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一、鼠疫的隐喻

历史上,人类有很多次被流行疫病席卷的时刻,黑死病、霍乱、鼠疫、麻疹、天花、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腮腺炎、白喉等等,曾经造成了成百上千万人的死亡。从古埃及、古罗马到英格兰,从巴勒斯坦到印度,从法国、德国到中国宋元时期的内陆省份,都曾经爆发过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疫病。有的疫病可能是导致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灭亡的直接原因。如今,疫病并没有从人类的生活中退场,登革热、爱滋病、霍乱、疟疾、血吸虫病、埃博拉病毒,以及在现代社会诞生的疯牛病、禽流感,都不断地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并导致人员死亡。可能疫病是悬在人类头顶的永恒的达摩克里斯剑,总是会在人类出其不意的时候掉落下来,瞬间就斩去无数人的头颅。

我还记得,在2003年中国突然爆发的“非典型性肺炎”时期的可怕情景:机场、公交车站、商场、学校、地铁、街道,在北京,凡是平时人头攒聚的地方,突然就变得空荡荡的了,人人惶惑不安,惟恐自己被这可怕的“非典”所袭染,很多人躲在屋子里尽量不出去,大家都担心自己的体温会不会突然升高,于是到了焦虑万分的地步。我记得,有一天我乘坐地铁,加上我整个车厢里也只有两个人,另外的一个人和我一样戴着大口罩,彼此的座位远隔十多米,还互相警觉地窥视,惟恐对方就是一个“非典”病人。我就是在“非典”流行的日子里又重读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的。当“非典”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假如要向文学作品求援,寻求某种解答和安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小说,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启示和力量。

《鼠疫》表面上是一部叙述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它又是一部带有寓言和象征意味的小说。早在“二战”中法国处于被德军占领时期的1940年,战争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各个交战国还在激烈地战斗的时候,阿尔贝·加缪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了。一般性的说法都认为,就是在那个时候,由于希特勒政权的兴起和纳粹军队在欧洲的肆虐,使阿尔贝·加缪得到了灵感,使他萌发了要写一部具有寓言性质的作品。但是,阿尔贝·加缪并没有根据纳粹的真实历史来写一部完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是借助人类对疫病的态度,书写了一部含义更加复杂的作品。几乎可以肯定,阿尔贝·加缪一定是由于纳粹势力在欧洲版图上的蔓延,联想到曾经在历史上夺去了很多人生命的大疫病流行的那些可怕的历史年代,来结构了这部小说,从而把这部小说的主题上升到一个带有抽象的寓言性和象征性的高度,描绘了广义上的人在面对所有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的非常时刻,人的处境和可能的选择:坐以待毙、沉默、逃脱、投降、顺从和妥协、抗争和反击。阿尔贝·加缪于1946年完成了这部小说,并且于次年出版了它,结果,刚刚经历了德国纳粹的肆虐的欧洲人,噩梦惊醒了,发现了这部小说背后的寓意,都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光是在法国,《鼠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销售了20万册。1957年,阿尔贝·加缪也因为这部小说书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上大学的时候读《鼠疫》,就受到了震动,我常常想,《鼠疫》这部小说在今天、在未来任何时刻,都仍旧有着现实性和当下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描写的每个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因此,小说叫做“局内人”也不错。虽然今天威胁我们人类的已经不是纳粹势力,主要是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病毒,还有战争、恐怖分子、环境和能源危机等等了,但是我们人类不会永远过太平日子的。“非典”的那些日子无法出门,我就又重读了《鼠疫》。首先抓住我的就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调,它的语调是那种非常平缓有力的语调,它的写作技巧简直可以说就是白描,细节生动具体,可信而严密。但是,在这严密而可靠的现实主义描绘的背后,分明还有另外的一种东西隐藏着。整个小说的故事结构,就是描绘了一个过程,一座城市面临鼠疫来临之后的种种情况。小说中,出现的是一个虚构的、阿尔及利亚的小城市阿赫兰城,这可能取材于阿尔贝·加缪长期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经历。在面对突然来临的鼠疫威胁的时刻,这座小城市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性表现。这些人平时是安定的、平和的、彼此礼遇的,可是一旦面临将导致灭顶之灾的鼠疫,他们就惊慌失措,立即呈现出千差万别来,人性的复杂性就显现了,尤其是人性中的恶,那些卑劣、自私、贪婪、胆小和怯懦的部分,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最终,这座小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在一个医生的带领下,都能够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群龙无首到最后的团结一心,一起去面对可怕的情况,他们经历了挫折、忍耐和动摇,终于战胜了一场鼠疫,因为,每个人都是局内人的时候,就必须要对自己的境遇和他人的存在做出一个选择。

