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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2009-09-29[德国]傅敏怡(MichaelFriedrich)孙维国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2期
关键词:汉武帝秦始皇司马迁

[德国]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 孙维国

[摘要]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汉武帝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2-0025-07

一简介

《史记》的篇章结构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给予应有关注的课题。本篇论文虽也未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本文伊始,笔者有必要强调一下,正如唐朝学者所言,《史记》之十二本纪,犹如一年之十二月一般有趣,正像年历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数字。有意思的是,我们也可以从十二章节中看出更多的细节。比如,虽然这存在如何将秦代(十二本纪之第五纪)看作一个完全合法朝代的方法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仍可将其分为五个早期朝代统治的章节、两个相对短暂且可看作衔接期的统治的章节以及汉代的五代帝王的章节。解决这一问题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十二本纪一分为二,前者归功于处于第六本纪中的秦始皇,后者便是第十二本纪中的汉武帝。理所当然,这是充满数字的剧本。另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活事迹给予详尽的描述,而对于汉武帝而言,这主要在《史记》之二十八《封禅书》加以讨论。众所周知,《西京杂记》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汉武帝在观阅《景帝本纪》之后龙颜大怒,并将其从《史记》中删除。然而,令人发笑的是,我们能从司马迁在所著《史记》时所采取的数字体系中对秦皇与汉武进行比较。《史记》对两位看似处于不同地位的帝王给出如此不合时宜推断的意图何在呢?细观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两位帝王确实存在诸多相同的特征。事实上,《封禅书》便是《史记》中可以取代《孝武本纪》的又一重要素材。

二儒学的胜利

汉武帝常常是被认为是将儒学视为国家正统的人物。因此,乍一看,他的思想认知环境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确实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方面,我们依据《史记》记载,可以进一步发现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和秦始皇的政治举措有诸多相似之处。尽管两位帝王就他们具体的施政策略而言有所不同,但是,至于推动学术这一主题所采用手段的意图却是相同的。虽说前者支持法令、卜筮、植树之类的典籍,而后者是儒学典籍,但二者均反对多样化。

为了便于理解秦皇与汉武的意图,我们首先要看看那些表明有关思想事情的新策略的政令。秦始皇反对儒生的政令是对那些抗议废除封建制度的反对者给以直接反击。恰逢郡县制伊始,官员和学者开始嘲讽那些此前在分封制下的诸侯及其臣属,甚至斥责他们的鬼神。据司马迁记载,在发现大多数复古的侮辱性的言行变得非常猖獗之后,秦始皇便开始刻石为自己歌功颂德。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安排,显而易见,在于让读者理解始皇帝的傲慢之举。博士周青臣进颂曰: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以上是汉语中所谓“拍马屁”的一佳例。众所周知,这便招致另一位主张复古与分封制的博士的反对。这便促使丞相李斯写下著名的奏呈。他在奏呈中提到那些过去的诸侯不会将此作为模板的。在他看来,愚儒们是不可能理解秦始皇的伟大创举的。然后他说道: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单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这一段文字非常有名,故读者可能想知道为何在此引用。为了达到合理的政治目的,始皇帝的丞相李斯写了奏呈批判那些引用《诗经》与《尚书》的儒生的举措。与此同时,武帝的丞相公孙弘也曾写了从某些方面来看与此类似的一篇奏章,旨在提高儒生的官员地位。从本文观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据《史记》记载,公孙弘的奏章并不如董仲舒那样站在将儒学作为国家正统的启蒙思想的立场之上的。司马迁首先告诉我们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因喜黄老之术而封死了博学之士的门路,因此,儒生不能获得高的地位。此后谈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做宰相之时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据司马迁所言,公孙弘明显的是属于那些窦太后崩之前不曾有机遇并将此向前有所推进的儒生与文学之士之一。公孙弘的奏章与武帝征求思想进步且才学广博之士以首次彰显其德的诏书是相一致的。接下来的文字如下:

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午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內史、太行卒吏;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请著功令。佗如律令。

制曰:“可。”

公孙弘的奏呈从表面上看旨在提高儒生的地位,与李斯的奏呈截然相反;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二者事实上在某些成分上是相一致的:针对“百家之言”,二者均力避其多样化;二者最终均在牺牲别人利益的基础之上服务于一派学术思想的目的;二者在末段均涉及到法令与律令;二者均以帝王简单的“可。”给予答复。由此观之,这在体现了主导思想体系得以改变的同时,也表明了武帝所处的由来已久的社会秩序比秦皇时的强得多。尽管二位帝王所支持的理论体系明显不同,但是,二者均是主导学术方向的舵手。

