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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喜剧电影的走向来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娱乐需求

2009-10-09李军辉

电影文学 2009年2期
关键词:喜剧电影民族文化中国

李军辉

[摘要]中国喜剧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摇摆在各种电影类型之间,因为没有合适的“文化身份”而步履维艰,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了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氛围的制约和影响。本文试图从人文心态的演变来分析中国喜剧电影发展的轨迹和变化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喜剧电影;民族文化,娱乐需求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创作追求和艺术风貌,而喜剧电影又是一种最能体现民族风情、文化个性和审美情趣的电影类型。从卓别林的讽刺喜剧到卡普拉的温情喜剧;从伍迪·艾伦的悲喜剧到山田洋次的轻喜剧,从金·凯利的滑稽喜剧到周星驰的打闹喜剧,等等,不同风格的喜剧电影构成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观众从这些喜剧电影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欢乐,还有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震撼。然而,中国喜剧电影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没有找到一条蓬勃发展的生存之路。几十年来,喜剧电影一直摇摆在各种电影类型之间,因为没有合适的“文化身份”而步履维艰。其实,翻开中国电影史就会发现,早期电影并不缺乏喜剧构思和喜剧因素,如中国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就以其妙趣横生的故事和滑稽夸张的表演,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感和想象力。之后,中国拍摄了一系列模仿好莱坞的打闹喜剧,如《滑稽大王游沪记》、《大闹怪剧场》、《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老少易妻》等等,应该说,中国电影是从喜剧起步的。但为什么喜剧电影走走停停、发展缓慢?这里面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原因和社会政治原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翻开儒家经典,孔孟所提倡的忧虑情结满篇皆是,有如“心之忧兮,我歌且谣”,“心之忧兮,其谁知之”(《魏风·园有桃》);“不见君子,忧心钦钦”(《春风·晨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阳修所谓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五代史·伶官传序》)。“忧患意识”也正是由此而来。这些思想一旦被正统的儒家文化所肯定,它必将对古人的思想、性格、审美情趣等产生重要影响。在旧传统礼仪规范中,哈哈大笑被视为愚陋和缺乏教养的象征,形成了以“不愠不喜,冥兹愠喜”(《世说新语》)为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再加上我们的国家更是灾难深重,频繁的内战和外掳,以及大自然的肆意凌虐,人们对生老病死的无奈,使得多少代的人民紧绷着一颗饱经沧桑的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企图在险峻的环境中求生存。这样一来,务实、沉闷的因素在这个古老民族的性格中占了主导地位,与真正欢乐洒脱的心境相差甚远。

封建社会对喜剧艺术的长期压迫及其摧残也是喜剧艺术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文化的进一步体系化,“艺”的发展就呈现出衰微趋势。统治阶级的任意糟蹋和受“重道轻艺”思想影响的文人的鄙夷,使喜剧艺术只能出现于勾栏瓦舍之中,喜庆欢宴之上。由于喜剧处于游戏中的游戏、末技中的末技这种卑下的地位,从而遏止了在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古代文人对喜剧的持续投入,使中国的喜剧艺术在总体上缺乏总结、实践以及提升。“结果导致喜剧艺术的发展走向了‘泛化和‘异化,这里所谓的‘泛化是指由于统治阶级和文人的轻视,致使喜剧不能集中顺畅地发展,而呈放射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异化是指喜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挤压呈现出低俗、油滑乃至下流的病态发展,结果中国古代的喜剧艺术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心态的影响下,中国喜剧电影一开始就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发展之路,这也使得它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中,人们在波澜壮阔的大潮中,表现出对新生活和梦想的强烈追求。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新的戏剧品种——文明戏。电影诞生之日,正是文明戏兴盛之时,于是,中国早期电影不自觉地从文明戏中吸取营养,照搬文明戏剧目,使用文明戏演员,创作了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电影作品,如《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店伙失票》、《老少易妻》,《打城隍》等等,与此同时,鸳鸯蝴蝶派文人也涉足电影界,使电影趋向滑稽打闹、娱情愉世的艺术风格。1922年从文明戏转向电影的郑正秋创作了一部风格独特的中国第一部喜剧电影《劳工之爱情》。该影片不但利用误会、巧合构成喜剧情节,而且它具有中国初期喜剧电影的一些优点。首先,比较注意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具有一定的生活色彩。其次,影片表现一名姓郑的木匠与邻居医生的女儿恋爱的故事,便具有一定的提倡婚恋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的意义。但中国喜剧电影没有在此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这跟中国现实、传统文化观念有密切关系。在当时,电影是不被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而滑稽打闹的通俗喜剧更被看做是“低级趣味”,“庸俗不堪”的东西,关注文艺思想教化功能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批评话语。于是,电影在这种文化背景和人文心态的影响下,开始向“陈义高深”、“发人深省”的悲情苦戏转变,使“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的喜剧电影很快又跌入低谷。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喜剧电影出现了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了一批反映小市民生活的喜剧电影,如《太太万岁》、《还乡日记》、《街头巷尾》、《幸福狂想曲》、《新旧上海》、《都市风光》等,其中以叶浅予的漫画改编的《王先生》最受欢迎。1934年前后,各电影公司纷纷摄制“王先生”系列喜剧,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都市小市民的生存状况和尴尬人生,并对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揶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内忧外患,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人们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因而喜剧便自然成为嘲讽批判旧事物、旧思想、旧风尚的艺术手段。由洪深编导的《新旧上海》也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喜剧片。《新旧上海》是以上海这个大都市为时代背景的,上海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较好地发挥了讽刺喜剧的批判精神,集中体现在男女主角、职员袁先生及太太的喜剧性形象的塑造上。袁先生那种死要面子、硬充好汉的性格特征,便很能反映出上海小市民的心理状态。作为一名收入稳定的小职员,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在一些经济拮据的街坊邻居中自视甚高,甚至面对房东也不低声下气,自有几分清高。可是,一旦失了业,便忐忑不安起来,害怕被别人看不起,于是便每天早上假装上班,当别人向他借钱时,他不惜当掉皮袍借给别人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上海有句俗语:“死要面子活受罪”,确是袁先生这一典型喜剧形象的真实写照。可以这样说,《新旧上海》既是讽刺喜剧的优秀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批判性喜剧片的良好开端,由于它深深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上,因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较之20年代初有所创新。40年代末期的《乌鸦与麻雀》又对这一

