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云秀

中华民族向来对马厚爱有加。直到现代，一提起马，人们就会想到徐悲鸿大师笔下那神采奕奕、奔驰如飞的骏马，也会联想到其内蕴的高雅精神风貌。马之所以在人们心中留下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象，与中华民族的尚马精神以及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的马意象有很大关系。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借助马的形象来抒情言志，将自己的丰富感情、多彩精神投射在马的身上，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绚丽多姿的马意象之图。

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其内涵依据时间的推移不断衍化整合以至于更加丰富。关于马意象的演变，可以大致划出一个历史轨迹：周秦以来，已以良马白驹之快捷喻光阴之迅速，如《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春秋战国时代，马不仅是神圣、吉祥之物，而且是阳刚力量的体现。作为人才价值象征的骐骥意象开始出现，成为有志之土用以自喻的典型意象，而且逐渐发展为不遇悲嗟之音的载体。秦汉以来，马作为力的张扬，不仅是威严、武力的象征，国力的表现，功绩的化身，而且成为自强不息、勇敢拼搏、坚忍有为等精神品格的代名词。与此同时，马意象还与羁旅行役、乡思离愁纠缠在一起。汉魏之际，由于英雄崇拜思潮的兴起，“宝马英雄”模式突起。骐骥意象所蕴含的人格意义更加突出，对人才的要求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才学，而是同时兼备武勇。“骐骥——士不遇”、“宝马英雄”两大模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被沿用下来，并逐渐合流。唐宋时期，马意象作为主体意象服务于游冶、游春的主题。同时，骐骥意象被变异置换为瘦马、病马、老马意象，这个意象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英雄失路、志士蹉跎的难言之隐与郁愤的心声。此类意象在元人笔下更加集中密集，而且一直延续至清。“骐骥——士不遇”、“宝马英雄”、“瘦马、病马、老马”这三个模式是一个系列整体，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作为一个“骐骥”意象群，它们统一在才能价值渴望实现的本质上，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南朝诗歌中，马开始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来欣赏，马的外形神骏都得到了细致的描写，其审美价值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它作为思想道德载体和用来烘托氛围之附属品的角色。它已不再是现实生活中具象的实体，而是诗人内心理想的凝练，转而演绎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形象。

一、人才象征的“骐骥意象群”

骏马气度非凡，不仅英勇骠悍，而且有着高贵、高雅的显赫风范，给人一种热烈、高昂、升腾的感染，洋溢着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这些都契合了志士仁人奋发向上、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心声，于是马成为人确证自身的重要对象。马的内涵中增添了必不可少的才能价值这一项含义即骐骥意象。“生产力发展中对良马价值的发现，与社会发展中对人才价值的发现约略同步，这才出现了此原型模式”。

《诗经·小雅·白驹》出现了以马象征人才的意象，可谓骐骥意象的萌芽。楚辞中经常鲜明而突出地使用“骐骥”两个字，骐骥意象正式形成。《离骚》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岑参的《送李副使赋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骐骥思长坂，好鸟择高枝”彰显了骐骥意象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诗词所写骏马本身资质不凡，同时又渴望自身价值得到实现，这象征了才能出众的有志之士希望有所建树、为国效命的理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深受儒家进取参与精神的影响，在塑造马形象之时，不可避免地融注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取向。如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再如郝经《大宛二马》：“渥水虎文连朔气，大宛龙种绝氛埃。将军正欲成勋业，看汝骁腾展骥才。”

骐骥意象自产生之后不仅成为实现人生价值之雄心壮志和建功立业之热血豪情的载体，而且成为士人不遇悲嗟之音的载体。《诗经·小雅·节南山》一诗“潜隐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大悲哀，马意象在深层底蕴上与人有了某种隐微的联系”，是“骐骥——士不遇”模式形成的先声。应玚《憨骥赋》和杜甫《存殁口号(其二)》以及杜挚《赠毋丘俭》将壮士不得志的抑郁不平之气寄托于骐骥意象上。汉魏之际，“宝马英雄”模式突显了骐骥意象，汉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名蒲梢作歌即突出了马的神武和灵威。骐骥意象发展到时代精神相对高昂的唐代，被变异置换为“病马、瘦马、老马”意象，其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不遇之悲。而且，“病马、瘦马、老马”意象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表现英雄失路、志士蹉跎的郁愤。乔知之的《赢骏篇》“从来力尽君须弃，何必寻途我已迷”摹写了诗中之马因老而遭人弃，因赢弱而无人用，这种悲叹语真情若，楚楚动人，透露出有志才士久受压抑的难言之隐。“意象乃是文人的心象，其在作品中的活跃所展示的是文人心绪的流程，反映了咏叹者外在人文环境所导致的现实处境和心情”。正如杜甫《病马》中诗句“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历代文人在诗词中寄托了自己的忧思与深情，将咏马与抒情融治地结合在一起并获得了深深打动读者的效果。

