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晴快语贴

曹杨一村棠浦路和兰溪路把角处就是一家邮电局,它的隔壁是银行。邮局的背后就是我们家原先住的楼。

我们家在187号的三楼,从楼梯的窗口刚好可以清楚地观察邮电局背后的一切。

首先看到的总是猫。邮电局跟我们的楼一墙之隔,墙内是邮电局的防空洞,防空洞的地面上有暗室,暗室的上边则是掩土做成的骑墙高的花园。紧邻暗室的是矮墙搭建的简易房,也许是放杂货的,没进去看过。这简易房的房顶是有屋脊的,棕色的瓦片。随时随地,我们都能看到猫从花园到屋顶到墙头上溜达,猫似乎不少,我就看到过不少的模样。但是因为墙有两米来高,所以那些猫从未到我们的楼里串门。

那时我最感好奇的就是不时有摩托车进出邮电局的后院,也不时有骑单车的邮递员进出。我很早就注意到,因为那时眼睛好使,邮递员的摩托车和单车都是带颜色的,跟平时在马路上看到的摩托车和单车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却说不上来,所以老远远地看。

但是每天邮递员都是要挨个楼房送信的,只要来到我们这边,赶巧我没上学,我就会看邮递员,看他们的单车。

好看吗?好看!为什么?因为无论人和车都是绿色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年岁的孩子基本都有一种军人情结,从小的印象当中,军人是最高大的形象,工宣队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解放军叔叔,何况老人家语录也教导我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小朋友们平时在一起,不是互相展示自己的玩具枪、军舰和飞机的模型,就是讨论长大后当什么兵。我一直是想当空军的,而且我姑妈和舅舅从乡下来,看到我十个手指上都是螺,便一口咬定我长大后一定能当上空军。因此,整个童年我都是充满梦想的,确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飞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还真赶上了部队飞行院校来招收飞行员,无奈,我的眼睛不再那么好使了,身高也超过了一米八,试都不用去试的。我们班有个同学被录取了,至今仍在部队当飞行员。不过,那时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所以除了对同学的祝福,并不羡慕。但是军人情结却是没有变的,直到现在,到了部队拍片子我就高兴,喜欢跟官兵侃大山,喜欢拉着作战参谋研究作战地图和摆弄沙盘,喜欢抡圆了对酒,其爽无比。

你一定会告诉我,邮局的绿色跟部队的绿色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打小就看出来了,但是有了梦想的孩子,比大人更会爱屋及乌,于是明知道两种绿色之间的差别,也愿意将它们归结在一起。于是,至少小学低年级的几年里,邮递员对我来说是属于军人的。

我一直疑心,很多人说我不像上海人,而是典型的北方汉子性格,似乎跟我童年时期的这种梦想存在着隐秘的关联。

邮递员的单车,凑近了仔细瞧,一而再地瞧,终于发现了跟普通单车的差别,不仅是颜色,更主要的是所有邮递员用的车都是没有三角杠的,无论男女,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单车叫女车。可是也不解:邮递员中虽然女的不少,但是男的也很多呀,为什么要用女车呢?再后来,看多了,明白了:邮递员在里弄里曲里拐弯地邮递,不时得下车,女车上下车更为方便些。

邮电局的后院一般是不让进去的,我进去几回,都是因为对着墙踢球,皮球踢飞后掉进了邮电局的花园,才得以被通融。在后院里,最惊讶的就是那里有那么多好看的绿色的自行车。每回拣球都故意慢吞吞地往回走,因为隔着敞开的门,可以看到邮局内部的工作场面。孩子都是求知欲最为旺盛的,因为孩子都是最为好奇的。能够窥探到哪怕一丁点跟自己的梦想有关的隐秘,都是出了大门就会活蹦乱跳的意外之喜。