可以说,叙述风格平实、严谨而内敛的《鼠疫》就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小说的主角,我想,既是突然袭击了虚构的阿尔及利亚小城市阿赫兰城的这场鼠疫,也是小说中面临鼠疫、对未来仍旧抱有信心的一群人。在那些小说人物当中,一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就是带领大家抗击突如其来的鼠疫的里厄医生了。他可以说是全书的灵魂人物,也是一个个性鲜明、内心丰富的象征性人物。为了控制鼠疫的攻击,他不顾危险,也不怕任何困难,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荣誉感出发,始终站在鼠疫的对面,带领大家和鼠疫顽强作战,从精神上鼓励人,从行动上感染人,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投降屈服,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胆怯偷生。他的这种以身作则的人道主义和高尚勇敢的行为,使他周围的人,那些记者、神甫、商贩、市民,都得到了感召。最终,大家用集体的力量和耐心,艰难地战胜了鼠疫。于是某一天,这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和它无声地到来一样,忽然就消失了。

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以一场疫病作为象征,让人类和人性面临它的艰巨考验,然后得出来一个答案。小说触及了政治、道德、人性等问题,并且对此做了隐晦的回答。在阿尔贝·加缪和我们共同经历的20世纪,从东方到西方,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人类经历了太多的天灾人祸,20世纪就是一个白骨累累的世纪,是人类互相残杀最为激烈的世纪。残杀过后,浩劫过后,人类以自身所具有的理性会在自我反省中深深地自责,会因此减少自己愚蠢的行为,但是,其实,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幻想。我想,人类的未来绝对不是一定美妙的,比如,还会有天灾出现——四川2008年大地震就是一个例子。人类破坏环境导致的污染和环境恶化,各种新病毒也在不断地涌现和肆虐,它们对人类的威胁会与日俱增。

阅读《鼠疫》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小说里描写的“鼠疫”,将是人类过去曾经面对、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旧无法幸免的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的总象征。这甚至是大地上的短暂者——我们人类,所面对的永恒的诅咒和惩罚。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像里厄医生那样,像小说中其他的人那样,来排除内心的恐惧与疑惑、胆怯与游移,共同携手度过艰难的时刻,用耐心和毅力来战胜灾难。比起鼠疫来,“非典”的死亡率要小多了,威胁也要小多了,几个月之后它就过去了。可是,人性的脆弱和安全卫生机制的盲点,都爆发出来了,一度在超市和商场里出现了抢购风潮。“非典”是对人的道德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检视,它最终被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和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被制止了。因此,阅读《鼠疫》,总是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力量,得到人心上的安慰。这就是《鼠疫》所具有的打动人的永恒力量。

二、人生的荒诞感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谈到阿尔贝·加缪的时候说:“他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阿尔贝·加缪的特点就在于不断地思考人的处境,他的小说总是在严密和严格的叙述背后,有着广大的哲学追问和终极价值的寻求。

在小说《鼠疫》中,阿尔贝·加缪营造了一个看似真实,实际上却是一个荒诞的世界的景象:在突然被鼠疫包围的阿赫兰城,一些人为了摆脱厄运而努力,并四分五裂,最后又万众一心。在局外人看来,阿赫兰城的这些纭纭的局内人,在他人和自己处于同样境地的时候,必须要有自己的选择。最终,选择将改变一个荒谬世界的逻辑,并且感化他人,以获得正义的力量,从而把荒诞的灰色世界变成了阳光普照的、鼠疫消失的光明世界。

阿尔贝·加缪1913年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阿尔贝·加缪刚刚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于“一战”的炮火,母亲不得不靠给富人家当女仆来挣钱抚养他。因此,阿尔贝·加缪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和不断获得的奖学金,依次读完了小学、中学,又进入阿尔及利亚大学攻读哲学,获得了学士学位。1933年之后,他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并且加入了一些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组织。阿尔贝·加缪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很早,在1937年,阿尔贝·加缪就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第一次表现出自己思想的锋芒,他的随笔涉及到了人在被异化的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