作为读者而言,笔者之所以有这种感想是由司马迁所引起的。《史记》中存在许多引起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质疑汉帝国臣服于武帝时期儒学的段落。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也出现在公孙弘的传记之中。在司马迁看来,公孙弘将儒学从一种哲学转变成为官府招募官员的一种工具。在塑造公孙弘的性格之时,司马迁谈到他善于雄辩,不仅可以记忆官员管理条例与成文法令,还能以“儒术”美化法令。司马迁显而易见是告诉读者公孙弘并非依照儒学的

真实思想行事的,更多的是公开表现为一种达到赤裸裸的政府要求的态度而已。司马迁还提到公孙弘与实施其政令的法官张汤一起被征召入朝的。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史记·酷吏列传》之酷吏,即公孙弘奏章中提及的儒生,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提的法律的合理性来说,出现缺乏宽恕特征的事实。总之,依司马迁的看法来看,武帝时期的中国儒学仅是附于其表的事件。事实上,武帝又回到了始皇引入的政治:他将支持儒学作为其培训精英的手段罢了。因此,在众多《史记》传统读者看来,司马迁从某种程度来看,并不欣赏公孙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三朝色的选择

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首先实施的措施之一便是选择可以被认为支配其王朝统治的要素: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然后合五德之数。

此事在《史记·封禅书》有详尽的解释: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縯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

有意思的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是记录此事的历史学家是否也支持秦始皇所作出的改变。众所周知,主张终始五德的最有名的是邹衍。司马迁《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对这位哲学家的记载是非常有信心的。虽说他对邹衍言行的记载相当积极,但是,似乎并不信服他的理论。就历史学家而言,这种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鲁人公孙臣于公元前167年由文帝选中,传播他的五德始终之说,并言汉当土德,其色为黄。另外,他还给出秦尚水的理由,并指出汉宜尚黄。但是,丞相张苍坚持汉当取秦的水德看法,此事被压制到明年后黄龙出现。文帝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并与诸生草改历服色诸事。然观星象而预测未来之士被认为庸才,故文帝取消决议,并不再在新建的祭坛上作祭祀天地。

这段文字富于讽刺性。可见,司马迁这位历史学家并未明白文帝的推测与决议。司马迁认为文帝还会继续他的计划吗?这在稍后的《封禅书》揭晓答案。他在此提醒读者武帝即位后会提升儒生的地位,尤为谈到此前提及的另一个公孙先生,即齐人公孙弘。司马迁表明官员期望帝王进行封禅仪式和改革社会制度。和始皇帝相同的是,武帝也喜好方士。对他产生影响最强的莫过于第三个公孙先生,即公孙卿。他和前者提及的公孙臣可相对比。在记载武帝与公孙卿商议之后采取措施的同时,司马迁也用了类似描述公孙弘的话语来描写公孙卿:他以儒家庄重之词隐藏其真实之用心。按照司马迁的叙述,公元前104年汉改历服色应归功于公孙卿。从与此相关的言语可以暗示出司马迁肯定强烈反对这些举措: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诸多不祥之兆。紧随其后的战争演变为不必再现的灾难。武帝应对的知识体系变革和秦皇的如出一辙。班固谈到司马迁本人也是和公孙卿与老友惠施一起推动变革的主要倡议者。可是,读过《孝武本纪》与《封禅书》之后,我们开始质疑:假如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学家将他划人公孙卿之流的庸才之列,他又该做何感想呢?有意思的是,班固在描述建议文帝改朝服的公孙臣之流时补充提及司马迁非常敬佩的贾谊。班固直言不讳的说道司马迁遵从公孙臣与贾谊的建议。

