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

中国到晚清时期才开始筹建和发展海军,历经曲折,总算建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北洋舰队,迄今已有120周年了。遥想当年,在威海的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然而,成军仅仅6年之后,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全军覆没,樯橹灰飞烟灭了。这种似乎难测的忽兴忽灭的历史变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不尽的历史反思。

先进中国人的海军梦

海军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中国初无海军,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才使中国人开始知道了海军之为何物。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萌发了创建海军的构想。

在中国近代,林则徐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也是倡建海军之第一人。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实践中,他认识到,不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无法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的。他多次指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所谓“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

为建成一支“船炮水军”,林则徐曾开始试验仿造欧式兵船,并视此为建立海军计划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要战胜英国侵略者,就必须敌得过英军所恃之坚船利炮,使其“长技”亦为中国之“长技”。他还建议朝廷以粤海关关税的十分之一制造船炮。不料道光皇帝阅奏大怒,竟朱批道:“一片胡言!”林则徐建立海军的构想,终未实现。但在近代中国,是他最早承认海军为西洋“长技”,主张中国也应学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与之角逐海上,方能制胜。对于他的这一构想,魏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概括之,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源受林则徐的托付,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不仅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还独立地提出了朴素的海权观。他充分地认识到,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海国”竞争的时代,西力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严酷现实。掌握海权的西方国家大肆向外扩张,兵船所至,“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其中,尤以英国为甚。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疯狂扩张和侵夺,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这是魏源所给出的答案。

所谓“塞害师长”,就是师海权国家之长,以我之海权对付彼之海权,从而制驭海权国家。其措施有三:

第一,创设一支强大的海军。魏源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战船和火轮,并造配枪械。但仅仅制造若干西式战船还不够,还要精练新式水师,以及要重视海军人才的培养,学习西洋专以造船械、航海取士的经验,在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造船厂、火药局既专制造又教习技艺。

第二,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魏源认为,造船厂也好,火器局也好,都是铸造之局。铸造局既设,经过实践和积累经验之后,扩而广之,便可由制造军用产品扩到制造民用产品。不仅如此,造船厂所造之舰不只是用于战事,也可用于护运。因此,船厂之设,既制造战舰,必可促使民间商船制造业的兴起,从而推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还要规定,出洋贸易的商船,经商家禀请,可派战舰护船,以保安全。他断言:“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

第三,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经营之以为藩镇。魏源认为,东西海权的争夺实在南洋,西方国家之本土距离中国甚为遥远,其侵略中国必以南洋为基地。他十分肯定郑和弘扬海权和开拓南洋的成就。华人在南洋除贸易外,从事开矿和耕种者亦甚众。然近数十年来,西方殖民者限制华人,商贾为之束手。面对西方海权国家的扩张和凌迫,中国应该有所作为。特别是南洋西方海权势力达不到之处,尚有华人从事开矿和垦殖者,应加以扶持,扩大垦招,运出货物,既利及国家,又可助其自立。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论,言前人之所未言也。

魏源对海军作用的认识极为深刻,他的朴素海权观尤为可贵。本来,“海权”一词,是因美国人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而闻名于世的。此书的基本观点是:“在整个历史上,控制海洋是决定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常常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马汉的海权观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其基本点与魏源颇为相似,而从提出的时间看,却要比魏源晚半个世纪。在当时的中国,魏源的海权观具有超前的先进性,惜乎曲高和寡,并不为当政者所重视,魏源和林则徐一样,其海军梦在生前终未能圆。

艰难曲折的建军历程

林、魏创建海军之议提出后,过了整整20年,西方国家的军舰制造和武器装备又有了新的发展,蒸气舰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的主要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肆虐沿海,攻陷大沽,侵占天津和北京,中国已无海防可言。直到此时,清朝统治者为求自保,才开始议办海军。

但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历程是几经曲折的。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明白,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生产不出来强大的海军的。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扰袭的严峻局面,曾有粤、闽二省的地方官绅模仿洋船图式,试验仿造。他们仍然抱着旧的观念来看待海军这个新鲜事物,不知道西洋兵船是不断更新换代的。19世纪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气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甲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而中国的仿造者却只求船型相似,试图安装脚踏水轮以求船之速,选坚实木料并蒙以生牛皮以求船之坚,以为靠能工巧匠依样画葫芦,即可成功。到60年代初,曾国藩、左宗棠相继在安庆和杭州自行仿造轮船,还是遭到了失败。这样,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制造轮船而不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技术,是绝对不行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遭到多次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发生了观念的根本改变。

观念的更新推动了海军建设的开始起步。清政府主要抓了以下四项工作:

其一,设厂造船。1866年,根据左宗棠的建议,福州船政局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这是中国近代创设的第一个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本身就是实行开放政策的积极成果,它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从1869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25年间,闽局共造轮船34艘,其中11艘拨给了北洋海军。闽局开始只能造几百吨小型木质炮船,后来则能造2000吨级的钢甲快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之造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所以时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其二,培养人才。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发展海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没有海军人才是办不起来的。福州船政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建厂与办学并重。左宗棠说得好:“夫习造船厂,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沈葆桢也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实践证明,闽局在建厂的同时,又有船政学堂之设,这一方针是正确的。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优秀海军人才。当时,建设海军需才甚急,对吸收人才采取开放的态度,既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船生。各舰管带、大副、二副有不少是由船生担任的。在大力培养和奖掖人才的同时,清政府还多次选派海军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闽局曾先后派出三批留学生,共78人,出国学习造船和航海。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另外,清政府还派出4批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也多半转入海军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