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烨

[摘要]“家庭革命”主题开始“五四”时期。历史沿着既定的轨迹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清晰地带着前一步的印记。作为20世纪60年代家庭叙事的精神起点，“五四”、延安及建国初的家庭革命及其经典书写对研究60年代主流话语中的“家庭模式”。“家庭生活”及其之于同时期文化价值体系建构的意义都具有深刻的启发。

[关键词]家庭叙事；家庭革命；“五四”；60年代

关于“家庭革命”的主题。早自“五四”时期就已开始。从觉慧到子君到莎菲女士，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离家出走，寻找新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因为主人公与封建家庭的毅然决裂，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和对新生活的自觉追求而显得充满革命意味。然而在这些有关家庭的叙述中，革命的对象并非家庭。而是个人。是个人为了奔向新的人生而选择叛离。是个人为了实现自由的爱情而选择出走，也是个人纵使知晓新的生活充满曲折也愿意承担或失败或成功的苦难。

在这里“背叛”与“重生”的主体都是个人，个人从一种“家庭”中背叛出来，再回到另一种“家庭”中寻找重生。子君之背叛了原有的家庭是为了在与涓生的新的家庭中获得新生，“家庭”本身并不是革命的对象，相反却是个人寻找慰藉与新生的途径。

虽然“对家庭，特别是对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的猛烈攻击充斥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但众人口诛笔伐的真正对象实际是封建社会及其体制、礼教。是腐朽的封建体制使得“家庭环境”面目可憎，逼人出走，而不是“家庭”或“家人”本身的“不洁”，使得青年需要通过叛离家庭，来实现革命。“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前面的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过去18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调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我们不难发现，觉慧要背叛的实际是他过去18年来的生活，是这18年生活所承载的封建阴霾，而并不是“家”或“家人”本身。

有趣的是，在“五四”时期的家庭叙述中，叙述者并未给“背叛家庭”的青年以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兑现，相反却为脱离家庭之外的生活附加了一种未知甚至是悲剧式的命运。

正如子君从原来的家庭中叛逃出来，期望在和涓生组成的新家当中获得重生而未果一样，挣扎在三角恋爱的极度痛苦之中的莎菲女士最终也没在寻找“家”的过程中获得幸福，即便是《家》的主人公觉慧在鼓起勇气踌出家门之后，也只是在熬过了漫漫长夜之后向着“初升的太阳”走去，而在“金色的阳光”下，离家出走的他究竟会看到什么，离家出走以后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小说并没有交代。未来对于觉慧来说是“未知的”。“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会把他“带到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类似“娜拉”出走后究竟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巴金《家》的叙述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形之下，鲁迅和丁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以笔下主人公的心酸，挣扎和泪水来表现的。出走后的子君最终是被父亲领回去的了。带着独自生活的艰辛和一颗破碎的心，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离开父亲，渴望寻找爱情童话的莎菲，也同样无法“去报复而偿还一切的损失”，最终只能到“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剩余”。这些典型人物本身和离家后的生活显得那么容易被社会击败，那么缺乏体制的保护而注定要经历失败的命运和苦痛。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以来的主流话语对“背叛家庭”的主题并没有给予全然的肯定，至少在个人叛离家庭，参与革命的道路上，尚未在“家庭”之外，为革命者找到更好的归宿和方向。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而标志着“延安时期”的开始。延安政府从子女抚养和夫妻生活入手，对“家庭”的基本关系、生活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纵向及横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其中就包括集体保育院的建设和“夫妻”分居制度的实行。

这个从“家”到“群”的转变，恰恰昭示了“五四”时期向延安时期的过渡，“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然而“群”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家”呢?至少，巴金本人在1950年上海“文代会”上曾真诚地说：“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

延安时期的“家庭革命”并不彻底。“家庭”本身“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的性质也同样未被触及。“五四”、延安时期未完成的改造使命，使建国后继续“家庭革命”的事业成为必要。1949年以后对“阶级斗争”的深入发掘，也使阶级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党内。

60年代除了国际形势突变所给予的外部压力之外，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内部日益丰富的“家庭物质生活”／“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深刻焦虑同样促成了国家继续“家庭革命”的决心。“五四”，延安时期的经典“家庭叙事”为60年代如何书写“家庭”，如何塑造社会主义家庭关系提供了基奠，同时也促成了60年代“家庭”继续革命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