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耿　罗凤华

[摘要]对于原始人性善恶的问题，西周人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我们通过对《周书》的考察。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推论出其对原始人性的看法。西周人看到现实人性中包含恶的部分，主张以德为主要指导原则，通过教育的方法改造现实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关键词]西周；原始人性；现实人性；原则和方法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048—05

《尚书》是上古政事史料的汇编，其基本内容是虞、夏、商、周君王的文诰和君臣的谈话记录。本文通过对《尚书·周书》的考察，力图反映西周人对人性的认识，主要讨论的问题有：对原始人性的看法、对现实人性的看法、改造现实人性中恶的部分的原则和方法。

一对原始人性的看法

对于原始人性善恶的问题，西周人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推论出其对原始人性的看法，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有人认为人的原初本性是不完美的。召公说：“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召公在这里把辅佐成王初理政事比作教养小孩，认为对小孩的教育，没有不在他初受教育时就亲自传给他明哲的教导。在这里，召公之所以强调要在小孩初受教育时就给予明哲的教导，是因为召公看到人性是不完美的。

第二，有人认为一部分人的原始本性是善的，而另一部分人的原始本性是恶的。如果人性中有好善的倾向便是福，反之，则是不幸。《洪范》篇说：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孔颖达正义说：“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曰又说：“好德者天使之然，故为福也。”根据孔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攸好德”，说明西周人认为一部分人的本性中有爱好美德的倾向，即一部分人的本性善。与此相反，“五曰恶”，另一部分人的本性是恶的。其次，正因为此善性是天所赋予的，所以称为福，由此可见，在这里的性(包括性善与性恶)是指原始本性。

此外，《洪范》篇还从刚柔的角度对人原初的本性进行分类，这主要通过篇中“三德”来说明：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

在此处，人性主要指一个人的天资、品格、禀赋。箕子把人性分为三类：正直者，这种人道德纯备；刚克者，资质偏于刚性的人，过于强毅而不可亲近；柔克者，资质偏于柔性的人，过于内敛阴沉。对于如何矫治这两种气禀上的偏颇，《洪范》提出秉性偏于柔的人宜以刚修治自己，秉性偏于刚的人宜以柔修治自己。

第三，有人认为人的原始本性是好的，但这个好的本性或者说善性是易变坏的，真正能保持原始善性的只有少数圣人。《君爽》是周公对召公的答词，表示要与召公同心同德完成文王大业，在文末周公鼓励召公说：“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祗若兹，往敬用治!”曰对这句话的理解重在“德”字，一般理解为“行为”。王弼说：“德者，得也。”先天所得的“德”我们称之为“性”，后天修养来的德，内得于己，凝结为性，先天之德与后天修养来的德共同构成了人性。古代“民”、“人”通用，由此，“民德”，又可解释为人性。这与通常将“德”解释为“行为”并不矛盾，人的本性终究要通过行为体现出来，正如郑玄所说：“德行，内行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颖达正义说：“《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是凡民之德，无不能其初，少能有终者。凡民皆如是，有终则惟君子。”结合孔疏，我们对此句作如下理解：人性最开始时是好的，但很少有人能保持下去直到最后，能做到的只是少数君子。这句话是鼓励召公保持好自己的善性，做一个仁德君子，并以此敬慎地治理好天下。

二对现实人性的看法

更好地维护统治是西周人探索人性的现实需要，那么认识现实人性的特征以及探求现实人性如何变坏的因素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实人性既包含人们所保存的那部分原始本性，同时包括在社会影响和内心欲望驱动下已经改变了的那部分本性，这两部分共同组成了现实人性。前苏联心理学家巴普洛夫说：“人一面有着先天的品质，另一面也有着为生活情况所养成的品质。”巴普洛夫在这里讲的是现实人性的内容，他认为人的现实本性既包含“先天的品质”，又包含“生活情况所养成的品质”。我们主要从这两个大的方面来谈西周人对现实人性的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即西周人对现实人性本身的看法。有人认为现实人性中包含恶的部分。《尚书·召诰》中说：“节性，惟日其迈。”蔡沈解释说：“以节其骄淫之性，则日近于善而不已矣。”这个“性”之所以需要节制才会天天进步，必然包含有恶的成分，即蔡沈所谓“骄淫之性”。在这里主要指周人要求殷商官员能节制其“骄淫之性”，逐渐合乎周人的道德标准，更好地为周朝服务。

