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凡

[摘要]鲁迅与柏杨都以鲜明的人格魅力著称。两人的人格建构，既有鲜明的共同点，也有迥异之处，整体上分别呈现出“高山”与“激流”的特征。鲁迅像一座悲凉深邃的苍山，伟岸挺拔，厚重、深沉；而柏杨则像一条发自高山深谷间的激流，充满自信的生命力，演绎激情人生。鲁迅和柏杨虽然人格建构有差异，但他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中国的脊梁。

[关键词]鲁迅；柏杨；人格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2-0075-04

鲁迅与柏杨都以鲜明的人格魅力著称。两人的人格建构，既有鲜明的共同点，但由于地域文化、身世经历、自身禀赋等的影响，也有迥异之处，整体上分别呈现出“高山”与“激流”的特征。鲁迅像一座悲凉深邃的苍山，他是那样的稳重，但却内在着奔突的地火，伟岸挺拔，岿然不动，有美不胜收的风景，也有挖掘不尽的宝藏，坚实、厚重、深沉，像古朴、苍劲的大禹岭。而柏杨则像一条发自高山深谷间的激流，充满自信的生命力，一路上呼啸而下，穿石破土，冲击它的水流、暴雨反而给了它更大的力量，终成汪洋大海。

一“硬气”与“侠气”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评价概括了鲁迅性格的本质。大而言之，主要是指其民族气节，显示的是鲁迅维护民族利益宁折不弯的“硬骨头”品格；小而言之，是指其个人的气质秉赋、坚持斗争的原则性和坚定性。鲁迅的外在特征是敢爱敢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犹如侠士的爱憎分明；其内在本质是敢于叛逆、大胆反抗的硬骨头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韧性战斗精神。

鲁迅这种硬气人格的形成，同地域环境、文化背景有着关联。浙东“乃报仇雪耻之乡”；从大禹、勾践、王充、嵇康、谢安、陆游、黄宗羲、朱舜水到秋瑾、徐锡麟，一个个坚硬劲直的形象，都是越人的骄傲，也是越中精神的象征。嵇康的“硬气”人格更是名留青史。由越文化圈中走出的鲁迅，无疑受到先哲精神范式的直接影响。鲁迅十多岁时已接触《剑侠传图》以及充满义士复仇内容的汉代野史《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图书。鲁迅在青年时代就自号“戛剑生”和“戎马书生”，长大后对故乡先贤有侠气的人物非常注意，曾经编辑过《会稽郡故书杂集》；对秋瑾这样富有侠义精神的烈士，则尤为钦佩。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正面肯定了“豪侠之士”，视为爱国者，热情地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闾闾以思，奋袂以起者矣。”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鲁迅以笔为剑，不畏权势，同情弱小，捍卫正义，主持公道，可谓侠肝义胆，豪气干云。鲁迅还以现代意识展开对侠文化的反思和对国民性的审视，希望将侠文化精神注入国民灵魂，以改变其中庸、怯懦、不思进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等劣根性。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鲁迅赞扬了以墨家为代表的古侠士：“孑」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

柏杨正是河南人，墨子的老乡。中原自古不乏豪侠之士，舍身刺秦的荆轲、变法图强的商鞅、揭竿而起的陈胜、西天取经的玄奘、精忠报国的岳飞、英勇抗清的史可法……他们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中原人这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的人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影响到柏杨。

柏杨被誉为台湾“活着的鲁迅”，这无疑更多是从柏杨的战斗性和“硬气”人格来说的。柏杨爱憎分明，毫不妥协，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最卓著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革命斗士。柏杨刚直狷介，孤风傲骨，嫉恶如仇。他猛烈抨击中国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文化，辛辣讽刺台湾现代社会的丑陋黑暗。他以决绝的态度向着“酱缸”猛撞，虽撞得头破血流而不悔。即使在监狱里，他也不停地写作，他是捧着《中国人史纲》等三部厚厚的书稿走向自由，腰板依然挺得直直的。

