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林非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性”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围绕着这一词语所展开的相关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构成了一个有迹可循、延绵不断的话语体系——“理性话语”。而现代中国的这一个核心话语的构建历程，不仅凸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结构性地规约着其生产动力、运作机制以及主题追求。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时顾及对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考辨应当是对以往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新的尝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理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101—05

一

“理性”是阐释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极为常用的词汇，其使用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已经是一个无需指证的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阈内，不论是说到启蒙主义思潮，还是论及古典主义倾向，似乎都无法避开这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性”这一有着奇特命运的哲学概念“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说，它或隐或显，或远或近地关涉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切重要问题。在近年来人们反复讨论或争辩的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新旧、古今、中西、现代性等话题中，在民主、科学、人民、革命、人性等现代文学的关键词背后，“理性”无疑是一个潜伏得更深的尚需深究的“枢纽”。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围绕着“理性”一词所展开的相关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迹可循、延绵不断的话语体系——“理性话语”。而现代中国的这一个核心话语的构建历程，不仅凸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结构性地规约着其生产动力、运作机制以及主题追求。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写有《释理》一文，引进了“理性”的概念并对之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两重含义。文章运用了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之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上之意义也。”王国维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进行解析，认为“理”是“主观上之物”，拒绝“理”具有客观法则的可能性。在王国维看来，理性只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认识能力，且与“伦理学之所谓善”无关：“理性者，不过吾人知力之作用，以造概念，以定概念之关系，除为行为之手段外，毫无关于伦理匕之价值。”“至叔本华出，始严立悟性与理性之区别。彼于充足理由之论文中，证明直观中已有悟性之作用存。吾人有悟性之作用，斯有直观之世界，有理性之作用而始有概念之世界。”可见，在理性观上，王国维与重直观而贬理性的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颇多吻合。

叔本华认为只有从直观而不是从理性出发，才能够认识到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的本质。对此，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曾有介绍：“至叔氏哲学全体之特质，亦有可言者。其最重要者，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是也。……彼之美学、伦理学中，亦重直观的知识，而谓于此二学中，概念的知识无效也。”在叔本华看来，审美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规定性是对理念的纯粹直观。传统的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特征就是把理性置于感性之上，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叔本华则贬低理性，认为“直观总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和最后根据”。他说，审美“突然把我们从欲求的无尽之流中托出来，在认识甩掉了为意志服务的枷锁时，在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欲求的动机，而是离开事物对意志的关系而把握事物时，所以也即是不关利害，没有主观性，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叔本华肯定直观把握真理的能力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在于把西方哲学中崇科学而贬艺术的主导倾向颠倒过来，为艺术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而王国维对文学的独立性的提倡、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观念的批判也因此而顺理成章。王国维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在中国率先旗帜鲜明地倡导建立现代知识制度上的与科学、道德等分治的“纯文学”观念，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由王国维开启的关于“理性”的言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是隐在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不过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注意。之后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则急切地倡言理性，且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后果。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说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主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灵智，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科学法则)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又说：“神秘宗教，诉之理性，决其立言之不诚。”翻检《新青年》杂志可以看到，在汪叔潜、李亦民、刘叔雅、高语罕等人的文章中同样有“理性”一词的运用。陈独秀以理性的名义，极力推崇科学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这里的“理性”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它已经与神性划清了界线，按照卡西勒的说法，它就是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它与“科学”、“实证”、“实利”等概念相联系，又可以看作一种经验知识，成为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等思想意识的强大武器。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进化论的广泛传播、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新旧问题的论争和文学革命的发生，都参与了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建构，或者说，都是这种话语建构的具体组成元素。李大钊早就发现传统的“附属型”、“家畜型”人格的病根不仅在于“惰性太深，奴性太深”，尤为重要的是“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鲁迅也提倡理性，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里，他就援引黑格尔的观点，主张“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19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他曾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在鲁迅看来。强大清醒的理性无疑比怨激之情更为重要，煽动国民的激情是不可取的。傅斯年要求文学要有“逻辑”、“思想”，也是用“理性”这个词语来表述的。他认为理想的白话文应是“逻辑的、哲学的、美术的”，好的文学应“能引人感情，启人理性”。