虽然现实人性中包含有恶的部分，但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有的占得多，有的占得少，所以箕子认为需要对现实人性进行区分，以达到扬善去恶、稳固统治的目的。箕子说：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

箕子把人性分为两等：其上为大善，“有猷有为有守”者，即蔡传所谓“有谋虑者”、“有施设者”、“有操守者”；其中等为“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即蔡传所谓“未合于善，不陷于恶，所谓中人也”。区分的目的是为了表彰有德之人，除去邪恶之人，使人心向善。《战国策卷五·秦策三》引《书》说：“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树立、表彰有德的人越多越好，除去邪恶的人越彻底越好。

西周人对现实中人性的分类还有着选贤的现实意义。在《立政》篇中，周公回顾夏商及周初的历史，认识到夏桀商纣用逸德之人而失天下，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用俊德之人而得天下，再三告诫成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要求成王不要任用奸佞之人，而要运用善良贤能之人来努力治理国家，这就要求君王在考察人才时，不能以貌取人，而要从人性上去考察。《立政》篇说：“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周秉钧注：“丕顺：不顺，不依从。宅人：考虑人。”周公认为如果以貌取人，而不从人的德性上考察人，那么三宅就没有贤人了。

现实人性中的恶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有人认为好逸恶劳是人性的特征之一，好逸恶劳本身并无所谓善恶，但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先劳而后逸却是现实人性中包含有恶的部分的重要表现。《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治理殷民的诰词，在诰词中，周公要求康叔“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要康叔尽自己的心意，而不能苟安，贪图逸乐，只有这样才会

治理好百姓。《君陈》是成王告诫君陈的策书，在书中成王说：“惟日孜孜，无敢逸豫。”(《诗经·大雅·板》引作：“无敢戏豫。”毛传说：“戏豫，逸豫也。”要求君陈日日孜孜不倦，而不要安逸享乐，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成周。从这些反复告诫之词中，我们看到西周人已经认识到好逸恶劳是人性的特征之一。同时，西周人认为不先劳而后逸是人性恶的表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主张先知稼穑之艰难而后逸，这种逸便是不逸。而小人不知稼穑之艰难，便安逸下来了，甚至轻侮勤劳的父母，这种逸便是恶性的逸，需要禁止的逸。周公看到好逸恶劳是人性特征之一，他并不绝对反对安逸享乐，他所反对的是不劳而逸，他所主张的是先劳而后逸。

此外，有人认为爱惜粮食是内心善良的表现之一。周公说：“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人们因为爱惜而不耗损粮食，就不会去贪酒，因此说他们的内心是善良的。

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西周人对现实人性变坏原因的讨论。

第一，有人从夏桀商纣身上看到纵欲是人性变坏的主要原因。《多士》篇说：“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适，节制；逸，逸豫、逸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桀不节制游乐，败德坏身，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酒诰》是一篇禁酒令，《酒诰》中说“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陈戍国注：“这个‘行，我们认为可以解释为‘道，为‘使，为‘行媒。全句意思是说：民之失德，无非以酒为引导(或通达之路)，为诱使，为媒介。”臣民丧失本性就是以酗酒为媒介，而酗酒是纵欲逸乐的内容之一，可见纵欲是人性变坏的主要原因。

第二，统治者的乱政搞坏了人性。《吕刑》叙述刑的渊源时说：

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椽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曾运乾注：“罔中于信，无忠与信也。”孔颖达解释说：“三苗之民，惯渎乱政，起相渐染，皆化为恶。泯泯为乱，棼棼为恶，小大为恶。民皆巧诈，无有中于信义。”统治者实行乱政，杀戮无辜，社会失去了行为标准与保障，人们之间互相欺诈，搞坏了人的本性，再无忠信可言。

三改造现实人性中恶的部分的原则和方法

既然现实人性容易变恶，那么如何改造现实人性中恶的部分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西周人改造现实人性中恶的部分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只有改造好了老百姓的现实人性，才能稳固好统治；同时，只有统治阶级自身改造好自身的人性，老百姓才会归附。芮伯说：“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兹言允效于前不远。”也就是说老百姓是归向有德之君的，只有有德之君才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戴，无德之君则会被人民视为仇敌，而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芮伯提出统治阶级应该“敬思以德，备乃祸难”，要求君臣都加强自身德性修养，德性修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国家存亡。西周人不断寻求改造现实人性中恶的部分的方法，正是出于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

