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昌

中南海勤政殿是清代康熙年间在明代西苑原有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是皇帝在西苑居住时的办公地点。清朝历代统治者都曾在此做出过很多重要的决策,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就曾在这里商量过变法的事。辛亥革命以后,勤政殿成为北洋政府重要的会议厅之一。

然而,勤政殿真正成为当政者的“勤政”地点之一,还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两次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说起。

为民执政,一定要勤政

1956年7月,中央警卫局的李钊处长在勤政殿给我们上招待外宾业务课,他是最早主管中南海招待工作的负责人。课程一开始,他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7年前在这里召开的两次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的情况。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和发言,可以说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和9月17日两次在勤政殿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是中国共产党主持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盛会,会议的巨大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开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征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部分海外爱国华侨代表同意后,决定在中南海勤政殿设立6个工作小组。这6个工作小组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23个单位,130余人中的代表人物组成。其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毛主席、周总理、林伯渠、董必武、陈云、薄一波、李维汉7人组成。作为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组长周总理,所承担的起草任务多达8个。周总理的工作担子是很重的,为了提高效率,方便同与会人士交换意见,统一认识,提出议案,他索性就住在勤政殿办公。据他的厨师桂焕云回忆:当时周总理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以上,连吃饭的时间也难以保证,常常是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即使在工作人员反复催促下,也只是草草地吃上几口就算了。不少党外朋友都被周总理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深深打动,纷纷劝他多休息,保重身体,但他总是和蔼地说:我们大家都辛苦,既然来到勤政殿为民执政,那就一定要勤政。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和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深深地影响、激励了各界代表,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下定决心,不畏艰险地从遥远的海外,从敌方占领区,向解放了的中国大地走来,向北京中南海勤政殿走来,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满腔热情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心悦诚服地协助共产党规划着祖国无限美好的未来。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6个工作小组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任务,终于圆满完成,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的指示。所有这一切,诚如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在勤政殿参加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举行的宴会上所感叹道的: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确聚集着一大批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优秀分子,有了他们,中国就有了希望。

勤政殿旧貌换新颜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先后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不少国际友人也纷纷提出要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是,从1950年至1952年勤政殿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翻修。修缮后的勤政殿兼具中西风格,很适合外事需要,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是毛主席接见和宴请外国首脑、著名人士的重要场所。它的3开间红色烫金大门建在7层台阶高的平台之上,配以琉璃瓦的大屋顶,结构严谨、气势宏伟,两名护卫礼兵分列门前,待有宾客出入便敬礼致意,颇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穿过正门拾阶而下,即是一个很大的天井式院落,青砖地面,严丝合缝。东西两边各有一尊铜制圆鼎香炉,在松柏中悠然而立,宛如两位老者,恭敬热情地欢迎着各方宾客的到来,顷刻间便消解了门前那种严肃的气氛,使人顿觉轻松自然了许多。

勤政殿共有大小厅室30余间,由前厅、长廊通道、中门客厅、接见大厅、西客厅、主席办公室以及东餐厅等构成,处处相依相连,通畅便捷。各种各样用于照明、装饰的灯具多达1200余盏;多宝框内陈列的文物珍品上至战国,下及明清多达100余件。这些贵重国宝均是根据国家典礼需要,由专家选定,经党中央批准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调来的,包括:铜器、瓷器、玉器、石器、珐琅、漆器、紫檀等,价值连城,难得一见。

当客人步入前厅开敞的大门时,一架雕有花鸟图案的硬木屏风立于眼前,精致的摆设巧妙地预留出欣赏空间,规避了直视通道长廊的突兀感,别具艺术气息。在屏风的东西两边分设男女衣帽间,供贵宾理容整装之用。继续前行,一条长近30米、宽近20米的通道长廊令视野豁然开朗,梨木压缎的棉质软墙配以朱红驼毛的迎宾地毯,尽显高贵典雅。六条细腻润泽的紫檀雕花琴桌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两侧赭石漆成的地板上,与陈列古玩浑然一体,在缤纷闪耀的灯光下,更加华美端庄,令人赞叹不已,仿佛进入了一处既遥远又现实,似真似幻的奇妙世界。

接见大厅高近20米,呈椭圆形构造,正方是一面镶入壁内的五星红旗。顶部吊有一圈莹亮剔透的水晶灯,其内侧辅以小巧灯饰点缀,如繁星满天,熠熠生辉。12根包棉缎面立柱搭配挑灯均匀有序地环绕室内,顺序看过,视线立刻就被东西两座高达1米,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清乾隆款粉彩百鹿樽所吸引,通体精美的制作工艺加上百鹿逼真的动作形态,使这两件古物俨然成了接见大厅最具特色的亮点。