班固的论断被古今读者视为权威;但是,笔者想弄清楚到底是班固将事实弄错了呢还是扭曲事实真相呢?接下来看到的文字是《史记·封禅书》对秦始皇改革的记载: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司马迁明确提出秦始皇之所以选择水,在于信任那些习邹衍之术的齐人。还补充道:不幸的是,这恰恰是受到那些传邹衍之术却又糅合杂念以迎合帝王之见的燕齐之士的影响。在写到修孔孟之学且不畏安危而为之的正直行为之时,司马迁详述邹衍理论之后也说了相同的言辞。司马迁持此言旨在为读者见到秦始皇生前孤注一掷地追求长寿却不久便讽刺性的死去作铺垫。他也要给秦朝选择水德披上阴影:在司马迁看来,这建议明显是由不懂邹衍之术的人提出来的。毋庸置疑,正如班固所言,司马迁并不要批评决议本身,而是要斥责那些方士将此与荒唐的长生之术混为一谈的事实。事实上,一方面,司马迁属于公元前104年社会改革的发动者,似乎是有理可言的;另一方面,他称邹衍之术为“不轨”的事实显示他反对五德终始之说以及按自己的建议通过另一方式也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因此,在笔者看来,司马迁认为:秦皇与汉武均因信任邹衍五德终始的荒谬体系而犯下同样的错误,并且起初还是正确的,最终却被方士不当之见所毁。两位帝王信任同一类人士。笔者重要结论是:据司马谈与司马迁的记载,在秦始皇统治时期,方士的影响是有害的,至少是无益的。

四封禅之举

据《封禅书》对秦始皇的记载,与二者选择正确的王朝要素相比,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封禅之举上的相似之处是更为明显的。与此相关的文字如下: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封禅书》在描述秦始皇在行礼祠名山大川诸神之时,他还尝试各种方式来获得长生不老之方,包括使人(方士)携童男童女去蓬莱仙山求方在内。船只跨海,却因风阻而无法登岸。司马迁谈到方士“不可胜数”。还提到登上会稽山之后,秦始皇“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由此可见,秦始皇可以登泰山作封禅,却无助于他获得长生不老之方。他仅是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已。重要的是,《封禅书》以以下言语对汉武帝进行的记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诸多方士中最先被邀的李少君言上: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

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有意思的是,司马迁补充道李少君死后越来越多的“海上燕、齐怪迂”

之方士来言神事。在针对选择王朝要素之时,司马迁以多次提及“燕齐之士”与“怪迂”等词语的方式,来明确提出武帝的方士和误导秦始皇的方士是同属一类人的。这一主题在描述公孙臣的段落中再次出现:公孙臣造申公所传之伪书,并书言黄帝曾登泰山封禅。他含蓄地指出秦始皇并未完成此任。又谈及申公曾言: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接下来便是对汉武帝此后几年封禅的记载,比秦始皇的记载更多。《史记·封禅书》再次发生封禅事件之时,历史学家便公开嘲弄方士。司马迁提到:汉武帝北巡还祭黄帝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接下来详尽引述: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午,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本段文字与秦始皇的记载有诸多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儒生因迂腐守旧而被拒绝于两次封禅仪式之外。正如秦始皇所为,一旦清除障碍,汉武帝举行封禅祭祀仪式便不成问题。如他的前任所为,汉武帝立石于泰山之巅。在求长生之方的事件中,“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且益发船,如秦始皇一样,武帝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司马迁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措辞有时也与对秦始皇之事的记载有些相同。

当阅览过二位帝王封禅之时,我们应再次思考历史学家对这些举措的态度问题。众所周知,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因在作祭祀之吏时被排除封禅之外而在临终之际感到极为痛惜。这有力地暗示司马氏基本上是支持祭祀仪式的。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最终并不支持对此所采取的方式。正如在改历服色事件一样,他们讨厌将求长生之方与真实的祭祀混为一体,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从表面上来看,司马氏对秦始皇与汉武帝将儒生排除在外的思考不太清晰,实际上,儒生言“难施行”且仪式“不与古同”。在司马迁叙述齐人丁公开始讨论封禅与长生的关系之前,提到: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为了了解这些言辞,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封禅书》的介绍段落: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粱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对于此前提出的问题,我们恍然大悟:对于司马父子而言,搜寻古书有关古代帝王封禅材料的各种尝试均是无效的。在介绍段落,他们强调即事用希,且言三年不为礼,礼必废。当写到武帝要想儒生征求建议之时,司马氏再次表明用希旷绝。在他们实施祭祀仪式的其它实例中,他们仍用相同的话语。秦始皇与汉武帝两个时期的儒生都因不理解能举行用希旷绝的帝王祭祀仪式会而终归败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司马谈和愚儒事实上均被排除在外而不能参与祭祀仪式。因此,司马氏极为不满在祭祀仪式筹备阶段儒生所处的地位。

司马氏对封禅的思考大体上并不算重要,但却再次显示了秦始皇是汉武帝的楷模。在公开批判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的同时,司马氏也给当朝的帝王发出警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死后发生的事件:由于他力避谈论死亡,他的臣属不敢言之。当他因未立遗嘱而亡之后,宦官赵高便不正当地操纵了王位继承者。他忠实的仆从蒙恬将军被害。不久之后,王朝崩溃。

