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灯

一位以稳健著称的企业家，港股主板上市的宏伟梦想却夭折在1000股可以打折购买的股票上。

如果说愿赌应该服输，可他连这是怎样的赌局，和怎样进入这场赌局的，都一无所知。总，你该到港股里试试水了。上个月，我购买了一款产品，已经盈利了21％。朋友告诉张明，一旦他的公司上市，资本运作重于本业，他应该好好补补港股的课程。

“总得找个好的师傅带我入门吧。”张明告诉朋友，“你知道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搞生产。前年，你们拉我去搞房地产，我都没有动心。没有十足的挣钱的把握，我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

当时，正是股市的躁动期，不少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这也让张明考虑，把闲钱用来买些股票。

“这样吧，我问问小王。她是个天使顾问，懂专业，形势看得准，还很容易相处。所有的投资我都听她的。”朋友准备把自己的投资顾问介绍给张明，“但是，他们只为那家银行的高端客户服务。我看她能不能以朋友的名义带带你。”

天使理财顾问

2006年年底，张明接到了香港展旗银行打来的电话。张明很珍惜这次和王女士接触的机会，主动提起了朋友的那个盈利2l％的投资项目。

“我们这里还有更好的项目。”王女士却对这款产品并不在意，“那还不到这款产品一天的盈利呢。”

张明起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动如闪电般在眼前划过。不过，他立即提醒自己，高回报必然高风险，这样的投资项目并不适合他。当然，朋友的经验让他对这家银行仍然具有最基本的信任，而当王女士自我介绍她是美国的投资学硕士，以及有在华尔街和香港的汇丰银行12年的工作经验后，一直专注于实体生产而疏于投资的张明庆幸自己遇到了高人。

王女士还告诉他，内地的市场很不规范，也很不透明，市场的因素往往让位于政策的因素。而境外的资本市场，很少有暗箱操作，因此真正的有钱人往往都选择境外银行的投资项目。作为民营企业家，他对王女士的话感同身受。选择在香港上市，除了因为香港联交所的门槛较低，还因为他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应付内地上市过程中那些复杂的人为因素。“看来香港和内地投资市场的境遇也差不多吧。”张明这样想。

这天，王女士邀请张明列席他们在香港举办的活动，从雷曼银行请来的一位对冲基金负责人会进行现场讲授。当张明走进中环高楼林立之间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楼层，会议厅前，王女士如约在那里等候。

她不高，穿着干练利落的短款白色上衣，简单的项链点缀更显得优雅，灰色及膝裙前面的钮扣装饰更表现了职场女性干练的味道。先前电话里的热情、博学和专业，加上如今表现出来的气质，张明更坚信了自己对王女士的判断——她的确是一位天使。

对冲基金负责人的演讲，加上中文翻译一共还不到半小时。接下来的时间便成了一场十足的产品展示会。热情的接待、激情的述说，张明感觉就像进了传销企业里的“老鼠会”，很是反感。王女士看出了张明的难以适从，把他请到了隔壁的会议室单独聊天。

与张明此前在内地接触的理财顾问不同，王女士会将各款产品的优劣都明确地讲出来，而且还会同张明冷静地分析各种投资可能。这次长谈让张明对王女士彻底放心。决定请王女士代劳自己的投资。王女士建议他在展旗银行存上1000万港元，这样他就能参与展旗银行所有的投资项目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明通过各种方式，将1000万人民币换成了港元，分期存入了这家银行。

误入迷局

在张明的账户存款达到800万港元的时候，王女士给他推荐了一款名叫KODA (Knook-Out Discount Accumulator，即累计期权合约)的金融衍生品，并详细说明了这款产品的操作机理。尽管张明无法理解其中的很多名词，但仅凭王女士明确告诉他这款产品具有高风险性，只适宜专业投资者，张明就断然拒绝了这款产品。可是十分钟后，他的邮箱依然收到了王女士电邮过来的一封该产品的英文说明书。

两个月后，内地的股市大幅调整。一改倾听王女士建议的张明主动要求能替他推荐几支港股。

“我们这里有一款低风险、高回报、资金周转灵活的打折买股票的项目，此前好像和您提过。”