第一位下榻勤政殿的外国元首苏加诺

1956年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华进行友好访问时,毛主席特别安排他下榻勤政殿。这个安排在我们看来意义重大,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来访时在此下榻。为了保证贵宾访华的顺利进行和起居舒适安全,中央警卫局领导在客人住地成立安全和招待小组,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担任苏加诺总统在华访问期间的随身副官,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有幸被派到招待小组工作。

9月30日宾主在勤政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初次会见。傍晚6时,接见大厅内花团锦簇、灯火辉煌,气氛庄重而热烈。苏加诺总统一行刚刚步入,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快步迎上,紧紧握住客人的双手,互致问候。这记录着中印两国友好的亲密瞬间被簇拥的记者捕捉下来。

苏加诺总统下榻期间,另一个大型活动就是由周总理陪同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重要演说。那天贵宾就亚洲人民觉醒的世界意义;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的日趋没落;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等三个问题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说,受到1000余名中外人士的热情赞许和由衷钦佩,雷鸣般的掌声在怀仁堂响起十余次之多。毛主席曾到勤政殿回访苏加诺总统,对他的关于民族运动和民族解放的战略思考、坚持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坚定立场,表示了完全的支持与赞同。正是有了这次回访,宾主双方就两国友好条约的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以及经济技术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时也为苏加诺总统的再次访华及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尼创造了契机。

10月15日苏加诺总统一行顺利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惜别了中南海,惜别了生活、工作十多天的勤政殿。

伏罗希洛夫酷爱勤政殿文物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和毛主席的尊贵客人来华访问时,同样下榻勤政殿,而且时间更久。伏罗希洛夫在华的活动安排相当丰富,主要包括会见我国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社会著名人士、出席文艺招待晚会及宴会,游览名胜古迹并参观视察南方,显然这是一次相对较为轻松的访问,有点儿亲戚串门的味道。此时的中苏关系正处于友好的顶峰时期,再加上俄罗斯人豪放开朗的性格,伏罗希洛夫一行在勤政殿居住得相当随意愉快。在经过了开始几天的招待服务工作后,我们很快便熟悉了客人们的不同爱好,伏罗希洛夫喜欢观赏勤政殿的文物展品,他的儿子、儿媳爱听轻音乐、跳舞,随员们爱喝中国的茅台酒,爱吃各种水果。我们热情周到的款待令他们感到很开心也很满意,无形中似乎缩小了不同国籍之间的距离。

一次用午餐时,我放了一曲广东的《步步高》为大家助兴,没想到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儿媳立即放下刀叉,大方起身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餐厅的地方不大,他们居然能极其自然轻快地绕开椅子,在桌子和墙壁之间悠然旋转,舞姿之优雅,表情之甜蜜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舞曲结束后,大家对他俩精彩的即兴表演报以了热烈的掌声,这对年轻夫妇笑靥如花地答谢着回到座位上,意犹未尽地继续用餐,很是兴奋。

当在京活动暂告一段之后,伏罗希洛夫便去南方进行参观访问,参观访问结束后,返京又回到勤政殿居住。记得他们回来的当天晚上,随行的苏联警卫员拉住我用手比画着既像猫咪又像凶蛇的模样,表情里还带有一丝惊惶,弄得我满头雾水,情急之下只好去找翻译沟通。原来是他们赴广州参观时吃了一道有名的当地特色菜——龙虎斗,他一时逞强吃了很多,回到宾馆又贪凉睡下,结果拉了肚子,所幸没有病倒。见到我们他急于相告,但又不会中文,只好运用肢体语言来讲述他的惊险故事。

