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晖

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状况，学界常常用“由附庸蔚成大国”来概括，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评价则大多以“滞后”而论之。创作与理论为文学的轮之两翼，缺一则不可。为了改变这种研究“滞后”于创作的尴尬局面，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者们筚路蓝缕、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开辟出理论与批评的大道。近30年间，致力于报告文学研究的高校学者不少，但我以为，章罗生教授是其中最执著的一位，说其执著，其意在于，章罗生是心无旁骛、始终如一地追寻着报告文学的脚步行进的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心一意关注报告文学，直至今日仍不舍不弃，这即使是在报告袁学研究界也是罕见的。就我目力所及，章罗生是当代出版报告文学研究专著最多的学者之一。早在1995年，他就出版了《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这不仅是他报告文学研究第一次集中的学术亮相，也给报告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气息，凸现了作者建立于大量文本研读之上的新知与创意。七年之后的2002年，一部洋洋50余万言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问世。从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到百年报告文学历史追踪，章罗生的学术视野更显阔大。这部著作所述时间从1898至2000年，是迄今为止叙述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国报告文学史。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部“史书”变成作家作品的流水账，而是以清醒的理论自觉统摄全书，强调文体嬗变的内在规律，为我们进一步探寻报告文学的文体禀性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2007年，章罗生的第三部报告文学研究专著《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出版。它主要是针对21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发言，刚好与《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形成一个连续的时间维度。这样，历时12年，章氏报告文学史学研究三部曲就此诞生了。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不仅是章罗生前两部专著的继续，更是深化。如果说，《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主要是文体的题材论，侧重于“概观”，《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主要是“发展史”，侧重于时间维度的叙说，那么，《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则是史论结合、力图焕发新声的掘进之作，代表了迄今为止章罗生报告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这部著述的关键词应该是“审美新变”，即它所要表述的正是21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出现的美学新质。中国大陆报告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冲上其颠峰之后，它在90年代以致21世纪的表现并非众口一词。一部分人认为，9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进入到低谷，甚至“日薄西山”、“恐龙已死”；也有人认为，“喜忧参半”是对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的真实写照；还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仍然繁荣如常，佳作频出。章罗生教授的观点显然属于后者，他认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经历了三次大革命和大繁荣：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报告文学“由附庸蔚成大国”，获得独立地位；第二次为80年代中后期极具批判理性的问题报告文学崛起，巩固了其地位；第三次则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便提出了支撑全书理念和叙述的“审美新变”之说，在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比较中，着力阐释“重建崇高”、“价值中立”、“返朴归真”和“多元发展”等四个“新变”，并以六章篇幅，通过“农民与土地：题材的新开拓”、“时代与民族：精神的新承担”、“平凡与伟大：英雄的新叙事”、“冷静与深刻：理性的新发展”、“歌颂与批判：冲突的新融合”、“传统与现代：形式的新探索”等具体侧面印证其所说的审美新变。在当代报告文学研究者之中，章罗生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史学问题，其优长在于对大量文本的细致解读，这当然是文学研究的可贵品质，在他的前两部著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章罗生曾自谦自己理论根基贫乏，其实，理论根基的薄弱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讲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单单为章罗生教授所独有，这是历史与时代的悲剧，也不能单单由个人来负全责。但我以为，理论的自觉是需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西方理论话语充斥文坛的时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要对章罗生的文本解读功夫行注目礼，但我仍旧不能满足，因为章氏文本解读确如颗颗珍珠，但缺乏一根红线，这就是理论的意识、框架、视角和方法。令人欣慰的是，相隔十余年，作者在他的第三部专著里呈现出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和主导意识。将逐6年来大量的报告文学文本的解读放置于“审美新交”的总体框架之下，并辅以六个方面的具体言说，以历史与美学的比较批评方法等批评方法贯穿始终，使全文呈现纲举目张、宏微相间、知感交融的景象，

