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庆平

[摘要]胡宏卒年大致有两种说法，绍兴三十一年说与绍兴三十二年说。仔细考辨朱熹《跋胡五峰诗》，把胡宏卒年确定在绍兴三十二年是成立的。

[关键词]胡宏；卒年；跋胡五峰诗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2-0114-04

胡宏是宋代理学史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关于其思想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关于其生卒年因史无明文记载，后人一直存在多种说法。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愚考五峰之卒在绍兴之末。”王梓材在校补《宋元学案·五峰学案》时亦从此说，并推测胡宏与胡宪(卒于绍兴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应是前后卒，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为胡宏卒年。全祖望和王梓材作为严肃的学术史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是具有他们的根据的。现代最早有胡宏生卒年记载的文献是梁廷璨、陶容、于士雄先生于民国十六年编撰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补》，其中对胡宏生年存疑，认为胡宏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

姜亮夫先生《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记载：胡宏生于宋徽宗四年(1105)，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亦持此说。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的《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记载：胡宏生于宋徽宗四年(1105)，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或者，胡宏生于宋徽宗元年(1102)，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

以上均为辞书类的记载，故对胡宏生卒年没有列出详细的考证过程。而在台湾学者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等先生编载着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列举了记载胡宏传记资料的二十三条资料，然后认定胡宏生于宋徽宗五年(1106)，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

在近年来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对此持比较慎重的态度，主要根据朱熹《跋胡五峰诗》，以为胡宏卒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前后”。这个“前后”显然亦将绍兴三十二年(1162)包括在内。

而在侯外庐先生等所编《宋明理学史》中，对胡宏生年存疑，同时据朱熹《跋胡五峰诗》简单地认为胡宏卒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

吴仁华先生在其点校的《胡宏集》的代序文“胡宏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中曾对前入主要的说法作过较为详细的考辨，基本上可以确定胡宏生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同时亦可否定胡宏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的说法。这两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对于其主要依据朱熹《跋胡五峰诗》认为胡宏卒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结论仍然显得粗疏。

朱熹《跋胡五峰诗》云：“初，绍兴庚辰(绍兴三十年，1160，——引者按)，熹卧病山间，亲友仕于朝者以书见招，熹戏以两诗代书报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瓮牖前头列画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么青。或传以语胡子，子谓其学者张钦夫曰：‘吾末识此人，然观此诗，知其庶几能有进矣。特其言有体而无用，故吾为是诗以箴警之，庶其闻之而有发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见钦夫而后获闻之，恨不及见胡子而卒请其目也。”

向世陵先生对朱熹此文提出不同解释，认为胡宏卒年应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如朱熹所言，其于绍兴庚辰(1160)从福建崇安山中寄出的两首诗到达朝廷，再遇好事者转传到偏远的湖南衡山五峰下的胡宏，这一数千里的“接力”传邮需要不少时间；其二，胡宏在与张拭会面之前，不仅不识朱熹，连张拭亦不识，因此也不可能向张拭详述自己对朱熹诗的评论。而据张拭《答陈平甫》记载，张拭拜见胡宏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因此，“子谓其学者张钦夫”应该在张拭拜见胡宏之时(1161)，“胡子卒”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明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

近又有陈代湘先生，他以胡宏与张拭会面前有书信往来为由，持胡宏与张拭相识不一定要在见面，而通信亦可为相识的观点，以为“吴仁华先生所定胡宏卒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可信，而向世陵先生所疑非是”。

总之，目前学界关于胡宏生卒年争议最大的是关于胡宏的卒年问题，其中主要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与三十二年(1162)之争。这些争议主要涉及对朱熹的这段记载的理解。

笔者以下对此详加辨析，证明胡宏卒年应该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

细加审视，朱熹文中涉及到了五个时间点，依顺序排列如下：

1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病居福建崇安山中，寄出诗作。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朱熹于是年八月二十日前后得到胡宪、刘珙招朱熹入朝为官的书信，朱熹作诗并寄出只能在这一年的八月二十日之后。

2“或传以语胡子”：在朱熹之信最早于绍兴三十年(1160)八月二十日之后的某一时间寄出后，再加上在路上传递的时间。这包括：从福建崇安传递至当时身在都城杭州的胡宪；接下来，又遇好事者，从胡宪处获知朱熹的诗作，并由杭州再转传到远在湖南衡山五峰的胡宏。可以想象，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社会状况，这一长达数千里的接力传递，算起来要花费数月的时间。而绍兴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距这一年的年终(公历1160年的12月31日，即夏历十二月初二)只有三个月又十二天。故待胡宏读到朱熹之诗时，多半已经是1161年了。而且，这还仅仅是从“最早”而非“最迟”来说。

3“子谓其学者张钦夫”：胡宏读到朱熹的诗之后，再到胡宏向张拭谈及朱熹情况的时间。其间，必然包括从胡宏读到朱熹诗作到接纳张拭为弟子这两件毫不相干之事之间的时间，这段时间恐怕也是以月而非以日计。因此，当胡宏向张拭谈及朱熹时，日历已翻到1161年。而且，胡宏向张拭谈及朱熹的前提应该是胡宏与张拭已经非常熟悉，以致才可能在双方的讨中言及他人。至于胡宏何时识得张拭，后面还将详细分析。

