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超然

现今,国人对蔡元培的历史定位、历史评价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他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教育家”(冯友兰语),还是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美育家等。相关的研究和出版的成果很多。去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蔡元培与现代中国》论文集,社会上的知名报刊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把对蔡元培的研究又向前作了推进,这是有意义的。

不过有的作者评述并不准确,不符合历史和蔡元培本人的真实。今举两例:

其一,有一篇文章作者说:“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听到这一消息后,先派张申府,后派张国焘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在北京建党的问题,得到陈的同意。” 这段话没错。这位作者接着说:“张国焘在上海还向蔡元培校长报告了筹备在北京建党的情况,蔡元培明确表示赞成。蔡讲:‘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 作者的这段话出自1980年出版的张国焘《我的回忆》(供内部参考)。作者引用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意在彰显蔡元培的历史地位,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果如所言,蔡元培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活动,岂不就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或准创始人了吗?这是匪夷所思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材料呢?

诚然,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创建,作为当事人的回忆,自有其可供参考之历史价值。回忆不是不可以用于历史研究,但它毕竟不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使用时应该审慎,有所择取,有所分析。具体到引用张国焘的回忆,就更应该这样。张国焘何许人也?他是中共叛徒,晚年流亡海外,最后在加拿大凄然死去。《我的回忆》成书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如该书《出版说明》所言:“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把张国焘的这种回忆视为他歪曲史实,企图借蔡元培的历史光环,以掩盖和冲刷其自身的历史污点,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是更恰当吗?文章的作者似乎不是这样看,而是想用这段回忆来彰显蔡元培的历史地位,或者借以进一步说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之正确,这是于事无补、难以令人信服的。

再从蔡元培方面来说。蔡执掌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存在,自由学习、研究、讲授和传播,但这决不说明他同意在北大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蔡元培是民主自由主义者,坚决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反对党派介入学校,反对学生跟着政治大潮跑。他说:“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其思想倾向和行为模式是很清楚的,他怎么可能会“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呢?再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与国民党是大不同的。作为国民党员的戴季陶在参加中共创建的一次活动后,立即表示不再参加,理由是要追随孙中山,留在国民党内,不另行组党;同理,蔡元培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他又怎么会离开孙中山,“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呢?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1922年初夏,林长民、梁启超等人找到蔡元培,商议建立一个政党,蔡元培就表示“不赞成”。

第三,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很秘密的地下活动,反动派严厉侦缉,有很大的危险,蔡元培又怎么会向张国焘公开表示“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呢?更有进者,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一个文化、学术理念,不是政治理念;是一项办校方针,不是执政方针。把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同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讲授、研究紧紧联系起来,再同北大涌现一批又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紧紧联系起来,再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紧联系起来,说蔡元培的办校方针,对中共建立起了怎样怎样的作用,并引用张国焘的回忆,认同蔡元培是“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论断。这是在把“兼容并包”方针泛政治化,是在拔高历史,把蔡元培研究引入误区。切忌把蔡元培抹红了,这是不可取的。

其二,另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提出,蔡元培“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的支持者” 。这个论断,前一句肯定无疑,后一句则似不准确。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热诚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人物如董必武、吴玉章、廖仲恺等都是。蔡元培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无疑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但他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支持者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作一些分析。

何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典的表述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进程的历史断期,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蔡元培是1940年3月去世的。那么,在他去世前的20年间,他的言行是否表现出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诚支持呢?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中,蔡元培不堪忍受北洋军阀政府之压迫,于5月9日发表辞职启事,悄然出京,离开北大。后经北大师生的一再挽留请进,他才于同年9月12日回京返校,继续执掌北大,改革校务。仅过一年,1920年11月,蔡元培出访欧美,1921年9月才回到北京。之后约两年间,蔡元培锐意改革,对发展学术,提升北大地位,做了大量工作,是作了重要贡献的。但到1923年1月,又因愤恨北洋政府财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发表《不合作宣言》,出走天津。旋即于同年7月,他携家眷再次出访欧美,到多个国家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直至1926年3月才回到国内。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后六七年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实际是脱离了其时正在国内兴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谈不上有什么热诚支持的。

还应该指出,在此期间,蔡元培曾署名支持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致电孙中山请求停止北伐,对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平合作抱有幻想。这些言行,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旨不符,“热诚支持”于理不通。

1927年3月底4月初,蔡元培多次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讨论所谓“护党救国运动”,通过“举发共产党案”。这时,蔡元培一方面被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之间的友情蒙住了双眼,经受不住这些右派政客的蛊惑;另一方面也是对以两湖农民运动兴起为标志的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不理解,对革命暴力的失衡和无序产生反感;以致决心列名于《护党救国》通电,附和了蒋介石的“清党”行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是令人痛惜的。

不过,当蔡元培看清了蒋介石的面目后,立场随即发生了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持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国共两党联合,结成统一战线,实现抗战。蔡元培的这种表现,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支持,但这是他从一贯坚持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出发的,而并非从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出发,两者有差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国人(包括海峡两岸)和广大精英阶层都能接受和予以认同的少数伟大人物之一。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用“盟友”、“诤友”来界定。他保释和营救过不少系身于国民党监狱的中国共产党人。但他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同中国共产党还是有差异的。

当前,蔡元培研究方兴未艾,有感于以往评述人物拔高历史的教训,我写了这篇短文,意在共勉,欢迎读者及同好方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