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大哥走了。永别之痛,万箭插心,哀伤之情,难以言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工作,都还没发表过什么作品。1951年奉派参加“中央土改团”,分赴安徽和湖南参加土改。我们在外地期间,“北京人艺”进行改组,创作组取消了。我先回京,被调到了北京文联。过了些天,我上王府井大街,意外地见斤澜迎面走来。我问他何时回来的,现在要去哪里?他说刚回来三天,人艺要他自己寻找工作单位。他想请延边朋友帮忙在那里找个工作。我说:“你这温州人到朝鲜族自治州搞写作,未必合适吧?我给你去游说一下看,要能叫你来北京文联,就不必去延边了。”他无可无不可地说:“试试吧。”

我找到文联领导、老诗人王亚平,吹呼了一通林斤澜的人品和才能,提议把林调到文联来。他叫我写了份建议书,然后在上边批了“此人可用”四个字,决定了斤澜此后的人生旅程。

我二人以兄弟之交,结伴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不仅在写作上给我启发,在生活上也给我帮助。

我母亲在世时对斤澜则充满感激。我定成右派后被发配到外地改造,一些熟人为划清界限不再与我来往。斤澜当时上有老下有小,他母亲有严重的老年症,女儿是能闹哄的孩子,妻谷叶天天上班。许多事都由他顶着。可每逢年节他必带着礼品来看望我母亲,劝解老人对我的担心,感动得老人热泪盈眶。老人去世前不久,还跟我说:“你再忙也要去看看斤澜,忘了谁也不能忘了这个好人呀……”

人是好人,可他很长一段境遇却用不上这个“好”字!

他是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参加过“2·28”斗争。后被叛徒出卖,被关进国民党军事监狱,性命难保。幸而叛徒的父亲还有良心,觉得儿子害出人命太损阴丧德,极力补救,花钱买通台官员,保他出狱改为“狱外监管”,台官员本打算收完钱过几天再把他抓进去的,不知斤澜弟弟是海船上的大副,出狱后由弟弟把他和未婚妻谷叶藏进锅炉舱中连夜逃到上海。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成了他的“重大历史问题”,他的交待虽清楚,但在大陆找不到证明人。不仅未能恢复党籍,而且政治上被定为怀疑、观察的对象。那时我很为他此事着急。他却笑哈哈地说:“不急,台湾总会解放,台湾一解放就解决了。”

没等来台湾解放,却等来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北京文联的一位“头人”心中预定了右派分子名单,他的名字排在我前边。“引蛇出洞”时一再动员他“解除顾虑,大鸣大放”。但他谨言慎行,自己不说话,别人说什么他也概不表态;二是刚出生的女儿帮了忙。在鸣放最激烈的那场会上,忽然医院来电话说:给他女儿布谷开的药拿错了,情况紧急,叫他赶快带着药抱孩子来诊断!这次会他侥幸缺了席,结果凡在这次会上发言的人,后来大部分划入了另册,包括我和汪曾祺。在批判我时,领导人提醒他“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跟邓友梅划不划清界限,对你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如此,在批斗我时他仍然一语未发。

没抓到把柄,无法戴帽子,没戴帽也得算“漏网右派”!北京文联领导带头写文章批判他的作品;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审查这个漏网之鱼。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险恶处境就更不必说了。他心绞痛反复发作中还叫他下乡劳动。幸好碰上主治大夫李蕙薪也是作家,顶住风头,严格按医学规范证明他必须停止劳动,单位才把他从乡下召回。同时调出机关,“下放”到一个电影院去为观众领座。好在电影院的职工很友善,知道他病情后,交了病假条就不用上班了。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这漫长困苦的人生道路,林斤澜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追求从未动摇。他以冷静、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多么无理的刁难,意外的苦恼他都能哈哈一笑了之。他这不露锋芒,轻松而坚定的作风,对我起了劝导、示范、化解和鼓励作用。在我最悲观、消沉的时刻,只要和他喝喝酒聊聊天,听他哈哈一笑,立即轻松起来,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我也曾经怀疑他那哈哈的笑声是否盲目乐观,过于自信的体现?

结果,历史证明了他的乐观自信是有科学根据的。虽然他没等到两岸统一,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根据他多年的实际表现,为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接收他重新入党。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复兴,他以前的作品像出土文物般引起全国重视,而一篇篇新作潮涌般喷发不止,掀起一次次斤澜热。被选为北京文联副主席,又当上了《北京文学》的主编。处境与从前虽有天地之差,他的为人却一成不变,不钻名利之网,只以雕文为乐,只求做闹市中散淡的人。

他在公开场合常常以笑代言,但好友之间交流则有话直说。“文革”结束后有一阵汪曾祺心情低落,放弃写作,他又劝汪写小说,我们要等他一起出选集;我倒霉时他劝我坚定信心,乐观等待;我复出后当选中国作协理事,调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在北京文联欢送会上,庆贺声中唯有他直率地说:“调他去当书记,对友梅和工作来说,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像这样真诚的朋友一生能有几个?

对他的文学成就作评论,我没这个水平,谈点个人交往中的小零碎作为纪念。放心走吧,斤澜兄。

(选自《人民日报》2009年5月12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