当西方世界大呼“理性破产”、“科学破产”，并由此而导

致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盛行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之时，中国的“五四”先驱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大力倡导理性精神。启蒙者以科学、实证、批判、改造社会为内涵的“理性”话语，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回应了社会现实生存的需要。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衍生扩展的能力。由胡适首倡的白话文运动是这一理性话语在文学领域的最初实践。继而从问题小说到现实主义思潮再到左翼文学，“理性”观念以义无返顾的姿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踏步穿行，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一股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人们普遍认为，五四时期，启蒙者用理性的眼光去观察一切问题，评判一切现象，衡量一切价值，在文学创作中就必然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主题追求。基于国民性对启蒙理想的严重阻害，启蒙作家用有力的笔触“撕去假面”，“攻打病根”，揭出国民的愚昧、保守、迷信、麻木、苟且、孱弱等痼疾，“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如果说以鲁迅的《呐喊》、《彷徨》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是启蒙叙事的典型文本，那么，到茅盾那里，理性话语则包含了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冷静的解剖分析、文学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等构成元素。受到以科学为主要内涵的理性观念的影响，茅盾先是提倡文学为人生，再进一步指出要把人生照真实的原样写出来，更要注意到科学的精确性，再到后来则怀抱用小说证明对现实社会阶级状况的判断的雄心，写成了他的代表作《子夜》。不过应该看到，这里所说的科学、理性，主要与对文学产生了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相联系，它本身在本质上是外于文学的。

二

19世纪初的欧洲文坛上，随着理性之霾愈来愈浓，曾出现过一种作为反拨力量而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这一派的作家把理性视为套在文学脖子上的沉重枷锁，认为理性阻碍了感情的自由发展，他们要求解除理性的束缚，解放情感，回归自然，并倡导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人的主观感受。类似的情形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演。创造社对新文学初期文学理性化的倾向深为不满，他们提出了反对“哲理”、“理智”的主张。郁达夫认为“天才的作品，都是abnormal，eccentric，甚至有unreasonable的地方，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就认为文学是直诉于人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把“文艺的玩赏”看作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并不是一种“理智的报告”，而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成仿吾强调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特别是对诗歌而言，情感便是它的始终。“理智是我们的不忠的奴仆，至少对于诗歌是这般”，成仿吾说，“他是不可过于信任的，如果我们过于信任他，我们所筑成的效果，就难免不为他所打坏。而最可恶的叛徒，便是浅薄的理论(reasoning)”，“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他指出，“象吃了智慧之果，人类便堕落了一般，中了理智的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所以，“我们要发挥感情的效果，要严防理智的叛逆”。在这篇文章中，成仿吾举出胡适《尝试集》中的《他》、《我的儿子》、《乐观》等诗作，批评它们为“鄙陋的噪音”，认为“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不对了”。这种对当时出现的许多文学作品较为普遍的说理、议论倾向的反思，显然包含了与新文学初期启蒙者不一样的理性观。创造社曾极力推崇个性，主张艺术的主观性，留下了很多“喊叫”自身苦闷的作品，用沈从文的话来说，他们是“缺少理智，不用理智”的。有意思的是，创造社后来的文学主张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一转变仍然可以通过其对“理性”的态度的变化加以把握。到了1926年，同是创造社成员的穆木天反过来明确地提倡写实，提倡“理性的艺术”。他说：“写实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的东西；写实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是一种真挚的态度。必在自我意识最强的时候，必在哲学思索最深的时候，才会有写实文学的发生。写实文学是静者的产物，是理性的艺术。”郁达夫还曾专门作了一篇《文学上的智的价值》，强调文学必须合乎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一受外界刺激，除只有反射作用发生的诸刺激外，总须起内心的作用。”文学所具有的智的价值，就是读者在阅读之后，“心里所感到的一种目的意识，能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和扩大起来的那一种文学上的效用。”“不合逻辑的文学，终于不是伟大的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的两种，是非要合乎理性不可的。”创造社作家文学观念的前后变化，可以在与“理性”观念的“互文”的喻说关系中获得理解，这个变化过程也说明，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始终摆脱不了理性话语的纠缠。

在文化倾向与《新青年》明显相异的《东方杂志》上。也高高飘扬着理性的大旗。杜亚泉的许多篇章中，理性是一个反复出现核心词汇。他说：“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驱，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为动物之薮泽矣。”“吾国道德思想，虽与希腊为近，然理性之本出于天，理性之用致乎人，体天意以施诸人事，修人事以合乎天意，其戒谨恐惧之心，与修身事帝之念，则又与希伯来思想若合符节。”“至科学上之学说，如竞争论、意志论等，虽备有证据，各成系统，但皆理性中之一端，而非其全体，当视之与诸子百家相等，不可奉为信条”。