五政权的膨胀

有趣的是,《秦始皇本纪》叙述了秦始皇北抗匈奴的战争之初与他追求长生之方是紧密相连的。燕人卢生使人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去河南地。接下来叙述了秦国在此后的两年南征北战,最终许多领土并人秦国的版图,而匈奴不得不迁徙到北方地区。

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补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汉高祖曾引诱匈奴单于冒顿开战,结果却大败而归。直至武帝时,汉匈之争再次开战。

遗憾的是,我们从《孝武本纪》并未获得更多的信息。《封禅书》也不曾提及汉匈开战,但却提到公孙卿曾建议封禅可以回报汉帝国。他还说:

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

汉武帝伐南越与祷告太一神有关和秦始皇北抗匈奴之战与追求长生之术是非常相似的。在武帝出巡祭祀之前,有官上奏:“古者先振兵释旅,然后封禅。”武帝遂北巡塑方,勒兵十余万。紧随其后的是伐朝鲜。四在改历服色之后便西伐大宛,并:“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就政权的膨胀而言,与祭祀封禅事件相比,解读司马氏的看法较为容易:他反对战争,尤厌在方士协助领导下的战争。最为有趣的是,汉武帝紧随秦始皇这一楷模。

六封地的废止

由此观之,颁布《诗经》、《尚书》及百家之言的禁令,是因为儒生曾警告秦始皇废除旧的分封制极为危险: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这类事情在汉初名人传记中多次出现。司马迁从未言明其对引进郡县制和废除分封制的看法。例如《史记,留侯世家》,当项羽将刘邦围困于荥阳时,郦食其提出建议:

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

郦食其的建议即刻被张良八步分析全面否决。然而,张良反对它,不在于他认为建立分封制不明智,而在于在他看来,立六国之后太危险而难以控制。

显然,这段易被忽略的文字是与这一话题相关的。这恰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短暂的序幕。在此司马迁也谈及有关诸侯这一话题,秦始皇认为战国纷争不断的根源在于当时的诸侯王公,于是,他并未赠送别人一寸土地来作为诸侯封地。然而,当农民起义之时,秦帝国的新框架仅会有助于那些面对只有一个敌人的反秦强者。

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之王。

这一话题对于正确理解司马迁著《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显而易见,他认为建立辅助君王的诸侯比效仿秦始皇更好。还看到汉朝初期呈现国贫积弱之状的缘由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家族势力。刘氏家族势力薄弱的现状才逼迫高祖皇帝分封诸侯。由于诸侯封地过大而不听西汉政府的掌控。由此便引起公元前154年的七王之乱。

平叛之后,封国数量锐减。至武帝登基,他进一步推进这一举措:在开始破坏可滋生叛乱的大诸侯封国的同时,他还取消大部分皇室后裔的封地。综观《史记》提供的有关诸侯封地概况及其灭亡的最后日期的一栏表格,这些政治举措是显而易见的。武帝甚至撤销诸多他登基之初所分封的封地。再仔细观之,公元前110年首次举行封禅与公元前104年改历服色这段时期的汉帝国与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模式是看起来相似的。

七结论

笔者旨在表明司马迁对当朝帝王的描述在某些方面与他记载的秦始皇极为相似。在了解到司马迁笔下的秦皇与汉武竟如此的相似之余,我们不禁提出疑问:他是否以如此明显的手法来再现历史看上去合乎情理。进一步问道:我们阅览的《史记》究竟有多少接近“历史真相”呢?司马迁有意敲定汉武帝仿效秦始皇的形象的可能性不大吗?抑或提供另一理解此书的选择:二者是完全相反也是不可能吗?我们不应深信《史记》对秦始皇事迹的描述是司马迁深受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吗?当然,我们不相信秦始皇废除封建制这一事实也是不可理喻的。但是,许多其它的由司马迁有意虚构的与秦始皇相关的民间故事是为了使他的形象与他所熟知的当朝汉武帝更相符。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捏造当朝帝王的事迹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谈得有点远的话,那么,司马迁《史记》为何如此记载我们所看到的秦始皇的事迹呢?事实上,我们发现《史记》中秦始皇的事迹是对汉武帝的一种警告而已。正如司马迁所言,你正做着他曾做过的事情。但是,他以及他的时代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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