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年

英帝国时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铁腕的帝国主义者，既是维护和扩张这个“日不落帝国”海外疆土的“疆界”理论家，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列强之间纷争不已，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英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面对内外局势的变动，如何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维护并扩张在海外殖民地的“疆土”，成为英国不少官员、学者关注的问题。寇松(1859～1925)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帝国时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铁腕的帝国主义者，既是维护和扩张这个“日不落帝国”海外疆土的“疆界”理论家，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少年得志的“帝国”疆土捍卫者

寇松出身于英国的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早年曾经就读于英格兰最有名望的贵族公学——伊顿学院，这所学院以培养政治家而享有盛名。接着，他又进入牛津大学，并成为学校中的佼佼者，一度担任学生联合会主席。1885年，他大学毕业后就投奔了保守党，成为党魁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秘书。1886年，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在他的举荐下，寇松的仕途之路最初就颇为顺利：1886年当选为议员，1891年～1892年出任印度事务部次官。在仕途得意的同时，他的第一次婚姻也令人羡慕：1895年，他迎娶了美国芝加哥一位百万富翁的女儿玛丽。“洞房花烛”之后，他再度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

寇松在学生时代就对英帝国的东方事务有着浓厚兴趣，入仕之初的“权势+财富”生活让他增添了少年得志的骄傲，增加了驰骋政坛、指点全球的雄心，东方也成了他展示才能的重要空间。1888年后，他曾以议员身份周游世界，先后到过俄国、伊朗、阿富汗、中国、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甚至到了英、俄争夺的中亚和帕米尔地区。根据游历、考察的体会，他陆续出版了《中亚细亚的俄国》、《波斯与波斯问题》和《远东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沙俄是英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其次是德国，再次是法国，尤其是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英属印度构成严重威胁。他认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的“融合”，意味着西方列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兼并、分割，远东还有少数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政治边界”尚未确定，一旦它们的“政治归属、政治边界确定下来，商业的开发就将启动”。他指出，要想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界”和霸权，英国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并依托印度“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控制“海上通路”，巩固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他一再强调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正是帝国对印度的征服把我们推向了必然前进的潮流，这种潮流使我们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使英国的疆土与暹罗(今泰国)的北部边疆相接。他还建议英国外交部的印度事务部搜集有关缅甸、暹罗、中国边界的资料，为外交决策服务。

英俄“大角逐”中的强硬政策

1898年，寇松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他那些维护殖民帝国的海外疆土“理论”开始付诸实施。他把印度视为英国同列强争夺中亚、远东的基地，以便宰割、兼并远东那些在他看来“政治边界”尚未确定的国家，因此他在英属印度实施高压政策，又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强化统治，设置了西北边境省，把孟加拉强行分为两个省。为了同俄国在中亚展开“大角逐”，1903年他派荣赫鹏率军侵入中国西藏，1904年攻占拉萨，又逼签《拉萨条约》，1905年又胁迫九世班禅到印度，企图把西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进而取得在中亚争夺中对沙俄的优势。但是，他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与南亚人民的反抗，也引起了俄国对英国的怀疑，打乱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这时，英国为了对抗德国，正迫切需要与沙俄协调立场，所以当寇松为侵略中国西藏的“胜利成果”而欢呼时，英国政府则对他的行动颇为不满。同时，自由党内阁又取代了保守党内阁，加快了与俄国和解的步伐，寇松1905年不得不在内外双重压力下辞职。

1906年，他的妻子玛丽去世，“权势+财富”的生活随之结束。或许，这是上帝对这位少年得志的强硬派人物的再次“警示”，但他并未心灰意冷，依然为保卫英帝国的海外疆土而忙碌。1907年，寇松出任牛津大学校长，并出版了新书《边疆线》。在这本新作中，他仍然关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国边疆，主张实施强有力的“前进政策”，维护英属印度疆域的持久安全。在他看来，边疆线被视为一个帝国的成功和这个民族维护帝国意志的关键，“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边境线，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

大棋局下的“画线防火”战略

1914年，寇松参加了战时内阁，1915年任掌玺大臣，1916年任保守党议会领袖和上院议长，1919年～i924年任外交大臣，1921年被封为侯爵。作为外交大臣，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大棋局，如何防范俄国的革命之火向全球蔓延，如何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土，是寇松关心的头等大事，为此他在苏俄的东西两侧实施了“画线防火”战略：

在远东地区，他力图把中国西藏变成“缓冲区”。对于中国西藏的事务，寇松自1905年离开印度后就未能直接介入，1919年担任外交大臣后他又重新找到了机会。本来，一战结束后英国就腾出手来重新干涉西藏事务，英国要求中国以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为基础，重开“中、英、藏三方会议”，以便把西藏变成苏俄与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区”、“防火墙”。寇松出任外交大臣后，英方更加积极地与中国交涉。对于英国的用意和寇松的“热心”，1921年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曾分析说，寇松对“亚洲问题素多谋划，前在印度总督任内对于藏事经营有年”，任内曾派荣赫鹏侵略西藏、逼签不平等条约；苏俄在亚洲的影响不断增加，英国有“嫉俄、惧俄之心”，尤其害怕印度发生反英独立运动，所以急于把西藏作为“缓冲区”，巩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是，寇松这次彻底失望了：面对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北京国民政府不敢违背民意，1919年还故意通电全国揭露i914年以来英国的无理要求，一时间全国各界纷纷抗议英国干预中国内政，而后以人民反对为由拒绝重开“三方会议”，1924年后又明确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

在东欧地区，划分苏俄与波兰边界的“寇松线”成了他的得意作品。为了在苏俄西侧建立“防火墙”，1919年12月他提出一条划分苏波边界的临时边界线，主张把应属于波兰的一切地区都划归波兰，这就是著名的“寇松线”。1920年波、苏两国签约，还把“寇松线”以东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并入波兰。于是，苏俄西侧形成了一道“防火线”，寇松暂时达到了强化波兰地位、防止苏俄影响进一步扩大的目标。但是，这条线使波兰同苏俄、立陶宛发生了冲突，为日后波兰外交上的孤立埋下隐患，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二战后，“日不落帝国”的海外疆土也纷纷独立，寇松精心维护的殖民帝国迷梦随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