创新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构成了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喜剧电影创作似乎都应该有较大的改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1949年到1955年,中国喜剧电影出现了7年的沉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产生喜剧电影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年中,战争还在继续,政治运动接二连三,人们的精神处在一种激昂的亢奋之中,“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文艺的主要社会功能仍是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原则”。崇高和庄严成为对文艺最基本的审美形态。喜剧,笑,游离了文艺家们的视野。

1956年初,中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结束,国家形势良好,人们的心态比较平和大度,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思想上的解放带来了创作上的热情勃发。“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一种较为宽松的局面。‘松,而后乐,自由,自信,而幽默生。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下,人们长期紧绷的心态开始放松,作为民族自信心增强、喜剧意识觉醒标志的电影喜剧,终于姗姗而来。”50年代末至60年代产生的《新局长到来之前》是这一时期喜剧的典型。1956年的中国,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全国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人民内部的矛盾却大量涌现,官僚主义已经滋生蔓延,献媚讨好领导、置人民群众于水火之中而不顾、损公肥私的事已屡见不鲜。而《新局长到来之前》是针对这种歪风邪气的直接批判。影片中塑造了总务科长牛科长这一人物形象,他为了迎接新局长的到来大兴土木,为新局长修建办公室,而职工宿舍漏雨,他却不管不问。吕班塑造的牛科长这一人物形象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让观众产生了一种活生生的、真实的感觉,好像批判的对象就在自己身边,甚至就是自己。导演采取了“反戏正演”的路子,从而完成了文艺对主流现象的重塑。其他如《未完成的喜剧》、《花好月圆》、《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女理发师》、《锦上添花》、《魔术师的奇遇》、《哥俩好》,《乘风破浪》、《满意不满意》、《大李、小李和老李》等等一大批优秀的喜剧电影,形成了中国喜剧电影史的第二个蔚然可观的闪光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人们深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对党和社会主义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这些被称为“社会主义新喜剧”的电影作品,大都是正面反映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讽刺的对象只敢对准个人的缺点和弱点,喜剧电影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批判锋芒而越来越向正剧靠拢,使得中国喜剧电影陷入了单一狭隘的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趋深入,我国社会政治环境也逐步宽松和谐,物质上的富足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对精神上的娱乐需求尤为热切,这就为电影喜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时期以《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她俩和他俩》为发端,继之,《好事多磨》、《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陈焕生上城》、《咱们的牛百岁》、《快乐的单身汉》、《邮缘》、《阿混新传》、《大丈夫私房钱》等影片构成了一条色彩缤纷、情趣盎然的喜剧影片长廊,在欢歌笑语中表现人们告别贫苦落后,走向新生活的历程,歌颂生活中的美好,或者嘲笑僵化、陈旧的观念,讽刺丑陋。而在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刚执导的“阿满系列喜剧”——《愁眉苦脸》、《多情的帽子》、《大惊小怪》等几部喜剧影片。编导者怀着对普通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小人物的深切关注,刻画诚意、善良、热情的“阿满性格”,在其与社会上种种不良弊端的矛盾中创造和渲染喜剧性,在笑声中完成了与广大观众的情感和审美欣赏的沟通。但纵观这一时期的影片有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如《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这两部代表当时较高艺术水平的喜剧电影,前者主要是对婆媳关系和尊敬老人的描写,却把它放在20世纪80年代加以歌颂,这明显地存在着时代感不强的落伍现象,还不如放在50年代来宣传新婚姻法的效果好;后者主要描写的是80年代农民作业的承包组现象,但咋看都不像,不如说它是当年的互助组更确切些。同样的弱点还体现在随后的《咱们的退伍兵》和《迷人的乐队》身上。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存在着内容单一,缺少内在的喜剧冲突,缺乏想象力,笑料枯涩,时代感不强,构思平庸等现象。这种状况在新时期的喜剧片创作中持续了相当一个时期。