4“明年，胡子卒”：即“子谓其学者张钦夫”的第二年。

5“又四年”：即“子谓其学者张钦夫”的第四年，也就是在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与张拭见面之后，朱熹从张拭处获知胡宏对自己的评价的信息及其后的感慨。在这里，笔者附带说明一下，陈代湘先生文中所谓“又四年”往前推即是“明年”的观点，是没有理解向先生的原话，也没有理解好朱熹的原文。事实上，如向先生所言，所谓“明年”与“又四年”都是相对于“子谓其学者张钦夫”而言的，是从同一基点起算的第二年和第四年。

要通过朱熹所说推断出胡宏的确切卒年，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确定文中“明年”和“又四年”的起算时间，也即是“子谓其学者张钦夫”的时间。如前面所引材料，向先生认为“子谓其学者张钦夫”应该是胡宏识得张拭的时间，也即他们初次会面之时

(1161)，故胡宏卒年为1162年。而陈代湘先生认为张拭在拜见胡宏之前已用书信的形式向胡宏请教，即在胡宏与张拭会面之前，胡宏已经识得张拭，所以判定胡宏的卒年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

对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笔者认为：争议的关键在于胡宏在见张拭之前是否“识”张拭，张拭有书信于胡宏是否就能得出胡宏“识”张拭的结论。第一，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的解释，“识”这一词在认识人的意义上只有这么几层含义：知道、了解，认识、识别，赏识等。这几层意思都是以不但见面而且必定熟悉了解为前提的。

下面联系胡宏与张拭的相识过程来逐一辨析：

1知道、了解，胡宏在见张拭之前对张拭根本谈不上了解。在《五峰学案》之《附录》中记有：“初，南轩见先生，先生辞以疾。他日，见孙正儒而告之。孙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见他说甚!”可见，此时他对张拭及其家庭所作出的“渠家好佛”的判断，说明他根本对张拭这位醇儒不了解。

2认识、识别，这层含义意味着能否将某人与他人区别开来。胡宏既然根本未见过张拭，又怎么能将张拭与他人区别开来呢?

3赏识，这是更高层次的对人的认识。既然胡宏根本不了解张拭，就更谈不上对张拭的赏识。

至于张拭在会面前有书信于胡宏一事，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张拭作为一个有志于学的后进，而胡宏作为当时名家，张拭通过书信向胡宏请教是人之常情。但这点并不能说明胡宏就了解或能识别张拭，更谈不上赏识。就是在今天，后辈向知名大学者以书信求教而学者并不认识该后辈的情形也是常见的。

由此可见，在与张拭面会之前，即使张拭有书信于胡宏，但胡宏并不识张拭，以致有“宏见他说甚”的反问。而在这种情况下，胡宏又如何会向张拭详细谈论另一个对胡宏来说更是陌生的朱熹呢。故此，胡宏跟张拭详谈朱熹的前提应该是胡宏“识”得张拭。

而胡宏“识”得张拭也即对张拭熟识并进而赏识，是在与张拭见面详谈之后。他见过张拭之后，在给孙正儒的信中讲到：“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中也这样记录道：“少长，从五峰胡先生问程学。五峰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峰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如此“一见”而彻底改变先前印象的生动记载，可证胡宏事先根本不“识”张拭。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胡宏向张拭详谈朱熹应该是胡宏与张拭会面相识之时，也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

第二，在胡宏与张拭第一次会面之后到胡宏去世的时间内，胡宏还有其他一些活动。

《与张敬夫》中提到胡宏与张拭会面之后他们之间的一些往来事迹，如“又，迭蒙相公亲翰之赐，又蒙特遣名医为之切脉察病，而叔父处又传致钧之厚，下情感戴，不可言陈”等。这样密切的交往应该发生在二人会面而且胡宏完全了解张拭的为人之后。

张拭在《答陈平甫》中记载：“辛巳之岁(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方获拜之于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国)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自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这里讲到，自己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第一次见过胡宏之后还曾至少再见过胡宏一次。

另据张拭所言：“(五峰先生所著《皇王大纪》)五峰未易箦半年前，某见之，求观此书，云：‘此书千疮百孔，未有伦序，未可拈出，若病少间当相与考订之。后来某得本于其家，殊未成次第，然其论数十篇，可传后，便录寄。”这段材料讲，张拭见胡宏时求观《皇王大纪》不得，一直到胡宏去世后才从其家人手中获得此书。从语气上我们可推定这次张拭求观《皇王大纪》应该是他最后一次见胡宏之时。这说明，在张拭此次见过胡宏之后，又过了半年的时间，“而先生没”。这个半年的时间出自张拭的记述，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因此，在考虑胡宏卒年时，必须要把这个半年的时间和他们第一次与最后一次会面之间的间隔时间都考虑进去。这一点对于我们确定胡宏卒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

简言之，一是“子谓其学者张钦夫”只能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他们会面之时；二是“明年，胡子卒”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实，从行文上看，若文中“明年”如陈先生所言为绍兴三十一(1161)年的话，则与“子谓其学者张钦夫”为同一年，那又何谓“明年”呢?因此，在现有可考资料的前提下，将胡宏的卒年确定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