听到“打折买股票”这几个字，张明立即起了兴趣，详细听王女士介绍这款被她称为Accumulator的产品。

王女士告诉张明，他只需要按照不到8折的价格就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一年的期间内，当该支股票股价跌到比购买时的价格还低就必须买一倍的货：比当时市价高3％时，合同自动取消。张明没听明白王女士的介绍，但心想，能以八折的价格购买股票，而且股票在一年里增值3％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只要股票增值3％，他就能获得28％的收益，便同意先买1000股试试，并爽快地履行完必要的手续。

几天后，这支股票增值超过3％，张明的账户上立即显示增添了收益。当天，他给王女士又去了电话，又试着买了另外1000股股票，幸运的是这支股票第二天就大涨5％。这正好验证了王女士在给他的第一次电话中介绍的“一个月不如一天收益”的介绍。

张明开始埋怨自己的小气，并询问王女士能否自己来操作。王女士告诉他，这款产品只能由专业人士代买，同时告诫张明，这款产品风险很大，建议张明不要买得太多。

平时遇到的理财顾问都希望大额地代理客户理财产品以获得更多的佣金，而王女士这样的理财顾问张明还是第一次遇到。电话里，张明连连道谢。他询问到王女士的脚码，要为王女士定制几双凉鞋，在下次到香港时亲自送给王女士以表达自己的感激。

不幸的是，这支股票再也没有翻红，张明的账面上数字停止了增长。让张明没有想到的是，噩梦还没有开始。

梦断股票

五天后，张明再次打开自己的账户，他发现自己的现金莫名其妙地少了10万多元。他打电话给王女士，王女士用她那让张明充满信任的平静语气解释道，这支股票的股价已经跌破了约定的8折价格，因此银行自动从张明的户头上扣除现金，每天按照约定的折扣价购买1000股选定的股票。她还劝张明，现在他的账户上已经有4000股股票了，当翻红3％时，收益会更多。

放下电话后，张明才意识到打折股票的风险。他又拿起电话问王女士：

“如果股票价格一直低于34.6元这个8折价格，是不是就得一直扣下去?”

“按照合同约定是这样的。”

“那我现在能不能终止这项投资?”

“按照合同约定是不行的。”

“哪怕我现在买的所有股票都不要了也不能终止吗?”

“合同就是这样规定的。”

王女士的语气依然是一贯的冷静，但张明分明首次感觉到王女士的冷漠。

张明每天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股价能上涨到103％，以便能像王女士说的那样，“按照合同终止这项投

资”：后来，张明只希望股价能恢复到8折以上，以免他的账户以每天3万多元的速度迅速萎缩。可是张明的希望落空了，那支股票持续三个月走低。

下个月，就要到香港联交所接受聆讯了，在此之前，张明必须想办法填平财务上500万元的亏空。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让王女士想办法把剩余的钱想办法周转过来。当他再次给王女士去电话时，王女士的手机已经关机。接座机的同事告诉张明，王女士已经离职。他的第一反应是股市下跌。王女士因为业务下滑而遭到解聘，但心里又感到莫名的蹊跷。但他更担心的是，他的1000万港元将血本无归。

王女士的同事告诉他更可怕的结果，尽管客户如果账上金额不足以支付股票时，银行会要求张明补足保证金，或直接作为他在这家银行的欠款。

张明向银行方面以当初未详细阅读冗长的英文合同为理由提出毁约，银行工作人员的语气与王女士的一样平静，建议他聘请律师代理交涉。迫不及待希望阻止财富蒸发的张明当天就转道杭州到了香港。

香港律师擅长的领域非常细分，每找一个律师讲述案情就要交费，交了钱之后才能知道这个律师是否懂此类案件。找了6家律师事务所后张明终于找到了专业律师。律师告诉他，正在受理一起类似的诉讼，受害人不但损失了账面上的所有2000万港元，还被银行要求追加了200多万港元，仅因受损金额巨大而提出毁约，法律并不支持。

当张明抱怨，颇为职业的王女士也会“看走眼”时，律师的回答让张明倒吸了一口冷气。香港很多私人银行里的投资顾问都会用名牌大学的黄金经历来包装自己，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就类似内地的房屋中介。不同的是，房屋中介只能从每一笔业务中获得佣金，而王女士会持续不断地获得每次交易的佣金——张明每天3万多元的损失其实有一部分流进了王女士的腰包，而他却一度对她心存感激。这些天，他时常会对王女士遭到解聘后的状况感到担心，可事实上也许她现在正在香港的某个社区里过着逍遥的生活。

