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清　薄　旭

第99号报告

2001，又一个新世纪的初始之年。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一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放缓，股市低迷，油价上涨，美联储不断减息，美国、欧洲、日本同时出现经济滑坡，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一减再减，而9.11事件更使人们惶恐不安。那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高盛集团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带领他的团队鼓捣出了高盛的第66号全球经济报告，题目叫做《世界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报告首次把巴西(Brazn)、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的首字母组合成了“BRIC”，刚好与英文单词brick(砖块)谐音。这个提法虽然新鲜，但这种报告高盛每个月都会出一两期，所以它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2003年10月，高盛发表了编号为99的报告书，也就是著名的《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这篇报告引起了多方回应，美国《商业周刊》还以此做了一期封面话题。至此，“BRIC”这个概念才窜红起来，吉姆·奥尼尔也被称为“金砖之父”。

吉姆·奥尼尔曾担任过瑞士银行公司的全球研究部负责人，是顶级的外汇方面的经济学家。1995年奥尼尔加入高盛，并在2001年成为其研究全球经济的负责人。这一年9.11事件的发生，让奥尼尔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就在大家都指望着美国经济复苏的时候，他却关注起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在2003年的第99号报告中，奥尼尔和他的团队预测，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2040年“金砖四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日、德、英、法、意六国集团，到2050年，新六大经济体的面孔就将变成中、美、印、日、巴、俄。报告中说：“今后的50年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即‘金砖四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

这是一个超前的预测，因为在2003年，“金砖四国”还远未达到今天这样引人瞩目的程度。因此，99号报告作为高盛的一家之言，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非议。但此后，四国却仿佛被高盛的预言附体，崛起的脚步越迈越大。G7财长会议2005年首次邀请“金砖四国”代表列席，日本的跨国企业陆续着手重新部署全球策略，韩国总统卢武铉甚至率上百名重量级政界商界人士展开“金砖四国外交”……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时反观新兴经济体国家，如果按购买力计算，“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0％，至此，“金砖四国”的含金量终于不容置疑。

从“七十七”到“四”

“金砖四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77国集团”。

二战后很长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集团力量，主要是政治领域的“不结盟运动”和经济领域的“77国集团”。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虽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并没有真正独立。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害，77个发展中国家决定联合起来，要求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并组成一个集团参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谈判，因而被称为“77国集团”，虽然后来其成员国逐渐增加(现在“77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已经有134个)，但集团名称仍保持不变。

“77国集团”没有总部，没有常设机构，也没有章程和预算，但在冷战的时代，这些主要来自南半球的国家拥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往往能以同一个声音讲话，在维护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经济利益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77国集团”率先倡议，在国际贸易中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非互惠的普惠待遇”原则，将“普惠待遇”与国际法中的传统概念“互惠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区别开来。虽然中国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在30年后当中国加入WTO之后，这条“普惠待遇”原则每年就能为中国节省数以亿计的减免关税优惠。

“77国集团”作为一个交流和磋商的平台，涵盖的范围太大，对多边决策缺乏执行力。进入8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把对外贸易放到优先位置，但由于出口市场是北半球发达国家，于是发展中国家彼此间渐渐成了竞争对手。90年代的苏东剧变，21世纪的全球化，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不同类型国家所关注的当然不尽相同，“77国集团”的作用和影响力逐步降低。

然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走向边缘，相反，与40年前相比，发展中国家正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金砖四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闪亮登场。既然，“77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自己经济权益的斗争中自发形成的国际组织，那么“金砖四国”之间天然就存在可以沟通“感情”的“共同语言”。与“77国集团”相比，组成“金砖四国”的中、印、俄、巴都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他们不仅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并且认为自己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义不容辞。

一般而言，因地缘、民族、特别是文化的同质或亲近性而自然结成的共同体，更容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更容易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而以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为基础划分组合的共同体就显得脆弱得多。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新兴力量进一步加速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此消彼长和重新组合，从“77国集团”到“金砖四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和价值提升的客观表现，同时又都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而存在的。

金砖四国堪比G7吗?

当前的金融危机，唤起了很多人对上世纪70年代的记忆。

70年代前期一系列危机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后，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日、意、加决定举行首脑会议，为重振西方经济寻找良方对策。后来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每年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从1977年起，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

多年的运行使得G7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对话机制，而是西方主要发达工业国的首脑会议。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一方面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制定着游戏规则。可以说，G7在近20年的时间里掌握着全球经济的话语权，左右着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走向。

80年代中期，G7内部开始出现利益冲突，著名的“广场协议”就是典型例证，当时美国对日本的高速发展极度不安，于是叫来日本、西德、法国、英国的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做出了美元对主要货币下调的决定。此后在五国联合干预下外汇市场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虽然最后结果证明，这对拉振美国经济没有任何帮助，却直接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十余年的低迷。

然而直到90年代后期，G7的影响

力才渐渐减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G7对东南亚国家伸出了援手，却无法解决危机，这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了要靠G7之外，还需要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参与。1999年底，G20正式走上世界经济舞台，并在十年后的今天出尽风头。