1940年,阿尔贝·加缪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先在《巴黎晚报》从事编辑工作。在一年的6月14日,希特勒的军队的铁蹄就踏进了巴黎市区,很快,由纳粹扶植起来的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开始运作。这年的冬天,阿尔贝·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在这里一共住了18个月,正是这一段生活,使他酝酿出《鼠疫》。同时,他还写了三部都带有“荒诞”这个主题的作品:出版于1942年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和散文集《西绪福斯的神话》,出版于1944年的、描绘历史上的暴君的戏剧剧本《卡拉古里》。这是他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开端。

中篇小说《局外人》是他的成名作,小说隐藏的主题是“世界是荒诞的”:小说的主人公索尔默是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小职员,他经济收入低,无力赡养母亲,就把母亲送到了一家养老院。有一天,他母亲忽然去世,得到了通报之后,索尔默前往养老院去安排母亲的后事。但是,在索尔默为母亲守灵的时候,他抽烟、打瞌睡、喝咖啡,并没有感受到悲痛,而是感到一种无所谓的麻木。这使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第二天,索尔默去海滨浴场游泳,碰到了一个自己钟情过的女人,晚上便和她又搞在一起了,这也使他感到匪夷所思。他有个邻居叫雷蒙,喜欢殴打四处偷情的情妇,结果,雷蒙情妇的弟弟生气了,纠集了一群阿拉伯人前来找雷蒙算账,找错了人,敲响了索尔默的门,最终把索尔默牵涉进来,于是,一片混乱中,索尔默糊里糊涂地开枪打死了一个前来挑衅的阿拉伯人,瞬间就成了一个杀人犯,被警察抓起来了。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质询,对母亲的死和对自己开枪打死的阿拉伯人,索尔默无动于衷,继续表现出一种漠然的、无所谓的、冷酷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母亲刚刚去世的人的作为。这一下子激怒了法官和律师,结果,本来是正当防卫的索尔默反而被法官判处死刑。按说,这样的情节已经够荒诞的了,可是,即使在死亡来临的时刻,索尔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他觉得,自己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本来就是那么的荒诞和不合理,无论是个人遭遇还是整个社会体制都是这样,索尔默就这样无所谓地被处死了。索尔默是一个象征性符号,他认为世界本身就没有意义,于是,就有着一种非常冷漠的处世哲学,对待生和死,都是这样一个态度,他的命运和他命运背后的东西都使人感到震撼。

《局外人》这部小说,是20世纪小说中一部十分重要的、不能回避的作品,它篇幅不大,情节也不复杂,但是其主题尖锐而深刻。可以说,《局外人》表面上塑造了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一个精神世界麻木的人,但是,在小说的背后,阿尔贝·加缪要告诉我们的则是“存在的荒诞感”:虽然每个人都有对抗这个荒谬世界的力量,但是一个人却不可能改变世界,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命运,做出选择也是必须的。

因此,在阿尔贝·加缪的全部文学作品和哲学随笔当中,“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那么,什么是阿尔贝·加缪所理解的“荒诞”呢?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条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阿尔贝·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这种荒诞感来: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他方式生活?可是,偏偏你就不能以其他方式生活,你还必须要以你现在的方式生活,于是,这就产生了荒诞感。

在阿尔贝·加缪的散文集《西绪福斯的神话》中,他更加形象地阐明了“荒诞”这个命题:在希腊神话中,巨人西绪福斯每天都要推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山,但当石头推上去又滚下来的时候,他必须要挡住那石头,然后,继续地将巨石往山上推,如此反复,永不停止。他认为,人类本身就是由西绪福斯这个形象所代表的,人类面对的生存处境,和可怜的巨人西绪福斯是一样的,需要周而复始地去推动那不断滚落的巨石,人类永远也不能摆脱受摆布和受惩罚的命运。阿尔贝·加缪产生了这种理念,显然是他对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混乱和衰落的欧洲的观察所得出的,是他对诞生了纳粹和集权体制的欧洲现代文明的批判所产生的,是他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衰落和日益发达的大工业机器和官僚系统造成人的异化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按照我的经验,《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可以参照起来阅读。局外人索尔默甚至可以看成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一个分身,是阿尔贝·加缪对自身存在境遇的反思和呈现。