鲁迅和柏杨都受到了侠义精神的影响，而侠义精神对柏杨的影响尤其深远。柏杨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分析自己的创作思想、人生观，总结出影响自己思想最大的有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武侠小说上的侠义精神”。由于从小受后母的虐待，这培养了他的反抗精神。小学时就看完了《小五义》、《七侠五义》、《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小说中激烈的战斗、侠士的风采行径深深地虏获了他，侠义精神也在他心中植下了根。他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特别爱管闲事，尤其是容不得人欺负人，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十七岁那一年，他跳起来用拳头反抗继母对他的殴打和辱骂。柏杨急公好义，热情豪爽、慷慨大方，正如他自己喜爱的梁山英雄宋江、鲁智深。“我喜欢宋江，因为宋江是‘及时雨。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尤其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喜欢拔刀相助地问人家：“和你为难的是谁?我去找他干。”他天性乐于助人，而这种爽直、勇于承担的行为，常常把一些乡愿型、老于世故的人吓住。甚至有人把他的豪情侠义，当作偏激，批评柏杨“太冲动。”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躪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

二“壕堑战”与“不设防”

两人都有“硬气”与“侠气”，但鲁迅“缓而韧”，采取“壕堑战”，呈现大山般的稳健；柏杨“侠气”多于“硬气”，“急而猛”，“不设防”，展现激流般的率真与倔强。

鲁迅的“硬气”，是以“韧”作基础的，讲究原则，讲究策略。1925年3月，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坦诚地说道：“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指“壕堑战”——引者注)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遇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绝不妥协的。”鲁迅还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于耐久。”

鲁迅虽常处险境，被多次通缉，但都能沉着应对，终究没受牢狱之灾。他审慎地深邃地思考，决不孟浪行事，每一个意念及行动，都是清明的理智与现实的情境优化组合的结晶。强大的理性思维，活像一具超大马力的引擎，带领着他的一切心理行为沿

着经过自己缜密思考后审慎决定的轨道，冲破一切干扰排除种种压力奋然前行。

而柏杨整体上给人“急而猛”的印象。鲁迅曾对陈独秀率直的性格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如果拿此语比喻柏杨，我想也是很恰当的。尤其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他以激流般的气势，猛撞“酱缸”。柏杨毫不留情，指名道姓，讽刺“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占着茅坑不拉屎，只知一味为自己提高待遇；讽刺警察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给他们取绰号为“三作牌”，以至后来“三作牌”成了警察的代名词；讽刺当官的无能腐败，是只会抓权、抓钱的“二抓牌”；讽刺盲目崇洋的“西崽”、道貌岸然的“圣崽”……

柏杨认为自己在新闻写作场域上的危险处境，是自《自由中国》案发生后，他回忆道：“《自由中国》这道墙崩塌之后，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单位的利箭之下，当时我听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警备司令部的人说，柏杨以后该乖了吧!”但是“我不但没有变乖，反而从内心激发出一种使命感，觉得应该接下《自由中国》交出来的棒子。这种信念，在我的杂文中，不断出现。”导致柏杨坐牢的直接导火线“大力水手事件”，就是因为柏杨的不设防，被抓了把柄。1968年1月3日，柏杨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译自美国“大力水手”的连载漫画，内容是父子二人合购小岛并建立国家，互相竞选总统互不相让。漫画中“FeHows”那个词，可以译成“朋友们”、“伙伴们”。可是，柏杨的神来之笔一挥，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就惹祸了，因为当时全世界只有蒋中正使用“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于是柏杨以“打击国家领袖”的罪名，于1968年3月7日被捕，坐牢9年零26天。柏杨刚被抓时，还天真地要夫人去找蒋经国求情帮忙，因为他相信蒋经国不会下此毒手；为了早日出狱与亲人团聚，审讯时柏杨又轻信了审查人员的许诺而编造了通共的罪证，掉进了诱骗的陷阱，给自己戴上了天大枷锁。

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对柏杨作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柏杨天性豪放，率性起来，顾不了轻重，一义愤就忘了得失利害。至于外在环境加诸他的危险，原需要很冷静而很深城府的人，才能脱身得了的。柏杨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他感情太浓，用情太深，又不擅长运用心机。”正是他的用情太深和“不设防”的写作，把他自己写到了火烧岛的牢里。柏杨曾发表一篇演讲，《天真是一种动力》，讲到他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老农夫跟人介绍：“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梦想什么民主!”但柏杨表示：“伟大的时代，就建立在每个人都有天真的梦!”