相比G7，“金砖四国”就未免稚嫩了些。

事实上，就连创造出“BRICs”这个概念的吉姆·奥尼尔，都没有想到一份报告和一个名词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当他在99号报告书上签字的时候，只是觉得这四国可能给投资人带来新的投资机会而已。至于在中国广为人知的“金砖”称谓，奥尼尔更是一无所知，因为英文中的“BRICs”只是“砖块”的意思，“砖块”与“金砖”的价值相差何止万倍。

那么，英文中普通的“砖块”，到了中文里，怎么被翻译成“金砖”了呢?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在翻译方面从来就有美化的“习惯”，因为涉及自己，就不妨贴贴金，于是把普通的砖块翻译成“金砖”也并不奇怪。台湾《商业周刊》是中国范围内最早的以“金砖四国”为标题做封面话题的杂志，“金砖”的说法当时在岛内还引发过一点争议。还有一种说法是，韩国的卢武铉总统在展开“金砖四国外交”的时候，由韩国媒体率先做出了这个翻译。

“金砖”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与G7分庭抗礼。四个发展中大国，聚齐了地球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其国情制度、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有目共睹，更何况，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比不比得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必要比”的问题。在～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垒球性问题，无论是“金砖四国”还是G7，抑或G20，谁都无法独善其身，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可否认，“金砖四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虽然他们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体系、争取话语权，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他们没有颠覆国际秩序的必要。

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独立登台

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正式参加G7政治问题讨论，形成了“7+1”机制，1997年，延续了23年G7演化为G8，俄罗斯虽然成为这个著名“富国俱乐部”的一员，但在经济问题上依然保持原来的七国体制。俄罗斯现在是惟一身兼08与“金砖四国”成员的国家。

随着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G8占垒球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2003年6月，G8的东道主法国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这五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形成了“8+X”格局，“金砖四国”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了G8峰会。

“8+X”成为西方主要工业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机制，但在对话进程中，往往是G8先协商好，再让其他受邀国参加对话，在形式上带有一种矮化的意味。另外，受邀的发展中国家也并不完全“独立”，比如墨西哥，它虽然是拉美经济大国。但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很深，美国资本占墨吸收外资总额的65％以上，对美出口占墨出口总额的80％以上。既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依然十分重视参与对话进程，一方面可以阐明本国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另一方面可以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比如我国，近年来西方大国多次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向我国发难，我国就曾通过“8+5”与他们正面交锋，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其实在“8+X”机制形成之前，G8就有过一次革新，这就是G20。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G20就已经应运而生。但是直到今年，G20才大放异彩。无论是“8+X”还是G20，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前，都只是西方传统工业大国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表现的重视。

G8作为少数国家的俱乐部，在这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无力挽回大局，而欣欣向荣的新兴经济体则拥有庞大的外汇和内需消费市场，成为被寄予厚望的世界经济“救世主”。在“8+X”对话会议的平台上，“金砖四国”不断加强对共同利害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金砖四国”首次峰会的召开。由于主要出口市场正处于困顿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首次聚首讨论怎样应付这一波金融海啸，筹划如何能以自己的方式持续增长。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这次并不在舞台上面，而是这一出新戏的观众。正因如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首次“单独”登台倍受关注。

各国反应看“金砖”

作为“金砖四国”的中、俄、印、巴四国，对未来显得信心十足，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强国对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

作为东道主的俄罗斯，对“金砖四国”的实力和影响信心十足，称四国现在有能力在国际金融竞技场上扩大影响，甚至有媒体把峰会举办城市叶卡捷琳堡称为“世界政治的震中”。巴西认为会晤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甚至有媒体高调地把峰会称为“埋葬G8”的发端。

反观西方媒体，一方面一些国家政要和媒体积极评价这次会晤，不吝溢美之辞：认为“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将对世界经济早日恢复活力带来积极影响，把“金砖四国”看成是未来评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晴雨表”、全球经济复苏“新引擎”、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火车头”。但另一方面，又普遍认为某些对“金砖四国”的期望太高，美元作为世界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可能受到威胁，英国媒体甚至将其讥为“清谈俱乐部”。话虽如此，但西方媒体又担心金融海啸过后，世界经济可能重新洗牌，他们将“金砖四国”当成一股抗衡力量，充满了警惕，美国媒体就曾忧心峰会会终结美元的霸权。此外，西方媒体还过于夸大“金砖四国”内部的分歧，认为“金砖四国”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也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但其中亦不乏客观理智的声音，如有美国评论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典型代表，“金砖四国”已经意识到联合发声、协调行动的必要性，而西方传统大国也应当直面这种趋势，真诚地将其纳入国际体系的改革与世界秩序的重整中来。

创建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对话机制意义深远：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和影响力，促进国际经济体制更加公平合理，而且对话机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这个对话机制也就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可以预见，“金砖四国”，不仅将在经济上、金融上，也会在政治上、安全上，对全球事务产生更大影响力，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