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

包拯在民间最广为流传的形象，就是一张如同被墨喷过的脸，他因而被称为“包黑子”。但事实上，真实的包拯长得一点都不黑。试想，如果一个人要长成那副“黑样”，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史书上也会记上两笔。但《宋史·包拯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包拯的肤色。

在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熏殿、距今960年的包拯画像中，可以看到，60岁时的包拯不仅不黑，长得还挺白。他的额头也没有一个传说中的“月牙”。

所以，无论“黑”还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实形象。那么，这两个要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归根结底，还是民间的传说、文学，加上戏曲的功劳。

在民间，包拯之所以被称为“包青天”而受百姓爱戴，主要是因为他秉公执法，巧妙断案。但事实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前后一共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已，那些有名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民间移花接木或想象，而且都和包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包拯的两大“护法”——展昭和公孙策，也均不见于正史。

真正见于《宋史·包拯传》的包拯断案故事只有一个，那就是“割牛舌案”：一个农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头，事情告到了当时担任县令的包拯那里。包拯认为，把牛舌割掉是件无利可图的事，肯定是有人想报复这家农民。于是，包拯让这个农民回家把这头牛给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杀耕牛是犯法的。结果，农民家前脚杀牛，他的邻居后脚就来报官告密，包拯就此认定，就是这个邻居结怨割的牛舌，最后果然如此，案情告破。在这个案子里，包拯还是展现了一些办案手段和智慧的。

然而，在一些笔记、方志和野史中，也断断续续记录有一些包拯断案的故事，不过在那些故事里，包拯就没那么“神”了。北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专门记录了包拯的一个断案故事：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碰到一个犯人，要处以“杖脊”，就是挨板子。这个人花重金贿赂了负责杖责犯人的一个小吏，想免挨板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铁面无私，肯定是要我当庭打你的。在我开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骂你，这样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结果到了公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板子，犯人鸣冤，小吏立刻高声斥责，且极力表现仗势欺人的样子。包拯顶着“包青天”大名，看不过去，立刻就主持公道，责备小吏口出狂言，结果小吏挨了板子，那个犯人倒是从轻判决了。

沈括是带着揶揄的口吻来写这个故事的，堂堂包大人被小吏与犯人合谋耍得团团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么，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断案如神”，他又为何能名垂青史呢？

这就要说到包拯真正的过人之处：清廉、公正和敢于弹劾进谏。

包拯素以清廉闻名。包拯曾在端州（今肇庆）做过长官。端州以产砚台闻名，每年还会将砚台上贡。在包拯到任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来中饱私囊和送人行贿。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上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许超支一块。在包拯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

包拯的公正，其实并不是指他的断案，而是指他整体上秉公执法、不畏强权。包拯刚在家乡庐州当长官时，他的亲朋故旧觉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顾，开始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拯得知后，当即令人抓来他一个犯法的舅舅，当庭杖责示众，从此，亲朋故旧大大收敛。

在做开封府尹时，包拯决定疏浚惠民河。他发现惠民河河道堵塞的原因，是很多权贵官僚家的花园修建亭台楼榭，入侵了河道。包拯下令仔细测量和留下证据，然后将权贵们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和亭桥全部拆毁。在这个过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阻力，有的权贵甚至拿假地契来打官司。包拯识破了他们的伎俩，直接向朝廷汇报，要求严惩。

在做监察御史时，包拯了解到杨邠、王鼎、王绰三人被贬官，因为他们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庆历党争”被贬，殃及池鱼。包拯其实是范仲淹等新政黨人的死对头“守旧派”提拔的，但当他了解到杨邠等三人业务能力很强且公正廉明时，他极力主张重用三人，结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当然敢大胆弹劾和进谏了。

而且包拯一旦弹劾起来，连皇帝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给。宋仁宗当时宠幸张贵妃，张贵妃不断为自己的伯父张尧佐求官。结果这位能力一般的伯父一年内晋升4次，权倾朝野。朝中无人敢言，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还是都把目光落在了包拯身上。

包拯果然不负众望，第一个站出来弹劾。结果弹劾后，张尧佐反而又升了一个官，这背后传出的信号就是：皇帝在力挺他。如果换作一般人，早就知难而退了，但包拯寸步不让，一道道接着弹劾，最终发展到当廷辩论。包拯站到仁宗面前，历数任人唯亲的弊端，滔滔不绝。宋仁宗面色不悦，忍到包拯说完，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仁宗直接找到张贵妃发脾气：“包拯的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一天到晚就为你伯父要官，你知道有包拯这个人吗？”最终是张尧佐看到众怒难犯，舆情汹涌，自己辞去了职务。

古代犯颜直谏的大臣不少都没好下场，包拯为何能善终呢？“上司”和“朋友圈”

这就必须要说到包拯的顶头上司——宋仁宗了。“仁宗”是赵祯的庙号，但后世之所以起这个庙号，自然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性情仁厚，宽以待人。

就拿包拯弹劾张尧佐一事来说，大庭广众之下，包拯面对面直谏宋仁宗，不说唾沫星子喷到脸上，就这个态势，换作其他皇帝，早就震怒了，但仁宗只是用袖子遮住脸面，任由包拯继续说，最后也就是“拂袖而去”。

换个角度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这样的人。宋仁宗广开言路，开明宽松，确实让北宋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北宋开朝后积留下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开始显现，比如“三冗”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拯的存在，不仅可以让仁宗用来展现自己广开言路的形象，还可以作为榜样树立起来，以遏制日益严重的机构冗余和官员贪腐现象。

当然，以包拯这么生猛的劲头，光宋仁宗一个人还不够，还要看到包拯的“朋友圈”。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的进士甲科，按杨高凡在《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中的考证，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这前三十个“同年”（指科举时同一年考中或同一榜中举，大家一般约定俗成会在今后的官场上互相照应。）中，后来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级别（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的多达7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关注的是，包拯和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彦博和韩琦。文彦博曾3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本来就认识，算是“世交”。在这基础上，包拯的儿子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结成了姻亲，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韩琦历经北宋三朝，做过十年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韩琦在拜相21天后，包拯就得到了升迁。正是在韩琦任职的4年里，包拯从一个开封的地方长官，被提拔到了枢密副使这样的中央高官。

那么，包拯是否有“结党”嫌疑？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没有任何有力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包拯和这些人相处甚密，也不排除双方政治观点一致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证明，包拯尽管刚正不阿，却也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商，他在某些弹劾上还是比较懂得把握分寸的。这也为包拯仕途基本没有遭受过什么排挤和陷害提供了侧面注脚。

嘉祐七年（1062），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忽然得病，同年五月廿四日病逝，享年64岁。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包拯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