阿尔贝·加缪的戏剧剧本《卡拉古里》同样也是一个主题意识很强的文本,可以一起参照着阅读。他的《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不同的作品互相映衬,成为解读阿尔贝·加缪“荒诞”命题的三个样本。《戏剧卡拉古里》的主角是古罗马皇帝卡拉古里,他当上了皇帝之后,一开始宽宏大量,仁慈地统治国家,但是不久,就被一种刚愎自用的强权意志所俘获,不仅与姐妹乱伦,并且滥杀无辜,残暴地统治人民,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暴君,最终落得了被刺杀的命运,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人物。阿尔贝·加缪写这出戏的时候,以罗马皇帝的变化来呈现个体生命存在境域的不同导致的人性裂变。

阿尔贝·加缪并不是一个纯思辩型的哲学家,他从来都没有像萨特那样写过砖头一样厚的哲学著作,他是以自身经历、以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的行为,来推导出时代的哲学命题的带有哲学思想的小说家。

1956年,阿尔贝·加缪发表了中篇小说《堕落》,还出版了包括6个短篇小说的集子《流放与王国》,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多少已经开始转向基督教伦理的探讨,对过于世俗化的道德和存在的命题,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中篇小说《堕落》的发表,实际上是对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质疑。后来,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论战,两个人的关系因此而决裂。最终,我发现,时间站在了阿尔贝·加缪这一边,历史证明了他要更加正确,而萨特在当时似乎正确,但是后来则并不正确了。

195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44岁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因此成为了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也说明了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了时代的颠峰。这一年的12月,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瑞典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讲,他说道:“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

1960年,47岁的阿尔贝·加缪在一次神秘的车祸中丧生,在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很可惜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我常常想,要是阿尔贝·加缪把它写完就好了。一旦你翻开《第一个人》的第一页,你就会感到阿尔贝·加缪的非常个性化叙述语调和白描的写作手法,非常扎实。这是一部回忆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清理自我和时代关系的小说,主题就是对父亲的寻找和对自我成长的清理与发现。很可惜,这部扎实的小说只写完了第一部分《寻父》,第二部分《儿子或第一个人》只完成了一部分,第三部《母亲》则只留下了一些大纲和散记。在这部显然有着鲜明的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中,看来阿尔贝·加缪打算写一部自己的“情感教育”式样的小说,对个人的生活赋予了史诗的面貌,阿尔贝·加缪想写出一部在阿尔及利亚成长起来的法国人的史诗。但最终,一场车祸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永远的断章。

三、所谓存在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评价阿尔贝·加缪的时候,说:“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阐明,在他的散文集里体现得最为丰富和直接。除了散文集《反与正》和《西绪福斯神话》,阿尔贝·加缪还出版过《婚礼集》(1939)、《反抗者》(1951)、《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1941)、《时政评论一集》(1950)、《时政评论二集》(1953)、《夏天》(1939)《关于断头台的思考》等多部散文政论集,构成了他的小说之外的作品序列。在这些散文集子中,他喜欢直接面对欧洲当下的重大问题发言,面对存在发言。一开始,他和另外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萨特情投意合,可是,很快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他们之间的论战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文化标志性事件。

阿尔贝·加缪和萨特的分歧主要在于,阿尔贝·加缪希望任何一种社会的变革不能过于激烈,因为激进的行动和社会运动,总是具有附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因此,萨特阵营的人认为阿尔贝·加缪是在逃避政治,完全躲入了道德的堑壕中而不敢露头。在1950年代的欧洲,冷战的氛围正在加剧,因此,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治和文化的气氛,使得法国作家们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姿态和政治选择来。萨特批评阿尔贝·加缪的反抗是“脱离了历史和现实的抽象的反抗”,他认为,阿尔贝·加缪根本就看不到,人对自然的斗争的同时还存在着人和人斗争的残酷性。在这场论战中,大多数法国作家都站在萨特一边,因此,使得阿尔贝·加缪陷入了痛苦和孤立的境地,要知道当时萨特可是一言九鼎的地位啊。这使阿尔贝·加缪心情沮丧,承受着很大的精神折磨,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萨特的声音和影响巨大。但是,在和阿尔贝·加缪的论战之后,萨特自己又逐渐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苏联当时搞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畸形的、偏离了正确方向的东西,最终,他回到了和阿尔贝·加缪一样的立场。但是,这个时候,阿尔贝·加缪已经被那场车祸失去了生命,他已经看不到萨特后来的改弦更张了,看不到他们的殊途同归了——他带着一种对萨特的复杂心情,意外地告别了人世,两个人永远都没有机会和解了。