在我眼中,邮递员都很帅气,当然帅气是北方的语汇,上海人喜欢叫神气。只要有邮递员出现,我的视线一定会追踪到他们消失。

外婆告诉我,邮电局属于全民单位,长大了,要是能在全民单位做事,工资、劳保都不用愁,对象也好找的。我倒是没有想过长大后非要到邮电局做事,因为我最喜欢也最羡慕的是电影院做事的。但是必须到全民单位做事,这个观念很早就根深蒂固了。

邮电局里的摩托车不是送信用的,而是送加急邮包和电报的。加急邮包多数是药,我们楼上有户人家就是的,经常得到这种加急邮包送来的药。要是哪家有电报,所有的邻居都会替那家担心起来,因为电报传递的多半不是好消息。电报是那个年代最为紧急的,不分白天黑夜,到了就得立即派送。所以半夜三更被邮电局的摩托车惊醒,警惕地分辨邮递员高声喊叫哪一家,是经常的事情。

一来二去,原先在我眼中模样特别的邮电局摩托车,终于看清楚了它们的特别之处:其实就是普通的摩托车,只不过常年在坐垫上搭着用来放邮包或者电报的绿色口袋,所以才看起来很特别。这种绿色口袋现在回想起来很像摄影工作服。

我经常放学以后到邮局门市部里看邮局工作人员忙活,看他们收发邮件,盖邮戳,看人家汇钱取钱,看新到的杂志刊物的封面(虽然自己没有钱)。所有的杂志中,最吸引我的就是《人民电影》,也就是原来的《大众电影》。总想着如果攒够了零花钱,我就买上一本躲在家里看。但是我只买过一本,因为没有钱,看了无数遍,最后用它的封面包了语文课本,我记得封面是彩色故事片《熊迹》的剧照。李默然和石维坚俩人,一个演公安局长,一个演侦察科长。2001年,我托朋友从上海文庙的旧书摊上帮我淘得了整套的《人民电影》,虽然价钱不菲,但是里面有我整个1976年的记忆,所以很满足。

在邮局门市部里,最好奇的就是那些邮票,尤其是一分半的邮票,琢磨好久才弄明白,必须两张两张买,买单张的话就不是一分半而是两分钱了。当时的一分钱,可真是一分钱,四个一分钱就能买根赤豆冰棍的,可得算计。况且邮局对面就可以买冰棍。

邮电局的正门冲着兰溪路,隔着马路是曹杨商场。邮局门口是个小广场,时有用空汽油桶临时搭建的舞台,上面表演的是忠字舞或者样板戏,也有配合形式的数来宝、快板书、对口词、上海说唱、独角戏和小合唱等。流氓阿飞被抓住后,抓到卡车上游街,也经常会在这里示众。但是极少有政治犯,因为在我上幼稚园的那几年,地富反坏右差不多都给抓了,我那时就是看见了也不知道,因为还没记事。

邮电局门市部的左右两侧都是报栏,里面是每天更新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关于国家大事的很多知识我都是站在那里自学的,尤其是外交和体育方面的。

印象当中,邮电局门口人最多的有那么几次:

1、邮电局免费给大家发送中共十大的新闻公报,因为“九·一三”事件对国人来说是爆炸性也是警醒性的新闻。

2、老人家去世,邮电局连日免费发送报纸。

3、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报纸上连载,我也在报栏前挤进大人堆里似懂非懂地阅读。

4、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大家排队买报纸。

5、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亚太地区预选赛第四小组的比赛上以4:2力克朝鲜队之后,大家排着长队买次日的体育报。

这几次我都在场,细节还历历在目呢。

邮电局门市部门口,靠近马路的地方立着一个邮筒,大约有一米七左右,圆柱形的身子,顶部是圆锥型的,中间收了腰。这个邮筒我为什么记得牢呢?因为很小我就看见大孩子爬上去,得意地坐在顶上看西洋镜,好生羡慕。我努力了好多年,才得以如愿,坐在顶部,感觉很了不起,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我,有“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伟大感。

这邮筒至今还立在老地方。

我老有种冲动,想再次爬上顶部坐坐,当然是在夜半没人的时候。

也许坐在上面,儿时的黄金岁月也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