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亦均

中国服饰文化历史悠久。服饰设计的演变，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具有不可逆的传承性。传统的服饰设计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技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对现代设计产生连带的巨大影响。它无处不在的广博性，或移花接木或一脉相承的传承性，潜移默化的影响性，对于现代设计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盘古开天辟地，人类一步步走出混沌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发展时期，衣食住行，就成了人类生存的头等大事。自从人类给衣食住行打上文化的印记之后，它们就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与艺术的创造和享受。衣，由遮体保暖的功效演变而成为服饰文化，论证了传统文化对于设计演变历史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服饰设计一直徜徉在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之间，并有着密切的交融，以至于人们很难辨别它们中间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哪些是古典的，哪些是时尚的。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直到近现代，都以极其鲜明的特色为世界瞩目。许多古籍和传说都提到，我们的先民，早在黄帝时代就创造了衣裳。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的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表明，当时的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利用兽皮一类的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也由此发端。

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服装形式发生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服饰不但有了等级的区分，也有了艺术上的要求。《尚书-虞夏书·益稷》上就记载有舜与禹关于服饰的对话，舜对大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的话，后来被确定为十二章纹，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沿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一个有关服饰的规则，就影响了中国五千年的服饰设计，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无法抗拒的巨大影响。

到了西周时代，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夏商时期建立的冠服制度，这时已经基本完善。春秋战国时期，服章形制又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这时，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佩金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男女的帽冠，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如覆杯上耸。鞋履，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异常美观。这也是我们现代服饰设计经常采用的手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社会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曲裾深衣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而为一，却又保持了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发命令，推行胡服骑射。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当时多彩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密切相关。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更加丰富，深衣也得到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汉武帝时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中华服饰文化也随之传往世界。

自秦而汉，深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东汉时期，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不论单、棉，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1日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二十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各民族服饰广泛交融。魏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游牧民族短衣打扮的挎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南北朝时，襦裙套装流行一时，这种装饰始于汉代，东晋时延续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延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社会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刺绣、印染花纹等，更是锦上添花。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的主要特点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皇帝、百官的官服用颜色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女装富有时装性，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少数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从宫廷流传的“半臂”服，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服历久不衰。当时还流行长巾子，披搭肩上，绕于手臂之间，名日披帛。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胡服新装也十分流行。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融。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改穿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

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辽代用丝绸官服上的山、水、鸟、兽等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祐元年(1314年)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宫服式样沿用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补子用鸟，武官补子用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上层妇女中已开始穿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品种十分丰富。

清王朝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但民间的瓜皮帽依为明式，清代官服的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

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艺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族和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晚清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流传至今的旗袍，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后来也为汉族贵妇仿用。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诞生了中华民国的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简便服装——“中山装”。在民间，服饰依然是对于传统的袄、裤、裙等进行改良、简化发展。

在当代，服饰的形式异彩纷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中国传统的形式中融入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都有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影子，现代服饰设计无不从中国传统中获得设计创作的灵感。在妇女连衣裙等服饰上都可以看到古代衣裙像襦裙、旗袍等的影子，如活跃在T型台上的“长袖飘飘、裙裾生风”的汉服样式和唐装。装饰配件、挂饰更是沿用较多传统样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对于服饰设计的巨大影响。

中国服饰文化的演变历史源远流长，许多设计方法在今天也常常被服装设计师反复使用。虽然因为时代的变迁、材料的更新、工艺的进步，使设计手法有很多变化，但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传承关系，不仅在中国的服饰文化中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很常见。譬如一向以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欧洲服饰文化，在现代时装设计上，就常常受到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拜占庭艺术风格、哥特艺术风格、巴洛克艺术风格、洛可可艺术风格、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前拉斐尔派艺术风格等的影响。这些相互影响的艺术风格，虽然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数千年间积淀的文化，但时至今日，仍然被现代服装设计师交替使用着，而且也常常被人们视为最摩登(Modem)、最时尚(Fashion)的流行服饰。仅从这一点，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处不在的、潜移默化的。

现在各个服装博览会、时装展览上，千姿百态、万紫千红的服装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道靓丽风景，各个民族服饰吸引着人们，就足以说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无穷魅力，就足以说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难以割舍。同时也说明，21世纪，被人们称为文化趋同、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新世纪，传统文化与艺术，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是人类在创造新文明时，不可或缺的智慧源泉。

我们的先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也必将对人类未来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之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设计，如鱼得水，须臾不可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