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道新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和姐姐，去看他负责研制的计算机一家父创建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并且在那里一直供职到去世。那是一台有好几间屋子那么大的庞大机器，因为它很怕灰尘，所以进去的时候，还要换上拖鞋。输入一连串复杂的指令之后，计算机居然算出了sin15的值。这让上高中的姐姐高兴不已。

父亲指着计算机对我们说：“它将改变世界。”父亲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经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共事。所以“计算即世界”的思想，渗透于他的一切。

但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改变中国的是革命。革命让我中断了学业，去了工厂，最后让我成了名作家一一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我做了专业作家之后，有责任也有义务给文学青年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知识。每逢此时，我总会灌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类的理论，而且还经常乐此不疲地讲解相关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的广泛应用。既然我当时成为了一名作家，写字就是第一工作。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写第一部长篇的时候，抄稿子成了一项标准的苦差：二十几万字的小说，不说写，就是抄，也要二十天。

当时我就想起了计算机。我曾经见到在科技界工作的哥哥，用一台计算机写作，羡慕不已。但一问价格，就知道不是我辈能够问津的。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四通出了打字机。我立刻买了一台。这种机器当时的价格是一万三千元。而我彼时的工资，不过几十元。有了这台机器，我高兴不已，到处向人推荐。记得我还跟路遥说过：我见到他《平凡的世界》的手稿，摞起来几乎和他一样高。都是同行，自然知道其中甘苦。

渐渐地，我对这台打字机不满意起来：它太慢，而且不能够搜索。于是有了一台PC机。再以后，就是康柏386。然后是IBM。——用我太太的话说：“你鱼没有钓着，饭量却见长。”说也是，机器越来越高级，创作量却不见长。看来工具毕竟是工具，总要被大脑输出速度所限制。

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在清华大学见到了因特网的一个出口，并且用它和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联系了一下。据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一共只有两三个出口。朋友给我讲阿帕网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发展成因特网的。并且说了跟父亲差不多的话：“它将改变吐界!”

他的话，我并不十分相信：改变中国，不是一件容易事。以毛主席之伟大，自己评价自己，也不过说：“我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但改革开放，焕发了极大的生产力。没几年，互联网就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以至于成了一种时尚。

哥哥见到我不断地更新电脑时，曾经说：“你要这么好的机器干什么用?”——科学工作者，有一种固有的傲慢，总认为他的领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保卫神圣，他们创造了一套术语，使得外人无法介入。《圣经》之所以用拉丁文来写，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此时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我喜欢。喜欢就是硬道理。”

但加入互联网之后，我的机器总算发生了作用；有一台好机器，就像开着一辆法拉利奔驰在公路上——这个比喻，并不十分恰当。网络对我来说，不过是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它像动荡的海、无垠的宇宙。渐渐地，我感觉到带宽的限制。于是，在我的住宅区里，我第一个装上了宽带。带宽就是力量。

到了现在，我才明白盖茨所说：“计算机是什么?不过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小零件而已。”确实，如果没有互联网，再好的计算机，也不过是一台类似于四通打字机一样的东西。人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像四通公司一样，很快就从计算机领域中被淘汰，这是当前信息时代永恒不变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