章罗生对于21世纪报告文学的新的美学变化用四个方面来概括，即“重建崇高”、“价值中立”、“返朴归真”和“多元发展”。我以为这基本符合文体发展的事实。这里的“崇高”，我理解包括对于民族和时代主流精神的宏大教事，譬如关系国家与民族兴旺的重大工程建设、类似航天等世界尖端技术的攻关、抗击“非典”等重要突发性事件；还包括对“英雄”的描绘，这里的“英雄”可以是上述宏大叙事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可以是具有平民色彩的“小人物”。如果说，在上世纪50—80年代里“英雄”的概念还停留于宏大叙事中的代表性人物的话，21世纪的“英雄”还应当加上后者，这是对“崇高”一词的新解。章罗生在该书的“时代与民族：精神的新承担”和“平凡与伟大：英雄的新叙事”等章节里就以诸多具体事例阐释了“重建崇高”这一美学新变的内涵。作者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形式进步用了“多元发展”一词来概括，也有其合理性。作者通过胡平的“学术体”、罗盘与张雅文的散文诗意笔调、赵瑜对于传统民族艺术形式的融合、何建明的“典型”与“细节”的创造、王宏甲的“综合交体”等代表性个案的研究，归结出报告文学“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多元发展。这些都可视为作者的独到发现。当然，这种认识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明晰，可以借助教事学或文体学理论进行更加精到的阐发但总体而言，我以为作者对报告文学艺术形式演进的思考是十分敏锐的，值得我们认真考量。其实，章罗生在此所说的话题已经超出了形式范畴，而是涉及到报告文学的成败得失、甚至生死存亡的整体性问题。也只有长期倾力关注报告文学的人，才能有此深刻的体会。作者所谈的另外两个审美新变——价值中立和返朴归真，在我看来，也触及了新世纪报告史学的一些变化。但对于价值中立问题的阐释，作者似乎还未完全展开，包括以有力的个案来印证。另外，“重建崇高”与“价值中立”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还是彼此冲突?“返朴归真”在新世纪报告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如何，它的较高的审美意义在哪里?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在作者运用的诸种方法中，我以为历史与美学的比较批评方法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将报告文学文体演变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相对比，发掘出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美学变化，是该著一条显见的叙述主线。文中六章在论述每个问题之时都要比较全面的回溯其历史流脉，然后将新世纪时

域的现状与之加以对照，厘清其变迁、昭示其超越、凸现其新意。从中我们完全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于百年报告文学发展历史的了然于心、对于这个历史传统和变革进程的深刻洞察。譬如，在谈到报告文学启蒙理性的新发展时，作者首先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的历史做出回溯，并指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报告文学一直充当着知识分子启蒙的主力军和急先锋，在现实主义的悲壮坚守中引领着浩然之气。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论及“三农”题材的开拓、“英雄”的新叙事、歌颂与批判的新融合、形式的新探索等问题时，作者的这种历史与美学的比较批评方法同样显出其纵横捭阖的力度和气势，当然，相对而言，作者在书中所运用的传记研究法、叙事学批评方法等就显得薄弱一些。在书中，真正联系作家个人身世和个性来挖掘作品的思想或艺术内蕴的文字不多见，纯粹叙事学理论的实用例证也比较缺乏。尽管如此，我还是欣慰于作者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以及他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

立足于历史与美学批评之上的广义的文本细读，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给我的又一深刻印象。章罗生特别擅长于这样的研究，也可以说这种方式一直贯穿于其三部报告文学专著中。在力求宏观把握报告文学流变的总体倾向之时，如果没有微观文本解读的支撑，“宏论”也多是靠不住的，因为这只能是“印象批评”或者说是“概念批评”，当下学界类似这样的有益于炒作和利益、无益于文学发展的批评实在是太多了。这便反而显出章式文本解读的可贵和可敬。在书中，作者对百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并对20余部代表性作品进行了重点的精细深入的解读，充分展示出其广泛阅读的扎实之功。我以为这其中以对胡平的《战争状态》、赵瑜的《革命百里洲》、魏荣汉和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与《根本利益》、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王宏甲的《智慧风暴》、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等作品的解读最为精彩，通过内容与形式等层面解读文本，章罗生会给与作家以整体定位，譬如认为胡平是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和理性特色最鲜明、理论思考最深入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并将问题报告文学发展成一种新的“学术体”；认为何建明是创作力最旺盛的作家之一，不仅作品影响广泛，而且发现并描绘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当代英雄；认为王宏甲是最早、最成功地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新闻性、理性进行疏离的作家等。作者的这样一些定位基本符合作家的创作特征，应该讲是其认真细致研读的结果，因而也是可以自成一说的。

独立的批评精神，在《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中也体现得比较充分。当下，文学批评蜕变成文学表扬、文学研究避重就轻的症候正在蔓延，相对而言，独立的批评和个性化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章罗生在该著里坚持自己的一得之见、不人云亦云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作风正体现出这种独立与个性。在谈到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总体评价时，一些学者表达了否定或悲观的态度，章罗生则亮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期”必将到来。他的这种观点是否切合实际暂且不论，我想肯定的是作者敢于坚持、勇于表达的学术姿态。对学术体报告文学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不从流俗的勇气。即使是对于著名作家的创作缺陷，章罗生也会直言其事、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以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报告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应当体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我们从章罗生的这部专著中可以领略许多风景，但其中最好的风景，我以为就在这样充满独立与批评精神的坚守中。矢志不渝。才能焕发新声，孜孜以求，方可永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