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来，随着一批又一批避难移民向南方转移，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下游。到南宋时候，南方的杭州和苏州已经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而到清代，苏州的经济更占到了全国的1／3。

正如古人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富庶繁华的江南市镇里，不论殷实人家还是平常百姓，都有实力教授弟子读书知礼、考取功名。从末室南渡至清亡的九百多年里，琅琅的读书声慢慢成为江浙地区传统的风景，这风景也与人才的“产量”互相印证着。

这时候的状元几乎“一边倒”地出自南方。据统计，在明清两代产生的202名状元中，江苏(63名)、浙江(39名)、江西(21名)、福建(13名)、安徽(13名)和上海(7名)这六大地区（共156名)就占了3／4，南方地区作为“状元主产地”的现象令人非常震惊。

在全部202人中，苏州出身的就有35名，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南北之争甚至演变成了全国其他地方与苏州的人才竞争。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状元集中出自某几处乡里，其中更有很多父子、兄弟、家族连续得中的佳话，也难怪朱元璋会怀疑他们是在拉帮结党。

今天我们翻阅史料就会发现，朱元璋的怀疑也许是多虑了。状元有乡党，自有其乡党出状元的原因。就好像同样的播种耕耘，总是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结出最丰硕的果实一个道理，除了经济富足、社会安定以外，南方浓郁的向学之风也是产生状元的重要原因。

就以苏州为例。

据《苏州状元》的作者李嘉球研究，苏州能够得到状元之乡的美誉，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由于社会比较安定，为本地封建士大夫阶层创造了一个能安心学习的良好环境；也正因为安定，四方士大夫、名流墨客纷纷寓居苏州，这些人中不乏满腹经纶之士，他们带来了先进文化，这样从总体上提高了苏州人整体的文化素质。

在此基础上，教育的发达直接促成了人才的大量产生。

区域人才的出现是以教育为前提的，而教育的成败同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越发达，教育的投入也就相应增加，人均受教育的几率增大，成才的机会也增多。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地既是人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古代教育发展最好的省份。这些地方的私塾、公学、书院，普遍多于其他省份。

早在唐代宝应年间(762-763)，刺史李牺筠就在苏州建立学庐。而苏州教育的突破性进展，是北宋景祜二年(1035)，名相范仲淹在此创建了苏州府学，随后县学、社学、义塾、私塾遍及苏州。

由于小城镇的发达，苏州的书院数量众多，仅吴县、常熟、太仓、吴江和昆山共有书院56所。苏州还涌现了一批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书院，如著名的紫阳书院，历代掌院(相当于校长)共27位，全部是进士。著名的史学家沈德潜、乾嘉名家钱大昕、近代改良家冯杜芬等都在这里做过掌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教育家为苏州教育做出了特别的贡献。范仲淹办府学时，延请“宋初三先生”之一、著名学者胡瑗(字安定)为首席师，确立了因材施教的“安定教法”，一时英才杂沓，自远而至。这为后来苏州的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再如清代吴县著名文人张鹏(字纪常)“以时文教授”，许多人拜他为师，他本人就曾培养出陈初哲等两名状元，还有会元严福及进士一二十人，名重当时。由于广设县学、书院，受教育的范围扩大，苏州人整体的文化水平自然不断提高。明代徐有贞曾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写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

作为文化的载体，藏书的数量在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程度。书籍是人类传授知识、交流思想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藏书丰富，为读书学习、应试科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文化名人的出现，苏州刻书、藏书之风日盛一日。

早在唐代，苏州已有刻书业。至明代，苏州已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正如胡应麟在《少宝山房笔丛》所言，“吴会、金陵，各擅文献，刻本至多，巨账类书，成荟萃焉”，那时候苏州的刻书水平已经远远走在了全国其他地方的前面。

伴随着刻书业的发展，苏州的藏书也日益兴盛。说到藏书，在没有机械印刷的时代，书籍是非常珍贵的，藏书量也特别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水平。

宋代，吴县朱长文有藏书两万余卷，叶梦得藏书达三万余卷。藏书逐渐成为苏州的一种特有风俗。苏州藏书量之丰富和藏书家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

放眼整个江浙地区，清代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时，全国各地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进4800种，浙江4600种，各超过1/3，两省进书合计则占全国77％，这个比例是多么的惊人。

丰富的藏书，为苏州的读书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明清时期，不只苏州，江浙地区的藏书都很可观。清末有一首名诗将“南北四大藏书楼”串在了一起：“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多少文人学子在吟咏这首诗的时候也寄托了对文化、对知识的无尽向往。诗中的“四楼”是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南瞿)、山东聊城海源阁(北杨)、浙江湖州陆氏丽宋楼和杭州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楼，其中江浙地区就占了3座。南方文盛由此也可见一斑。

史学家顾颉刚在《苏州史志笔记》中赞叹：“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这种技术性，即应试技巧和训练手段，当时“时文选本”出版的繁盛就很能说明问题：为给考生提供八股文范文，有人将历代科考中，成功的文章收集出版，让考生模仿学习。这种类似于今天“考前强化班”的收集、模拟及强化训练，竟逐渐成为那时苏州的一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