那么，如何去改造现实人性中恶的部分或者说如何修养好人性呢?西周人提出了两大原则：

第一，用天命对自己欲望的进行约束。《无逸》中说：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

周秉钧注：“度：法制。引申为限制。天命自度，以天命约束自己。”中宗用天命约束自己，不敢荒废安逸，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

第二，用德来指导人性修养。在《康诰》中，周公教导康叔说：“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周秉钧注：“裕：指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和顺的美德指导自己。此外，我们看到，因为西周人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天命并非无条件地支持某一个统治者，而是辅助有德之人，“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第一个方面所讲的用天命来约束自己，究其实质，也就是用德来指导、约束自己。

同时，我们看到敬畏天命是对用天命约束自己的一种积极表达，《周书》说：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召公教导成王：上帝改变了天下的元首，结束了殷国的福命，如今大王接受了天命，怎么能不敬慎呢?接着召公回顾夏商兴衰的历史，指出夏商之所以先后灭亡就是因为不敬德而丧失了天命，由此可见，敬慎天命的实质就在于敬德，西周人修养人性的两个原则实质就是一个：那就是以德来约束自己，或者说敬德。而他们所说的用天命约束自己或者说敬畏天命都是为了给道德约束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而达到强化道德约束的效果。

具体如何用德来指导人性修养，西周人认为道德教育对人从善去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性修养的主要方法。《尚书·康诰》说：

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父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周秉钧注：“迪：教导。吉：善。适：善。”周公认为老百姓受到教化才会善良安定，特别是现在的殷民不加教导就不会善良。通过教化使人心趋于良善，从而实现德政，在这里，周公特别重视通过道德教育改造人们现实人性的作用。那么具体包括哪些教育方法呢?

第一，学习前代贤人的道德格言。在《康诰》中，周公教导康叔说：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通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父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

“绍闻衣德言”，周秉钧注：“绍：通劭，尽力。闻：听取。衣：即殷。”也就是说要努力听取、学习商代乃至商代以前先哲王的“德言”并践行。在这里，我们把“德言”理解为包含如何修养美德的格言。《逸周书·世俘解》说：“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先周君王曾经听取商人的德言并践行之。由此看来，学习商人的“德言”并践行之是周王朝以德修身的良好传统。同时，周人对当时人们知而不行的态度提出了批评。《礼记·缁衣》引《君陈》说：“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当人们没有见到圣道时，好像自己不能见到一样，盼望见到；而已经见到圣道，又不能遵行圣人的教导。圣人的教导即“德言”，听闻德言之后，便需去践行，去遵行圣人之教导。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所说：“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

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

第二，西周人非常重视通过劝勉的方式改造、提升人性。周公告诫成王说：“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诗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周公说，他听说古时的人还能互相教导、互相爱护、互相教诲，所以老百姓没有互相欺骗、互相诈惑的。如果我们现在不互相劝勉、教诲，官员们就会变乱先王的正法，老百姓就会内心怨恨、口头诅咒。我们看到周公在这里十分强调劝勉这一方法对于修养人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如果不采纳这种方法来修养人们的德性，就有危及统治的危险。

第三，强调反观内省。周公在《酒诰》中劝勉各级官员说：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

蔡沈解释说：“言尔能常常反观内省，使念虑之发，营为之际，悉稽乎中正之德，而无有过不及之差，则德全于身，而可以交于神明矣。”周公希望官员们能反观内省，使行为合乎中正之德。在周公看来：“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曾运乾注：“念，常思也。”“念于善”是一种向内心的道德思考、反省，通过这种思考、反省，狂妄无知的人可以变成圣人，而修养很高的圣人如果不经常思考反省自己，反过来会变成狂人。怎样去反观内省?《尚书·同命》说：“格其非心。”《孟子·离娄上》间接引用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朱熹注：“惟有大人之德，则能格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结合孟子的引文与朱注，所谓“格其非心”，就是说通过反观内省，去除不正之心，使心归于正直。

第四，刑法被当作教育的特殊手段。以刑法辅助教化，使民敬德，正如《大禹谟》所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德罚的目的均在于劝民为善。周公说：“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不论实施教令、还是惩罚罪人，都是劝人向善；宣明德教、慎施刑罚，也是用来劝人向善；哪怕囚禁、杀死罪犯或释放无罪的人都是用来劝人向善。

总之，西周人对原始人性与现实人性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认为原始人性本身是不完美的，同时，人性的善恶程度也各有不同。统治者的乱政及自身的欲望是导致现实人性变坏的主要原因，所以西周人主张以德为主要指导原则，通过教育的方法改造现实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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