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和碰撞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了国际关系当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敏感地意识到了文化在国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从这一独特视角对国际冲突作出新的解释。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就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在《文明的冲突》中他提出了文化冲突的概念。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转化为文化形态的冲突。“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世界“最普遍的、重要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人民之间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的命题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洞见。面对理性不断衰退、欲望越来越疯狂而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越来越束手无策的人类，他告诉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不能仅限于利益的解释，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甚至是思想的解释，而且还应该作出文化的解释，即精神的解释。从利益的解读中，我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冲突和博弈。而从精神的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相互的沟通、理解和包容。在文化冲突到来的时候，对文化的性质和地位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谈到文化冲突，就必然要谈到文化。文化之间何以会发生冲突，这就不能不说与文化的性质有关。而关于什么是文化，学界说法不一。笔者认为，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所谓文化就是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在其特定的地理位置、思想观念、知识积累、历史传统、情感方式、心里结构、生活习俗等基础之上的精神属性，或者说是精神诉求。具有精神内涵的文化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两种基本属性。共同性是指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相同点。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上的共同性。人类才可以在一个地球上长期共同生活下去，才可能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各个国家都团结起来联手应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时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以及极力提倡的建立和谐社会甚至和谐世界的主张，才是正确地并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类精神的深刻理解和高度尊重。文化还有另一个基本属性，这就是它的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在精神上各有自己不同的特质。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第一，文化主体的特定性。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人群相联系，并只能属于该特定人群。第二，文化存在的地域性。特定的文化，总是和特定的地域相联系。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辉煌一时的文化，像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等都属于特定的地域，以至于我们在谈到这些文化的时候都自然冠以地域的名称。第三，文化的历史性。文化是个历史的范畴。文化的内容总是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及传统紧密相连。文化有个生成和积淀的过程。因为过程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就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就很难真正了解它的文化。理解中国文化很难，以至于有的外国人刻意了解中国文化，搞了几年也摸不着头脑。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要了解它谈何容易!文化的历史性告诉我们，文化是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它的历史性就内在地包含了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所以要在文化上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推翻一种文化取而代之。到现在为止，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成功例子。原因很简单，尽管我们可能颠覆现在，但我们无法推翻历史。第四，文化的延续性。一种文化一经产生，它就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要把自己延续下去。这种延续机制有三个基本的支撑点，一是要固守本文化的合理内核，使它不致在传承过程中丧失，以保持它的稳定性；二是要经常的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检点，及时清除其中过时的、落后的、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害的东西，以保持它的时代性；三是能够自觉吸收异类文化当中的好的东西来不断地充实自己，以保持它的开放性。一种文化如果它的延续机制健全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这种文化就能够延续保存下去。相反，如果它的延续机制缺失或者失去效用，这种文化就会逐渐消亡。

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人们的任何选择，都必然包含文化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都被淹没在其他的选择当中而被忽视。而恰恰正是文化选择的正确与否，对事情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的。人不可能离开精神层面去面对和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一个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不仅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需要具备必要的精神条件。当物质条件匮乏，人类连生存都成问题时，人类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物质生产上，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当人类的物质生产达到较高水平，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人类精神生活的问题就必然提到历史发展的议程上来。而这时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载体，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必然要在社会生活中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人类要继续存在发展下去，不能只关注物质生产问题，还必须关注和解决文化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我党对文化问题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党历来重视文化问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就成功地组织和利用文化的力量，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发挥了文化主力军的作用。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对于旧文化的破除和新文化的提倡，使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我党对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更加重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两个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的贯彻，特别是在三个代表理论中，明确提出的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张，充分表明了我党已经把文化问题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并作为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加以考虑。由此可见，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精神前提和独立要素，不仅已经进入到学者的视野，而且已经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家的实践。

综上所述，对文化问题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文化冲突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一方面是文化的差异性使文化的冲突成为可能。因此，要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必须首先正视文化差异问题。另一方面，文化的共同性使文化的沟通和相互理解成为可能，为文化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依据。人类共同的生活处境、共同的利益和福祉，特别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共同的精神文化追求，是人类化解文化冲突的内在动力。人类理性的伟大，不仅在于发现了文化冲突，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化解文化冲突．把整个人类生活提升到更加幸福和美好的境界。而文化属性的本身，就为我们达成这一目标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其次，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不仅要重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而且要加强党的文化建设。加强党的文化建设，就是要重视和加强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精神文化修养。要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善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现代精神文明的成果。还要在此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三个代表”所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要求，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再次，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指导方针和工作思路。党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任务艰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的思想活跃和多元。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握全局引领发展，就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经济科技领导能力，而且还需}要具有高度的文化智慧。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