正独立性的个体。这种仅仅把女性简单加入到发展理论中去的做法,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根本是行不通的,必须将社会性别的视角融于理论建构中,重新评定女性劳动的价值,扫清女性进入有酬劳动市场的障碍,才能完全解释和消除女性的贫困问题。

英国学者凯瑟琳·斯科特对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进行了女权主义的重新阅读。她从揭示深藏于这两种理论背后的社会性别本质主义的二分法入手,发现许多现代化理论家和依附理论家对现代化、发展、自我依赖和革命等主题的研究,都是以先入为主的传统的社会性别概念为基础的。他们通过对城市现代性和乡村传统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论述,重塑了西方自希腊以降政治学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公共与私人对立的二分法,也即理性与直觉对立、光明与黑暗对立,文化对立于自然、男性对立于女性。正是这种对立的二分法将女性一直定位于家庭和非社会性成人的位置之上,决定了必然要出现这样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经济的不断增长不能自发地解决女性所遭受的贫穷,无论是发展的数据统计还是利益的分享,女性的主体地位总是处于缺失状态之中。

凯瑟琳·斯科特指出,发展理论在今天之所以走到了一种僵局,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二分法作用的结果。她批评了那种认为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具有很大相似性,综合二者就能创造出一种更有利于理解和解决第三世界发展的新理论的观点。因为无论是源自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还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依附理论,都是根植于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之上的。它们都认为女性更贴近于自然更适合于家庭,而现代性正是通过与这种代表传统的女性特质的对抗才达到成熟的。虽然更具批判性的依附理论指出了殖民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女性而言无疑是更深重的剥削,但同样认为性和家庭关系是属于私人领域,并不能同公共领域一样占据中心的位置。所以这样做的结果仍是,持有原观点的理论家们生产出的一套西方置于第三世界之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和存在性别等级观念的理论。斯科特认为,在下一步的发展中,第三世界需要摆脱的恰恰不是传统而是对资本主义的依赖,必须打破这种本质主义的二分法。重新评价女性的价值,才能在经济发展中看到作为主体的她们,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作者同时还批评了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女性贫困问题的进一步的发展策略和项目计划,指出由于受到这两种发展理论的影响,世界银行虽然开始在它的报告中提到了女性,但对女性的定位仍在再生产、儿童抚育和家庭经济的功能上,显然是不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带来持续的福祉的。[3]

B·沃德则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出发考察了世界体系理论,她通过对世界体系理论的重新概念化,试图探求解决经济发展与女性贫困这一悖论的方法。沃德早期的工作也是在不变动原理论基础的情况下把女性简单地加入到世界体系理论中,以解决该理论无法解释女性的家务劳动被无偿剥削和她们的利益明显不同于同一阶级中男性的利益的问题。然而,后来她显然推翻了这一做法,指出世界体系理论虽然是对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一种回应,但它的基础也是单一的线型发展模式,具有强烈的种族中心论和男权制色彩。在世界体系理论的主体构建中,社会性别因素是缺失的,许多理论家即使谈到女性,他们所关注的同样也是其再生产和家庭经济的功能,假定女性是作为家庭成员的身份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去的,完全无视她们在经济发展中的经历和贡献,最终的结果仍是把女性排除在付酬劳动之外,边缘化于非正式经济活动之中。因此,沃德主张从历史维度考察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互动的轨迹,以边缘国家中的贫困女性为理论出发点,重新思考世界体系理论,建构一种把社会性别和种族置于中心位置的中层理论。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发展过程中女性被边缘化和更易陷入贫困这些最难理解的现象。[4]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妇女运动的开展,人们发现女性日益贫困的现象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顽症,而是出现在全球各地、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普遍现象,贫困以女性的面貌出现已经是无可争议的题目了。于是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女性贫困增长方面,即“贫困女性化”问题。

二、“贫困女性化”

“贫困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一词起源于美国,是1978年由皮尔斯最早提出的,主要针对当时发现美国社会中贫困率增长最快的家庭结构是女户主家庭的现象,揭示了女性与贫困的先天性联系。1986年,美国34%的女户主家庭贫困,54%的有孩子的女户主家庭贫困。60岁以上的女性,有1/5在贫困当中,是同年龄男性贫困率的两倍,到了1990年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了。[5]一项研究指出,“造成女性贫困的原因与造成男性贫困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男性常常由于失业而陷入贫困;女性即使全日在工作往往仍然处于贫困之中。”[1](37)事实是,在经济发展中大部分女性经历着很少或没有任何改善,“贫困女性化”暴露了美国社会深层的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因此,学者们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多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入手,对家庭进行反思,展示了两性的不平等是从日常生活领域向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家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