就在伏罗希洛夫结束访华的前一天,他提出要多看看勤政殿各厅室内的文物展品。我们简单地和翻译商量后,陪着伏罗希洛夫和他的儿子、儿媳、秘书、医生等极有耐心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件展品一件展品地看了起来。在整个观赏过程中,伏罗希洛夫对战国时期的古铜嵌松石蟠螭罍、清郎窯宝石红观音罇、清雍正款青花胭脂水勾莲罇、清乾隆款粉彩蓝地云风瓶、清乾隆款青玉四足鼎、清乾隆款粉彩九桃瓶和紫檀挂屏上的佛手釉彩桃等很感兴趣,常常会站在文物面前,细细赏鉴,反复品味。当他转到主席办公室、谈话室时,又对汉代铜素洗、宋代仿古铜甂、明代铜胎嵌珐琅六角花觚、清代竹雕双环耳扁腹瓶、清代孔雀绿凸花瓶、清乾隆款碧玉蕉叶花觚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看得愈发聚精会神。伏罗希洛夫每观赏一物,总要让译员用俄语讲清楚,还不时地赞道:好,很好!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艺术。情动之时,他还不禁用手指轻轻地在陈列展品上点抚几下,以示至爱。在勤政殿修缮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能够欣赏到这些珍贵宝物的外国元首虽然不少,但像伏罗希洛夫这样爱得如醉如痴的人真是绝无仅有。我身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每每看到外国贵宾赏玩品鉴的身影,同样能在精神上碰撞出共鸣:这里陈列的件件展品,无不都是中华祖先辛勤劳动的成果和聪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切·格瓦拉勤政殿取经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于1960年11月16日率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19日下午,毛主席、周总理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代表团一行,宾主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会谈。当晚毛主席又在东大厅设便宴招待全体古巴贵宾,我是现场招待员,有幸近距离亲见亲闻中古两党、两国领导人如同亲人般的敬膳和交谈场景。在客人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代表团团长切·格瓦拉,这倒不是因为他职务高、官衔大,而是他具有非凡的容貌和气质。年仅三十出头的切·格瓦拉身穿一套相当合体的军绿色毛料便装,身材匀称,体格健壮,重力感强。刚刚刮过络腮胡的脸白净透亮,浓密卷曲的黑发自然有形,大眼睛,高鼻梁,英气逼人,沉毅坚强。席间宾主互相敬酒,气氛异常热烈。切·格瓦拉对毛主席本人,对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都极为尊重敬仰。

将近两个多小时的便宴时间里,宾主的热烈探讨几乎贯穿全程,而用餐反倒不是主要内容,翻译人员忙碌而又紧张,连饭都顾不得吃,周总理见状不得不停下来先请他吃点儿东西再说。听得出来,谈话内容是饭前会谈的继续,涉及到经济问题的较少,更多的是涉及政治、军事和一些思想理论的探讨,诸如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办法,游击战中的战术运用,优待俘虏以及统一战线等问题。面对虚心讨教的格瓦拉,毛主席和周总理自然有问必答,并且解释得非常简单明了,其间还不断赞扬古巴同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彻底打倒反动政权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他们一再肯定,古巴的胜利不仅是古巴人民的伟大胜利,也是拉丁美洲和世界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古巴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并取得胜利是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在谈到优待俘虏时,切·格瓦拉深有感触地说:“革命初期,我们对宽待战俘的政策理解得不够好,没有弄清俘前和俘后的本质区别,犯了极左的错误。原因之一就是存在着我们的同志被敌人俘获后,遭到残酷迫害直至牺牲的事实。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慢慢弄清了宽待战俘的深刻含义,革命就变得顺利多了。”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切·格瓦拉突然问:“如果现在蒋介石回来,你们欢迎不欢迎?欢迎的话,能在政府里安排什么职务给他?是部长?”周总理看了看毛主席,含笑回答:“如果蒋介石回来,我们欢迎,职务安排要比部长高。”这时在另外一桌,有位古巴贵宾向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询问毛主席有几个孩子?叶部长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有三个孩子。实际上毛主席有过六个孩子,两个在革命年代失散了,一直没有找到。另一个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现在只剩下三个,一男两女。不过叶部长更明白,古巴贵宾提出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很平常,其实不然。他们想要了解中国领导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带兵打仗,环境险恶,条件十分艰苦,倘若有了孩子又要转战各地时,孩子怎么办,是带?是留?怎么带?怎么留?又怎么学文化受教育?显然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会存在,是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革命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后叶部长补充了一句:“依我看,革命者的婚姻是第二位的,比较实际的解决办法就是晚婚。”

这餐便宴对古巴代表团来讲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在取经、学习。他们那恳切的言谈举止和谦虚好学的态度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勤政殿充分发挥了它的“勤政”作用和影响。1958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虽然以国家名义的接待事宜转到人民大会堂,但毛主席的外事接见活动仍在勤政殿进行。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列在勤政殿的全部文物经专人清查核实后,造表登记,由中央警卫局服务科武宗让移交故宫博物院收回。70年代,勤政殿因多处建筑结构破损,影响使用居住而被拆除。即便如此,它留存在我脑海中的记忆仍旧那么庄重、精美,无可取代。

(责任编辑文世芳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