在缴纳了受损标的1％的律师费后又过了一个月，张明在律师的陪同下到银行听取了录音。张明和工女士的每次通话都记录在案，其中包括王女士首次推荐KODA时对这款产品的机制和风险的说明，以及后来建议张明不要购得太多的提醒，这两个电话已经能证明理财顾问尽到了告知义务。

“我根本不知道两个月前推荐的KODA和后来的Accumulator就是一回事，况且70多页的英文合同我根本就不可能在要求的时间内读完。我是完全信任王女士，才委托她全权操办的。”张明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在银行大发雷霆，但这仍未能阻止自己的账面资产以每天3万多港元的速度缩水。

噩梦在一年后终于停止下来，1000万港元的现金最终只剩下了不到1／3。在他被强拉进银行赌局的这一年里，他的资金无法按期回笼，联交所的聆讯自然无法通过。而当他重振旗鼓准备第二轮申请上市时，审查机构又因为他参与的这场赌局巨亏，而对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盈利状况产生怀疑。

同样在这一年里后，张明的企业未能逃过出口形势的急转直下，滞销的皮鞋堆满了整整三个仓库。当他终于可以结束这场赌局时，从银行取回的310万港元仅仅够他支付拖欠已久的原料款。

为了等待当初花34600港元购买的那1000股港股能有3％的涨幅，张明和他的企业10多年的创业几乎付之一炬，但他还不能声张。因为他不想还被追究如何把巨额资金转移到境外。

一声叹息

张明再次找到律师，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香港的律师告诉他，内地公民在香港不享有司法权利国民待遇，在当地诉讼需要向法院交存巨额被告律师费保证金，以备在原告败诉时可以赔偿被告律师费损失。香港法律还不允许律师进行风险诉讼收费，即事后按工作成果收费。这套司法制度意味着已经遭受巨亏的张明，把所剩无几的钱全部用来打官司，也可能不够诉讼费用。而Accu—mulator在香港是合法的金融产品，展旗银行的设立和运作也在香港金管局的规制之下，张明唯一翻盘的理由就是能证明其在销售过程中隐瞒了风险，或未尽完整告知的义务。但对于早有防范的私人银行来说，他们早处心积虑设计好了规避环节，甚至准备好了录音记录，这让维权之路难上加难。

如果在内地起诉呢?

张明当初是按照王女士的建议，在境外注册离岸公司，再以离岸公司的名义在展旗银行开设账户。这样，张明的1000万元就变成了境外资金，不属于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了。

后来，张明也听说，和他一样在香港购买打折股票的内地富翁至少有2000人，损失大多在1000万元以上，损失殆尽还背上债务的大有人在。他的损失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在同病相怜的一个同乡那里，他才明白，他的钱根本就没有进入到股市，所谓的打折股票根本就不是股票，只不过是在同私人银行打赌某一支股票的“涨跌”。

和银行签署KODA协议，就意味着张明被迫对一支股票“买涨”。如果这支股票涨了3％。那么银行会输给他钱。但是如果跌了，就要不断地补，当钱不够了，银行就借给钱继续补。直到银行认为投资者没有能力再补了，它就斩仓了。

在这场与展旗银行的对赌中，银行的风险只有第一次购买股票时34600元的28％，即使不考虑银行通过大笔资金操纵股价的涨跌，张明的风险就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每天损失34600元。如果王女士能这样向他介绍这种金融衍生产品，张明怎么也不会考虑购买的。

损失索要无门，抱怨还有什么用呢?接受它、放下它，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近700万元只买来一个教训，谁说境外投资市场更透明、更规范?其实那里更是陷阱重重。

现在，每逢听到朋友准备到境外银行投资，或是咨询理财顾问，张明都会重复地唠叨：

“打折股票不是股票，迷你债券不是债券，千万别再上当了!”

“私人银行不是银行，理财顾问不帮客户理财，只帮银行理财!”

“外资私人银行是唯利是图的公司，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道德、责任都没有!”

接下来，张明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任凭苦水倒流到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