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面朝黑夜，做一个温暖的人

我在黑夜里突然醒来，走到窗子前面，寻找月光和星光。

但是我看不见它们，它们都躲到城市的背面去了。有一个窗子亮着暖黄色的光，和刚升起的月亮一个颜色。有几个窗子亮着青白色的光，就算是星星吧。城市里圆形的东西不多，发光的东西也不多，能看见长方形的月，长方形的星，也很难得。我想起一位欧洲作家在小说里写过：我觉得我是在时间的黑夜里诞生的。实际上我更愿意想起另一位欧洲作家，他在一首散文诗里说：这样的夜晚，战栗、喜悦和激情都没有睡去。

但是我面朝黑夜，没有感到一点儿战栗。我也没有喜悦和激情。

前面想到的第一位作家是米歇尔·图尼埃。他的那句话就在小说《桤木王》的第一页上，那部让我特别喜欢的小说，获得了1970年的龚古尔奖。第二位是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时他69岁，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人口的平均年龄。

1961年我六岁，才比他小了六十多岁。那时候我在挨饿。那时候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开始面对连续几年的大饥荒，正在想办法控制局势。有个县的官员打给上面的报告说，我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水深火热，是中国人习惯使用的一句成语，除了这一次用在1949年开始执政的新政权上，其余都用在1949年以前的旧政权，描述中国百姓的生存，好比在很深的水下、很热的火里，不能呼吸，受着煎熬。

安德里奇的童年也不幸福，也在水深火热之中度过。他两岁的时候死了父亲，那个贫穷的手工艺匠人，没有留下财产就死了。母亲做工挣一些钱，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他读中学时，买不起像样的衣服和鞋帽，连上学的书也买不起，只能借别人使用过的旧书。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形，后来，写在他的小说《书》和《孩子》里面，感动了很多人。

贫苦出身的人往往敏感，对艰难，对寒酸，对冷漠，对屈辱，往往比别人敏感得多。这种反应如果保持在正常状态，可能成为作家；如果再过激，可以发展为革命者(我们偶尔感到遗憾，成为作家的人少，成为革命者的人多)。安德里奇在成为作家之前，也曾走了一段弯路，先做了一位革命青年。

他出生的时间是1892年。在他生下来几年前，统治了那个地区四百多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接着又变成了奥匈帝国的领地。十多年后，奥匈帝国直接占领了那个地区。从几篇介绍安德里奇经历的文章来看，他先后学习哲学和历史，读过几所大学，其中的一所是维也纳大学，地址应该在奥匈帝国的中心。他大概也学习了法学，所以毕业后当了律师。

大约是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反对奥匈帝国的地下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为那里的革命家。据说那个被尊奉为爱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团体，带有强烈的激进民族主义色彩，要接受特殊训练，会从事暗杀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914年夏天，安德里奇的好友、“青年波斯尼亚”成员普林西普刺杀了帝国的皇储菲迪南大公，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线西线南线摆开了战场，一千多万人死亡，两千多万人受伤。

一战期间的安德里奇，因为在“青年波斯尼亚”的骨干作用被关进了监狱，几年后放出来，战争结束了。没有受伤没有死亡，已经是他的幸运。更加幸运的是，他在监狱里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文学家的自我转变，像在黑暗地下蠕动的蛹，羽化为明亮天空飘舞的蝶。

说来也有趣，有一次，我居然在，介绍世界名人长寿传奇的一组文章里，读到安德里奇在奥匈帝国监狱里的生活。他们的监狱，更像是一所学校，在里面可以读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著名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安德里奇，他有大量的时间读书，将感情倾注于作品中，排解心灵的郁闷。这既打发了寂寞难耐的时间，而且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可以安静地读书、思考，然后不受干扰地开始他最早的文学创作。这让我想起中国的陈独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但被他的革命战友抛弃了，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他把监狱变成书房，舒舒服服地写作，写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并且相当高产。

陈独秀的那段狱中生活，是在1930年代；安德里奇比他早一些，在1910年代。同样是政治犯，入狱之前，陈独秀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安德里奇是刚刚出道的小律师。如果将这两处监狱比较一下，还是奥匈帝国的监狱比中华民国的略好一些。把一个监狱办得这样优越的社会，会让被囚禁其中的人，有了时间反省之后，想到自己革命的意义何在：假如自己夺得了政权，会不会把监狱办得像外面的社会一样自由，或者，会不会把外面的社会办得像监狱一样专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德里奇获释出狱，出版了他在狱中创作的两本哲理性散文诗集《越过浮桥》、《动乱》。其中很多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人生变幻无常的思索，关于个人与民众命运的忧虑。前面提到与黑夜有关的散文诗，题目叫《多瑙河上》，全诗很短，很洁净，很开阔，也很深沉：