鲁迅光是笔名就有140多个，而柏杨一直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基本上没换过笔名。鲁迅的城府与柏杨的率真，个性的不同带来作品风格的迥异。鲁迅好用“曲笔”，而柏杨喜用“直笔”。鲁迅使用曲笔，一方面是环境险恶，是对敌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鲁迅的有意为之，因为文似看山不喜平。鲁迅常以象征、隐喻、反语、暗示等技巧，将他深刻体悟到的存在揭示出来，含蓄内敛，耐人寻味。读鲁迅的作品像开山，开一层有一层的收获。但鲁迅也意识到，“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柏杨六十年代的前期杂文，往往是情感和想象的一泻无余，痛快淋漓，但当读者在柏杨山洪直泻的表述中明白某个道理、感到一种豁然开朗之后，也未始不感到这种感悟太快的遗憾。性格上的直爽，使他下笔有紧迫感，希望尽快将心中所梗一吐为快；批驳对方的错误观点时，多从直驳论点开始。有时过于咄咄逼人，缺乏足够的理性分析；有时直奔主题，缺乏足够的从容冷静。有时也见柏杨试图变换一下笔法，像《圣人集》中对“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嘲讽的一些文章，也尝试欲擒故纵、假作同情之状，也尝试诱敌深入、伪作招架无力之样，但写不了两段，柏杨就忍不住从文后闪出身来，持刀面对。像李逵一样，跳将起来，抡起板斧排头砍去。

三“复仇”与“宽恕”

“复仇”意识伴随了鲁迅一生。鲁迅不但欣赏“卧薪尝胆”这个吴越地域妇孺皆知的故事，家乡目连戏中的“女吊”也因为敢于复仇而倍受他的赞赏，认为她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的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他一生同各种论敌笔战，从未停止战斗，而且至死无怨无悔，颇似嵇康脾气的“全不改变”。鲁迅在逝世前一个月写的“遗嘱”中，对他的“怨敌”的态度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预拟的七条“遗嘱”的最后一条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其实，柏杨也曾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痛打继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还说过：“像以色列那样，万里之外寻找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凶手，送回国内审判，那种对理念的执着跟毅力，使人生出无限崇敬，在伟大的犹太人族群中，听不到受害人温柔敦厚的轻轻说：‘算了!算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以及台湾社会的进步，柏杨的性格开始转变。柏杨有激进的个性，但晚年接受的是胡适的温和的思想。柏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又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产物。儒家的忠恕、仁爱，基督的平等、博爱，已化合在柏杨身上，成为一个和谐整体。晚年的柏杨开始检讨、反思自己，好似从高山转入平原的激流，变得平和、冲淡。从“撞缸”到“洗缸”，从“全盘否定”到辨证肯定，他对社会的认识更全面。“我从前曾强烈地想到报复，报复是一件痛快淋漓的英雄事业，但和我以后的理念冲突，这使我克制自己，最后我的原始性格屈服。”“我并没有恨的人，更没有最恨的人，我非常自私，我不会浪费我生命中最后残余无几的宝贵时间去恨。我只有瞧不起的人，还有被我认为可怜的人，但我一直学习用朋友对我的态度，同样的原谅包容这些人。”柏杨在绿岛树立人权纪念碑，把受难者的名字镌刻于上，并不是要复仇，而是要人们不忘历史。他深深感到：“让步是一种能力。”对政治上的压力他不像中年时期那样激烈反弹，而是在宽容的基础上作有节制的反对。对学术上的争论更加宽容，对批评自己乃至谩骂意见往往一笑置之。对待私人的恩怨，则采取完全的谅解，曾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个性的变化带来作品风格的转变，写于八十年代的后期杂文，包括《丑陋的中国人》，思想明显成熟和深锐，可以看到一种对人类的大关心、大悲悯、大爱怜。与前期杂文相比，外在的“火气”没有以前的猛烈，视野更开阔，认识更全面，有“破”有“立”，不急不缓，运笔行进，已不似前期的山溪跳荡急下，山洪暴发，而是流至平原上的河流，滚滚向前又从容不迫。

晚年的柏杨没有鲁迅的深刻与峻急，也没有鲁迅的深广忧愤与深沉痛苦。鲁迅以小跑步那么迅疾地走完了他的生命途程，焕发出中国现代史上最眩人眼目的精神思想的火花，广大民众无不为这一生命个体的过于短促而悲哀而遗憾。晚年的柏杨因为其稳定恒常自然和谐的人格特色，而从容地度过了八十八个春秋，阅历既久，贡献必多，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社会、事业，无疑都是值得额手称庆的。

台湾学者殷海光在一篇论述知识分子责任的文论中，界定知识分子的两个条件是：“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在价值的反对者”。并且强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感情绪反映；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鲁迅和柏杨虽然人格建构有差异，但他们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愧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