他曾抓住蒋梦麟“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原动力”的说法，批驳蒋“是将人类的理性，为情欲的奴隶”。杜亚泉不仅坚韧地强调理性，而且将人们通常认为最具理性精神的启蒙者判为丧失理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值得探究的现象。他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二号的《理性的势力》认为“欲望理性，初为同源，继为对待”，理性与武力不相容，经济势力也能消灭理性，推而论之，理性又易陷于迷误，“因时而屡有变迁”。他呼唤和平中正的理性，希望理性能战胜欲望。《东方杂志》所推崇的理性包含着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深深忧惧。认为科学并不等于理性，从而形成了与启蒙理性相颉颃的另一个思想文化维度。与之论调相近的还有稍晚的学衡派。《学衡》通过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介绍，广泛涉及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理性观念，并谋求西方理性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韵沟通。《学衡》杂志所载的文章中，“理性”和与之含义相近或等同的“理智”同样是十分打眼的重要词语。吴宓的《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中，“理智”一词出现了79次之多，缪凤林的《希腊之精神》中，则计有49次用到“理性”。吴宓为胡先辅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所加的按语说：“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白璧德先生之说……以理智为本，重事实，明经验，此其所以可贵。”在许多文章中，是否合乎“理性”，是评判事物的最重要的标准。刘伯明说：“共和国民，不惟负责而具有贡献之精神，亦须能屏除私见，而惟理性之是从。”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夫所谓理性者，

非仅凭空思考，不顾事实，此抽象之理性，非余之所谓理性也。”《学衡》第21期载有吴芳吉的《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文章说：“即不然，必为激刺之作，亦当本于理性，不可徒肆感情。”“故吾人以为无论文之属于激刺，属于安静，要不可不本与感情，复不可不纳于理性。”

杜亚泉强调理性，多在社会文化的角度展开论说，和文学还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学衡派所主张的理性，则是与其文学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衡派没有留下很多文学作品，但其对于文学的思考是深刻的，其推扬的文学观对后来的理论和创作均有长远的影响。学衡派受新人文主义的熏染，倡导文学的理性精神，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注重“和谐”、“节制”，但又并不排斥感情。吴宓毕生追求“真情”与“至理”的统一，在文学观上，对安诺德的“诗专重理智思想而不及情感”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古学派(一译古典派)之伦理的主张，乃一各种性行元素之调和融洽……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之上品，如荷马之诗，苏封克里之悲剧，以及桓吉尔(Virgil)之诗，其描写感情想象非不强烈，岂仅专重理性者。……后来之新古学派及伪古学派，特重一偏之理性，致由浪漫派之反动，专务提倡感情及想象。写实派继浪漫派而兴，复趋他一端，专主以冷静之头脑，观察社会人生之实况，详加描写，不参己见，其所重者乃为科学之理性。”显然，吴宓称欧洲古典主义为“新古学派”和“伪古学派”，因为它“特重一偏之理性”，所以对之持批判的态度；而写实派强调科学理性，也容易走向缺乏感情及想象的另一种偏枯。他强调诗与文“各该表示思想及情感，兼有其二，不废其一”。这样，学衡派以和谐为旨归的重视“理性”的文学观就明显地与惟理主义观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理论分野。

新月派作家也将理性作为其理论和创作的重要标尺。《新月》创刊号刊载了徐志摩的《汤麦士哈代》，文章指出，肇始于卢梭言行的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延续了170年。在这一百多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进窜着”。在徐志摩看来，理性的缺席使得现代主义美学思潮走向了自我否定，冲动性的情感最终只能带来混乱与绝望。同一期杂志还载有徐志摩的《白郎宁夫人的情诗》，其中说：“爱是不能没有的，但不能太热了。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中的《敬告读者》，旗帜鲜明地倡导理性精神，把理性当作办刊的宗旨和努力的方向：“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新月派的首席理论家梁实秋曾问学于白璧德门下，和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胡先辅等《学衡》作者的文化观念相近，但梁实秋更专注于文学本身，他的文学主张是紧紧围绕“理性”而展开的，譬如《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就有22次用到“理性”一词。他说：“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机关，里面包着热血。”真实的自我，不在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所以要表现自我，就不能专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而必须“经过理性活动的步骤”。他反对过分推崇情感，不赞成把情感直接当成文学本身，认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总是与理性不可分离的，所以，对文学上泛滥的情感应当予以节制。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他解释说，“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情感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又说，“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梁实秋提倡理性节制情感，借用朱自清评价闻一多《死水》的话来说，就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新月派的以理性的名义，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发动了阻击，这种努力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从浪漫的热血提升到理性的清明，其中深蕴着艺术规律的真谛。它尽量避免赤裸裸的抒情，使得理性和节制成为自己醒目的流派标记，新月派文学也因为理性节制的美学风貌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抹不去的风景。