多瑙河上，夜空一片明净。云彩的移动和形态，说明高空的风力要强得多。

地面微风轻拂，阵阵吹到了人们身上。

在这样的夜晚，战栗、喜悦和激情都没有睡去，全失去了睡意，让一种不明来路也不知去向的剧烈运动所左右。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人会老得更快，死得更早。而我觉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那世俗的事业以一种非人间的轻松成熟起来，既无名目，也无形态，如大海一样，只容你猜测或想象。

1961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那一年的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诗歌，而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有更高的成就。1941年，他49岁时出任驻德国大使，一直坚持到德国军队攻占南斯拉夫王国首都之前的几个小时才撤离回国。此后四年时间，他把全副精力放在写作上，写出了不朽的“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波斯尼亚纪事》《来自萨拉热窝的女人》。想一想也很令人惊奇，他的文学写作竟然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战时他被判刑，被迫终止了革命者生涯，出现了一位富有才气的诗人；二战更加惨烈，世界上死了一亿人口，他被软禁，被迫终止了外交家生涯，出现了一位欧洲闻名的小说家。

这样的例子，虽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还是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停下来，写作吧。假如现在在中国挑一批写作志愿者，关进监狱——当然是一间与关押安德里奇、陈独秀的一样条件优越的监狱啦，让官僚阶层的特权和商品时代的金钱不再诱惑他们，让他们投入专心写作三年五载，会不会超越自己也超越别人，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

如果还不能超越，如果还拿不出来，再重温一遍安德里奇的写作。

瑞典文学院为安德里奇的颁奖评语是：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他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描绘这个国家的命运。

安德里奇的获奖演说这样回答：一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除了会映照出我们的行为之外，还会指出我们所忽略掉的、我们所应当要做的乃至我们不该做而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究竟是以现代还是以过去为背

景，已经无关紧要了。

如果还不能超越，如果还拿不出来，再重温一遍安德里奇的生活。

像他那样，到67岁第一次结婚，然后活到83岁。

战争，让女人和孩子们走开

我和很多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原籍，我有两个，都在辽宁，一个是我爹出生的地方辽中县，一个是我妈出生的地方台安县。这种想法在今天中午再次出现，是在台安县城的一个酒家，是在和那里的文化界朋友喝酒之前。

那时我顺便想起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妈住的村子附近，当年有一群结了婚的女民兵，本来是些普通的乡下女人，性格不好不坏，但学会摔跤和搏斗以后变得凶猛，学会打枪扔手榴弹以后变得粗暴。后来，她们的丈夫不能忍受，很多家庭都崩溃了。我很想知道那些人后来的生活怎么样了，但不知道应该问谁。喝第一杯酒之前，一位对兵器很有研究的好友，告诉我一个和女民兵有关的故事：那天，他和一些男孩子趴在民兵连部的窗户玻璃上，看见里面有一个男民兵和一个女民兵，还有一支放在桌子上的六九式步枪。开始是擦枪，然后是拆卸和安装。男的拆了，女的装上，男的再拆，女的再装。后来，男的女的成了夫妇，办喜事那天，那些孩子才弄明白，原来两个人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处对象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但是很好，比较平静比较温暖，不像我想到的那个粗暴凶猛。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更坏的故事，故事里二百多个民兵的命运特别悲惨，但现在还不能公开。

想起1961年，很多事情与女民兵有关。比如中国有一些由女民兵组成的炮兵排、炮兵班，分布在漫长的海防线上，其中的一些女炮手还为一位特殊的外国贵宾做过表演，让他看了以后暗皱眉头，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位特殊贵宾，正是世界闻名的蒙哥马利，74岁的退役陆军元帅，一位在军中服役时间最长的老派军人。在他指挥的英国军队里，也有一些女兵，在比较安全的地方从事通讯、后勤和医疗救护。他不会让女兵直接参与战斗，更不会让她们充当极度危险的炮兵。

我不知道蒙哥马利为什么不让女兵直接参战，但我知道这是有史以来人类默认的战争禁律之一。因为战争的目的，最终还是保证自己种族的生存和繁荣。我读到的历史书籍里，有的种族接连不断地攻城夺地，男人一批又一批英勇战死，活下来的已经不多，只有变通一下，作出一夫多妻的约定。我读到的宗教著作里，也有相关的描述：“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子，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可以想象，如果换成女人一批又一批英勇战死，活下来的已经不多，谁来为种族生育子女呢?