二、深情密意的知己

古代文人不仅视马为知己，而且还在大量的诗词歌赋中展现马的忠诚品格以及人与马的相依相存的关系。《诗经·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骚癸，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该诗将戍边将士与战马的相依相存、互相生威的关系逼真地表现出来。曹植的《种葛篇》中云：“良马知我悲，延颈代我吟。”该诗运用移情手法，把马写成有感情、有灵性的动物，也就是将马人格化，从而将人与马的相知互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李贺《马诗》其十：“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马思故主，临风垂泣，何等感人的一幕，写尽了马与人之间的纤纤情思。这些诗篇刻画了马的忠诚品性，是可以生死相托的值得信赖的朋友。即使我们不去查证资料，随便想想也可以举出许多例子，陪楚霸王冲锋陷阵的乌骓，陪关云长杀敌无数的赤兔，它们忠实、友善、勇敢，不仅是永不背叛的士兵，而且是主人的忠诚伙伴、亲密战友。所有这些马的形象都可以看作患难朋友、生死知己的化身，是值得真心相惜的。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人与马的感情并非是偶然的、随机的，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和稳定性，而且人与马这一特定物种间的普遍、稳定的情感关怀是旷日持久的。历史上，马是将士游子的惟一伴侣，两者亲密无间的关系已不言而喻。马不仅是人们精神上的寄托，而且逐渐发展为羁旅行役、乡思离愁诗篇中的重要意象。这些诗篇借马托物言志，写马实为写人，将戍守边疆之将士、匆忙趱程之游子的孤苦心境及在外思归的悲伤情怀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沈炯《赋得边马有归心》：“穷秋边马肥，向塞甚思归。”魏初《满江红·寄何继先御史》：“走马秦川尘土里，离愁一似年时节。问白头老母倚门心，何时歇。”这几首诗词将游子离家在外思归的渴望及孤寂、抑

郁的情绪通过如画的诗境描摹出来。思乡之情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能引起共鸣，因而是感人至深的。此外，马意象在大量的送别诗中频繁使用，真切地刻画了即将远行之人的离情别绪。“马是一种主要的代步工具，有时它甚至是和人连为一体的。马之远去代表了人之远去，与人之离别同时也是与马之离别。”李白《送友人》一诗宛转蕴藉，情景交融，表现了朋友间依依不舍的伤感离情，诗人怅然若失的表情反映了他自己真切的感受和真实的心情。冯延巳《临江仙·秣陵江上多离别》写友人远去之后，词人思绪万千，心情沉重，痛苦但又无奈，千言万语的叮嘱转而化为点点相思泪。柳永《鹊桥仙》：“届征途，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王恽《满江红》“秣马膏车，又去作，天涯羁客。明见得、水云深处，万花如雪。”这两首词中的主人公都是即将远行离别之人，他们的切身感受也在词中有所显露，“迢迢匹马”写尽了孤苦伶仃的寂寥之感。“天涯羁客”昭示主人公要独自浪迹天涯，惟有心爱的马儿与他相随，去寻找迷茫中的未来，表现了他们离别之时黯淡灰色的悲戚心情。

三、豪迈气势、阳刚力量的符号

据《说文解字》载：“马，怒也，武也。”怒有健壮、神骏之意，武有勇猛、刚健之说。马的外形不仅优美柔顺、高贵典雅，而且体魄强健、奔放有力，是美与力的巧妙结合。我们在赞美马的潇洒飘逸之外，更欣赏它的阳刚之美即力的张扬。曹毗《马射赋》：“奔电无以追其踪，逸羽不能企其足。状若腾虬而登紫霄。目似晨景之骇扶木，体与机会。动蹑惊风。”正因为骏马本身含有这种力量和气势，所以古代文人经常借用马的意象衬托场面的壮观，表现雄伟、豪迈的气势。辛弃疾《沁园春·叠嶂西驰》“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其中的“万马”意象写出了千峰万壑的宏伟气象。马是兵家的主要战斗力，是战争不可或缺的主角。马匹的雄壮代表国家的强盛，因此马成为国防力量和国家力量的象征。《诗经·鲁颂·駧》一诗歌颂鲁僖公养马众多，治国有方，国力强盛。曹操《度关山》“车辙马迹，经纬四极”则是黎庶繁息的标志。而“汉兴天子不能具醇驷”则从反面说明了汉初国力的衰微。正因为马本身具有显威示强的暗示功能，所以马又成了权势、尊贵和地位的标签。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国制赋之法莫不以马为本，所以乘马之法在古今最为精密”。汉乐府《鸡鸣》“黄金络马头，颍颍何煌煌”即写一个得势的荡子乘时得势，炙手可热的情景。“马之为物，身形美观，行止有度，健马昂首，竖耳、顿蹄、嘶鸣、鬃尾高扬，皆引人视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派头”。古代文人因此经常借用马的意象显示骑马人之高贵身份。汉乐府《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聪明机智的罗敷借助马来夸耀虚拟的丈夫，真是高贵显赫，气派十足。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中对马的描绘因特定的时空而有特定的含义，但历代文人从未放弃过对马意象的开拓，总是不断地赋予它新的生命和意义。文学意象借助物来展现世人的心灵，马意象也具有如此的功效。通过丰富的马意象，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文人志士的真实心声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现状。马意象是常用文学意象之一，在古典诗词歌赋中频频亮相，对中国文化乃至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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