三

周作人常提倡理性，这种理性就是“明净的观照”。他说：“感情是野蛮人所有，理性则是文明的产物，人类往往易动感情。不受理性的统辖，……此亦可谓蛮性遗留之一发现也。”他跟陈独秀一样，把爱国主义认作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的东西，因此他郑重宣布，要“保持理性的清明”，不“裹到群众运动的涡卷里去”，表现出对“群众专制”的倾向的担忧(《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在《看云集·中年》中他说道：“以后便可以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物理，即使在市街战斗或示威运动的队伍里少了一个人，实在也有益无损，因为后起的青年自然会去补充。”周作人在艺术上也是极其强调理性的，他对“上海气”的批评就高高举起了这根醒目的标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后来接着周作人批评海派的沈从文也很重视“理性”，而且更多地在文学评论文字中直接使用这个词。他在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时，认为其《灰色的人生》、《毒药》、《自旗》等作品“并不是完全无疵的好诗”，而另有一个《无题》，则“由苦闷，昏瞀，回复了清明的理性”。他认为周作人“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表现出对文学理性精神的充分肯定。李长之则把理性看作文学批评的价值归宿：“批评史是一部代表人类理性的自觉的而为理性的自由抗战、奋斗的历史。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批评是武器，换言之，就是人类理性的尊严之自卫。”“伟大批评家的精神，在于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

京派提倡理性与情感的谐调，其理性并不排斥情感，而是针对当时文坛上情胜于理的普遍状况，针对情感过分外露的感伤主义倾向，要求“和谐”与“恰当”，其着眼点在于“艺术的完整”。他们所要求的，是对赤裸裸的情感宣泄的适当“节制”，是“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沈从文说：“许多较年青的朋友，写作时全不能节度自己的牢骚，失败是很自然的。那么办，容易从写作上得到一种感情排泄的痛快(恰恰同你这样廿二岁的青年，接近一个女孩子时能够得到精力排泄的痛快一样)，成功之在自己这一面，作品与读者对面时，却失败了。”照沈从文看来，好的作家就应当“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

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康健一方面走去，是为必需的情形。”作为京派的重要批评家，李长之对当时文坛的滥情局面也颇为不满，他特别推崇鲁迅在从容、节制的心态下创作的小说，认为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他在评价郭沫若的小说时认为郭有热情，有好的诗境，但没有结构好的小说。进而指出，感情太容易流露的人，是不能写出好小说的。京派的其他人士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废名、叶公超、常风等，他们也提倡理性，反对文学中过分的“热情”。从容高蹈的京派作家力图超越急功近利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文学选择，疏远于国家意识形态，他们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注重形式和技巧，专注于“纯正”的文学趣味，默默地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他们的创作浸润着冷眼看人生的“秋水”一般的智慧，呈现出和谐、节制和恰当的美学风貌。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性”始终是一个关键词，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任何文学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围绕着“理性”而展开的话语建构的历史。有意思的是，在现代中国的理性话语建构历程中，不同的言说主体的表述之间，其叙事动机、意义赋予、话语指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他们都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亮出自己的理性旗帜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文化观念，为什么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理性的名义?这些理性话语又是如何进入文学领域的?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必须折返历史现场，触摸理性话语在不同话语场景中的言说实践和意向流转，探询各种话语行为所牵连的生存实感和理论诉求。而从“理性”这一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复杂而深刻联系的关键词人手，勾勒出它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行程中内涵与外延的不断调适和不断转变的运演轨迹，辨析它在不同的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梳理其中具有无话语、无观念性质的价值准则，进而揭示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丰富内涵，这不但将有助于深入探索那些深掩于中国现代文学流脉中的普遍意识结构及其原生性的发展逻辑，而且也将构成对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流变过程的一种整体观照和全新阐释。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对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考辨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考量这两个目标综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极富张力的阐释空间，不仅能解决以往的研究在相关问题上的认识误区，而且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触摸到现代中国文学的律动，也是对以往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