美国学者谢拉·露丝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男性的统治。这种统治意味着女性的弱势群体地位,意味着她们的性别角色与功能是由男性决定并服从于男性控制需要的,同时也意味着她们比男性更易于陷入贫困。 露丝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女性理想的社会性别角色决定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女人首先总是一个女人,而不是别的。” 为了适应男性控制的需要,社会总把女性的职责定位在家庭,局限于生育和养育的功能上,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使她们先天就弱于男性。而劳动力市场也是被男性所掌控的,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现状,他们总是阻碍女性价值的提升,在任何职业中都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无论自身所拥有的才能和所受的教育程度是多少,女性的收入总是低于男性,她们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以实现自我的需求,更何况繁重的家务劳动、女性的价值和性别角色又阻碍着她们将更多的注意力从丈夫和孩子身上转移到自我发展方面,因此劳动力市场上所谓的性别间的机会均等根本就是虚幻。

在法律和政治等社会领域中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女性被视为非社会性成人,她们的角色扮演只是其家庭生活状况的外延。露丝认为,法律是掌握权力的“人”定的,是严重依赖惯例、连续性和保守主义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当今美国的法律在概念化、政策、实践、执行和应用等方面几乎完全是男性化的,是男权制的产物。女性在法律中被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必须要接受男性的指引,这一角色认定是源自罗马法并作为一项传统在西方文明中被延续了下来,因此女性是被排斥在法律之外的。而在政治上,女性则很少从“女性”的角度思考和行使权力,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她们代表的这个“人” 仍是男性化的,是服从于男性统治需要的。[6]

M·莫格哈德在《贫困女性化》一文中则跳出本国的经验,关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的贫困问题。她认为,贫困女性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对女性劳动力价值的错误认识。她的研究集中于“女户主家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1)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试图说明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女户主家庭总是最贫困的。(2)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平等入手来分析女性更易于陷入贫困的原因。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劳动力和女性整个生命周期所做的贡献是低于男性的,因此她们的“投资价值”更低。所以,女性被剥夺了许多应有的权利,丧失了获得均等资源的可能,于是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女性得到的更多是低收入、低保障、低发展潜能的工作,就更加容易陷入贫困。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关于女性“投资价值”低于男性的看法,这既是一种恶性循环,也是一种因果颠倒的逻辑。(3)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这些宏观的方面来探讨女性较男性更易受伤害的原因。资源分配的男女不平等,忽视性别差异、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政策、文化、法律和劳动力市场等,造成了对女性的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的限制,使得女性摆脱贫困的能力受到制约,而非表面上直接呈现出来的经济原因。最后,作者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认为西北欧国家比美国更好地避免了贫困女性化问题,是因为它具备较为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以福利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更能杜绝这一现象。[7](31-62)

“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女性贫困的现象和原因,另一方面也因为研究视角的单一性遭到了女性主义内部的批判。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就尖锐地指出,美国的白人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开始关注女性贫困问题,是因为有一天发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也会加入到贫困阶层中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们开始关注其他种族、阶级的损失,她们自始至终关注的只是一部分女性,即白人的中产阶级的女性,而非所有女性。胡克斯还批评了女性解放的关键是外出工作、有酬劳动、取消家庭主妇的观点,认为这显然是一种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观。因为如果工作意味着解放,那么已工作的女性就不需要解放了,这无疑排除了大量劳工女性;而且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就意味着许多有色人种失业,无疑白人妇女的解放是建立在牺牲非白人男女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她进一步指出,能够工作与不得不去工作是两码事。对于许多女性来说,结束工作才意味着解放,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量劳工女性终日工作却依然贫困了。[8]所以,这种带有明显种族、阶级色彩的研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的持续贫困问题的。

三、社会性别与全球化

从20世界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变迁,进行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认为全球化过程更加推广和加深了女性的劣势性地位,这是造成当下贫困女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美国学者琼·艾珂在《社会性别、资本主义和全球化》[9]一文中对此有系统的回顾和精到的论述。她指出,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要赋予其社会性别的视角。因为正是这种于嵌入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的社会性别过程和意识形态,使得企业普遍对再生产“不负责任”,社会性别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源,福利国家的保障遭到严重冲击,全球各地的女性都限于贫困的泥淖不能脱身。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全球化是否被社会性别建构?社会性别是如何嵌入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并且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理解全球化带给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结果。

艾珂认为,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女性主义使用的术语更集中于“发展”和“结构调整”。这些术语的使用,反映出大多数女性主义的“全球化”研究关注的是南亚、第三世界或者“边缘地带”、“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展示出现存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只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一世界的女性研究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展而已。她批评了那种简单分类的做法,认为“发展中的妇女”和“妇女与工作”代表的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在那些既不是“赤贫”也不是“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性别和工作的研究,并将此统统都归于“妇女与发展”的项目,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全面地理解全球化的变迁必须要基于地方的、具体情景中的知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全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而且目前的全球化研究中,地方性/全球性、微观/宏观、民族性/结构性的二分法依然盛行,这无疑又是一种社会性别和权力等级的再生产。因此,女性主义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地方和全球关系的重建与方法论的重构基础之上。