历史终于撞开了90年代的大门,西方社会也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我国也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在各种竞争中精神高度紧张和内心万分孤独,并且还夹杂着难以言表的矛盾和焦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时时感到疲惫不堪——紧张、孤独、矛盾、焦虑。故当这些观众走进电影院时他们需要的自然不是崇高的悲剧,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放松,这样一来顺应时代的调侃喜剧片便应运而生。比较突出的影片有刘国权导演的《喜剧明星》,王好导演的《赚它一千万》,司徒兆敦导演的《父子婚事》,陈国星导演的《临时爸爸》。在这些影片中,陈佩斯、葛优、梁天、谢圆、马晓晴等观众公认的喜剧明星出演主角,保证了观众对喜剧的热情关注。此外还有陈佩斯的性格喜剧,如《父与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嘿!哥们儿》等。冯小刚的贺岁片系列,使中国的喜剧电影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其中张建亚的喜剧片《三毛从军记》,则以情节构思的巧妙令观众捧腹大笑,影片一方面讲述了战争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歌颂了人性的真善美,抨击了人性的假恶丑。在情节的构筑上,古今交叉,现实与梦幻交融,产生了无穷的效果。比如,敌人的炮火打来,居然把水中的鱼烤熟抛出,成了三毛的美味佳肴,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三毛他们比赛鸡叫,竟然诱使敌人参赛而一举歼之等。从而使三毛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完成了不该完成的任务,使小人物熠熠生辉。通过这些影片,我们从主人公身上也不难发现他们心地纯真善良,对弱者的同情和照顾,总希望弱势群体比自己活得更好,于是在小人物的奋力抗争中,闹出许多可笑的故事。在喜剧中注入了人文关怀,使孤独的都市人在笑声中勾起了动人的情感,这是中国喜剧值得庆贺的进步,也是探索的一条新路。

在逼近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喜剧仍然在观众的审美审视的目光中继续发展,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比如陈佩斯的《太后吉祥》、张刚的《夫唱妻和》,同时还有那些习惯上被人称作“情景喜剧”的系列作品,如《我爱我家》、《临时家庭》、《欢乐家庭》、《候车大厅》和《新七十二家房客》等。这些影片以诙谐幽默、灵动四射的语言,让现代人领略到了工作之余、茶余饭后的开怀大笑。以创造票房奇迹而引人注目的《甲方乙方》的出现实际上是大众文化时代中娱乐平民的成功标志。该影片中的7个故事都是梦,但都有梦因: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吃饱了无聊、没有恒心、缺乏勇气、单相思、长久分离者终于团聚却又生离死别,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平民的生活处境。通过梦的实现让平民百姓体验到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生,从中得到满足,也尝到了过把瘾的滋味。它把虽荒诞不经却在情理之中的故事讲得热闹非凡,让观众明知是虚构的情节却看得津津有味、哈哈大笑。但这笑声中却有着深厚的意义,在笑笑闹闹中咀嚼人生况味,浇心中块垒,疏缺憾之感。由此可以看出,《甲方乙方》并不是以单纯的笑来取悦观众、赢得观众的,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即关注人生情怀、关爱平民百姓、表现好梦成真的意味,留给人们思索和回味的空间。从这个意义来说,20世纪末的喜剧电影既好看好笑,又富含情感内涵、笑的启迪,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喜剧电影所探新路的拓展、开掘和发展。

通过了对命运多舛的中國喜剧电影的历史回顾,我们喜忧参半。但中国的喜剧电影将走向何方?没有人能够为它定下一个准确的发展道路。《甲方乙方》的出现给中国喜剧影坛送来了一阵清风,如何让观众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笑,笑过以后有所体味和启迪,这恐怕仍然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喜剧电影需要追求和探索的。同时,中国喜剧电影历来是入世的,为大众的,是关注人生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力主我们的喜剧电影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狭隘走向丰富,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喜剧电影的落后状况。不过,我相信,随着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人们的情感世界与艺术表现世界的更加丰富多彩,喜剧的交叉性也将越来越突出,它必将会在广泛的交融中完善自己。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更好的喜剧电影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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