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四通公司了，可是改革开放之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四通都是那個时代中国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李玉琢，曾担任四通和华为公司的副总裁，他亲历了四通的落幕，以及华为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新旗帜的崛起。

香港上市

1989年，北京市派出25人的工作组，在胡昭广（后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率领下进驻四通。四通成立了新的党委，我（本文作者李玉琢）被指定为5名党委成员之一。

彼时，四通已经危机重重。公司的二元权力结构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段永基作为总裁，主政公司一切业务，唯独不管沈国钧的事;沈国钧作为董事长，名义上有权监督总裁的工作，还办自己的公司、办银行贷款、为人担保等，这为公司后来的混乱埋下了隐患。

1993年，四通股票在香港挂牌上市，发行总股本6亿股，筹集了大约6亿～7亿港币。当时，我们很少有人研究招股书细节。厚厚的招股书拿在手里，粗粗一翻，只记得作为董事长的沈国钧、作为总裁的段永基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挂职的高级干部年薪都在一两百万以上，让我们大吃一惊。那时像我这样的四通副总裁，每月工资不足万元，与他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2000名职工分到了1500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2.05%。记得我本人当时得到6万股，1994年，当股价升到2.2元时，我卖了4万股，得了8万块钱。有人责备我，作为副总裁卖掉股票是对四通没有信心的表现，并告诉我股票还会大涨。我心想，以公司领导人现在的表现，公司不大可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