接着,艾珂探讨了为什么要赋予全球化性别视角。以往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都是男性学者的声音,探讨的是这个术语的意义、卷入的过程和可能的结果。在关于全球化的主流的观点中,社会性别和种族往往是看不到的,隐藏于宏观结构模型中的仍是男性主义的立场。在这里,社会性别指的是根据男性和女性既定的区别,社会性地建构的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分割和差异,涉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关于责任、权利、报酬、权力的一种分配原则。社会性别既是物质的也是符号的,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而目前大部分关于社会性别和全球化的论述,实际上研究的是在当代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妇女、工作和家庭,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人们的行动和生产所型塑的女性世界。这也就是艾珂一直在质疑的问题,在社会性别和全球化的研究中也存在性别结构,即占主导地位的女性研究者、大多数男性和那些在体制内被男性化的女性研究者,对于这项研究都缺乏兴趣。

那么,全球化是否被社会性别建构了呢?艾珂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考察了社会性别如何嵌入到全球化的结构和实践,其次检验了全球化对女性、男性、家庭和社会性别关系带来的变化和与冲击。她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性别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源,女性既定的社会性别角色不再像在发展理论中那样被排斥和贬低,而是被资本主义利用去定义和构造满意的工人形象和行为。这种结构性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别划分本来只是存在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特定的男权控制治的文化结构,但随着全球化的过程,事实上却被推广成为一种普遍性。在这一过程中,开拓者和执行者都是男性,而且是那些定位于社会性别关系与实践中的特定的男性控制的男性。艾珂将这种男性控制分为三类:一是“全球化男性控制”,一种征服性的、不同寻常的暴力和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殖民时期的特色;二是“超霸权男性控制”,是侵略性的、无情的、竞争性的和敌对性的,发生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的全球化组织过程中;三是“新霸权男性控制”,是傲慢、控制欲和侵略性的,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要指跨国的商业男性控制。在这些男性控制下,全球化过程中的女性自然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社会性别形象和意识形态被定义为顺从、廉价而能适应枯燥和重复性的工作的,成为资本主义最合算的劳动力和资源。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性别关系、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都被整合进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质上,女性都从事较低下的工作,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劳工女性化”和性别隔离的社会性别形象。因此,女性的贫困自然是无可避免的了。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卷入到付酬劳动力市场当中,同时也定位和加深了其在私人领域劳动的不付酬性质。旧式的、全日制的、有保障和福利的工作正在被新兴的、低薪的、临时的、无保障和无福利的女性化的工作所腐蚀。全球化变迁也使得福利国家的就业结构和保障陷入困境,女性受到了比男性更多的负面影响。全球化还造成了全球失业率的上升,两性间的不平等和对自我性别意识认同的异化,对女工的生活和家庭也造成了各种无法预料的影响。最后,艾珂置疑了“全球化”的概念,认为这也许又是一个源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用于证明控制和依附的又一套发展理论。因此应该对其保持批判性,这样才能更好的认识全球化发展与女性贫困之间的悖论。

四、国外研究的启示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12个妇女关切的领域,其第一个关切的领域就是妇女的贫困问题。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学者有关贫困的研究中,性别的差异还没有明确地体现出来,大部分研究关注的只是不分性别的“人”的贫困而已。由此可见,在国内缺乏的不是贫困研究,而是研究中必要的社会性别视角。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虽然他们的视角各不相同,但都揭示了同样一个事实: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男性控制等社会因素造成了妇女的持续贫困,全球化过程更是把这种发展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因此经济发展不能自然而然地打破女性身上的枷锁。这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和更好地解决妇女贫困的问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也为正确地认识转型期中国发生的贫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

借鉴的同时也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完全照搬。虽然“贫困女性化”的研究都试图以客观的立场来揭示真相、论证问题,但我们还要清楚地看到,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贫困女户主家庭”, 即因离婚或丧偶而陷入贫困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和儿童所组成的家庭。虽然在全球化研究中,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直在强调种族、阶级、地方性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在实质性的原因分析、现象形成以及解决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中,采用的仍是普遍化客观化的方法,于无形中掩盖了种族、阶级、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毕竟研究该问题的多为美国、西方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学者,自身的局限限制了她们研究的视野,只有那些与她们密切相关的“同类人群”的问题才会强烈刺激她们的神经。所以,她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女户主家庭上,而对那些底层的、整日工作的、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其他人种和其他地区的女性问题低估甚至视而不见。这一点正是我们需要有所警惕的。

笔者以为,妇女贫困在中国也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解决的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学界主流的关注与重视。在研究中我们固然要引进、学习国外的相关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发掘本土经验。如同不能以普遍化的“人”取代性别间的差异一样,也不能以普遍化的“女性”掩盖种族、阶级、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要把全球化和社会性别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立足本土,关注各阶层女性的不同需求,用我们的经验来重新探讨中国的“贫困女性化”问题,消除阻碍女性贫困的制约性因素,真正赋予该问题一个“公正和民主社会的女性主义视角”。[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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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lyce J.Rotella.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ssues in Fem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womens studies. compiled by Sheila Ruth. –3 rd ed.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5:310~333

[7]Valentine M.Moghadam.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notes on a concept and trends. [A]. 马元曦. 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C]. 北京: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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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oan Acker. Gender, Capi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Sociology. 2004,30(1)

[10]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2 nd ed. South End Press classics. 2000(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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