在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和散文写作之外,阿尔贝·加缪还钟情于戏剧剧本的写作,他认为,戏剧这种古老的剧院里的文学表现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人和人、人和历史的复杂而紧张的冲突,人与人关系也可以在剧情的纠葛当中得到最大的呈现。除去戏剧《卡拉古里》,他还创作了另外4个剧本:《误会》、《戒严》、《正义者》、《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并且改编了6个其他人写的剧本,还写了几篇关于戏剧的论文,成为他的文学世界里小说、散文和戏剧三足鼎立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是阿尔贝·加缪十分重要的文学形式的探索,上述这些戏剧剧情,一般都把人放到一个具体的境遇里,然后来探讨人的存在的具体境况,来为他做出选择,强调了选择对一个人把握和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性。他的这些戏剧作品,大都是历史题材的戏剧,他喜欢通过特殊历史环境中的具体的人的行动,来呈现历史对一个个体生命的影响。

阿尔贝·加缪对“新小说派”的态度也很值得关注。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小说和日渐勃兴的法国“新小说派”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对故事的兴趣与人本身共存亡,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总是去追求新的方式来讲述。新小说派的那些小说家有理由去开辟新的道路。就我个人而言,所有的技巧都使我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不是技巧本身,比方说,如果我想写的作品需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您所说的这种或那种技巧,或者兼而用之。现代艺术的错误几乎总是使用手段先于目的、形式先于内容,技巧先于主题。如果说我酷爱艺术技巧,如果说我还试图去掌握所有的艺术技巧,那是因为我想自由地加以运用,使之成为我的工具。因此,我不认为我的小说与新小说派的那些探索有联系。一句话,我使形式适应于主题。”可见,阿尔贝·加缪决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过分强调文学技巧的行为很警惕。他支持小说家对如何讲述故事的方式进行各种探索,但他反对形式大于内容,反对放弃故事本身。因为,人类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促使人们对故事有着天然的兴趣。而小说存在的最大的理由,就是小说在不断地讲述着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方式一直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阿尔贝·加缪在这一点上与很多强调形式探索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一样,多少显得有些保守。但是,这正是阿尔贝·加缪的一个立足点,也是理解他的小说艺术的一个关键的起点。阿尔贝·加缪的小说的特性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他对人类苦难的认识、对自我存在的谛视,使他对人生的荒诞感的表达需要更为坚硬的叙述,他一直在不懈地寻求存在的意义,寻求着对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当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的时候,也恰恰意味着阿尔贝·加缪试图去承担人类的道德和责任,而不是往相反的方向走。

我觉得,阿尔贝·加缪留给了我们一个狭窄的、表面上看去到处都是墙的、没有希望的“荒诞”的文学世界。但是,正如爱默生所说的,“凡墙都是门”,在一面面横在人生的墙的面前,阿尔贝·加缪给我们指出了把墙当做门的希望。他的小说、随笔和戏剧作品,甚至包括他的那些政论,都是非常强有力的声音和内部激烈冲突的文本,发现了隐藏在荒诞和无意义的表象下面可以因为抗争而获得存在的勇气。一度和他论战,并且成为了阿尔贝·加缪的文学论敌的萨特对阿尔贝·加缪这么评价:“他不屈服的人本主义,狭隘而纯真,朴素而愉悦,针对当代大量杂乱的事件展开一场前途不明的战争。不过,另一方面,通过他折磨人的拒绝,他从我们时代的本质出发,重申反对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和现实主义的偶像崇拜,重申道德问题的存在。”(《对阿尔贝·加缪的赞辞》)

在这段非常饱满的赞誉中,萨特坚决地表达了他对阿尔贝·加缪的迟到的敬意和真正的理解。

【责编 谢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