这样想来，蒙哥马利不让女人直接参战，不是对女权的蔑视和践踏。女权应该尊重，把她们驱赶出战争的死亡名单是最好的尊重。正常的男人，为保护女人和孩子，可以用自己的身躯筑成最后的防线，冲锋陷阵，拼杀疆场，无怨无悔、死而无憾。这样想来，蒙哥马利会觉得中国人是不是从外星刚刚迁来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与地球人类不一致的地方?

1961年，第二次来中国的蒙哥马利，行走在黄河中游南岸的一座城市里。那座城市有四千多年历史，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十多个朝代在那里建都。那座城市还有中国最早的佛家寺院，建于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他去的时候是中国的中秋节前后，那座城市里名满天下的牡丹花已开谢了，但直到他看了半场豫剧忍不住走出来之前，心情还是很好。

那部豫剧叫《穆桂英挂帅》，原来叫做《杨文广夺印》，是一部老戏，述说一千年前的杨文广，通过比武夺得元帅大印。这部戏演到1954年时，新政权可不希望有人夺权，希望什么呢，是鼓起民众保家卫国的热情，这个剧本就必须修改了。那些夺权的内容要冲淡，还要删去其中“宣扬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感伤情绪，以及杨文广被俘、招亲等情节”，集中塑造杨文广的妈妈穆桂英执掌元帅大印，领兵征战边境，为国为民的责任感。“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53岁的中老年妇女穆桂英的自豪心情里，多了一种苍劲、悲壮的色彩。当然这是戏剧，历史书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蒙哥马利看到幕间休息的时候走了出来，回到宾馆对陪同他的中国外交官员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能让女人当元帅?”

外交官员解释：“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

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

外交官员辩驳：“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将军。”

蒙哥马利说：“我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将军，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

外交官员急了：“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英国的政治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会不会有损英国军队的声誉呢?”

事后，这位外交官员受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批评。拿英国女王说事儿也太不礼貌、太过分了。随后周恩来审查了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节目单，发现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便下令换成他喜欢的杂技和口技。“瞧，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知道蒙哥马利的观念，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激他了。”

真不是故意刺激蒙哥马利。

问题出在当时的中国，继续走战争年代“人民战争”的路子，把全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1961年，中国开始认真对待连续多年的大饥荒，在结束那场人类和平年代最大悲剧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听起来合理的解释。那时还没有想到可以归罪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除了归罪于一些地方官员被阶级敌人利用，只能从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那里再找一些外部原因。宣传机构告诉民众，现在正是帝修反联合反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獗的时候，我们要把全民皆兵推向新的高潮，全歼一切来犯之敌。“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于是，就连北京中南海里的女性们都成了女民兵，严整操练，不敢松懈。那一年年初，毛泽东在一个年轻的女机要员那里，见到她穿军装操练的一张照片，越看越喜欢，题写了一首即兴创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题诗，对全国女民兵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也喜欢看关于穆桂英的戏剧。据《毛泽东遗物事典》介绍，他最早观看演穆桂英的戏剧，是在1945年8月，蒋介石请他在重庆看的。开演前，蒋介石先致欢迎词，毛泽东后致答谢词，一点也看不出谈判之后就要血腥打仗的样子。在1959年，毛泽东看了梅兰芳根据同名豫剧改编和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后大加赞赏，以后一直珍藏它的唱片。《毛泽东遗物事典》中有一篇文章说道：“全民是否皆兵，对壮年男子来说不存疑问，关键在于占半边天的妇女。故而毛泽东没有特别强调那些具有同样主题的武生戏，而是推荐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几乎

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妇女英雄的原型人物，以及《泗州城》中那些敢爱敢恨，兴涛动波，水淹泗州的水母娘娘来壮气壮胆，激发全民意志。”

现在想来，意识形态有根本差异，对女人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认识，也会有根本差异。蒙哥马利在1961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见面时，前者已经领悟到不能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道理。而后者还在坚持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的思想。

蒙哥马利来到中国，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不妨用作这篇文字的结尾：

中国安排他到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在此之前，这些中国内陆城市不曾向西方政要开放过(实际上中国新政权建立不久就参与了朝鲜战争，从那时起紧紧关闭国门，也没有见到哪位西方政要来到中国)。他到中国的延安访问期间，途经一个公共浴池，便问陪同的中国外交官员：“我可以进去吗?”外交官员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于是，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进浴池，仔细审视一些中青年人和几个少年的裸体。当他走出来，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

这样看来，蒙哥马利还真是位直率坦诚的军人，比较可爱。

如果他是位政治家，就会明白，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陌生国家，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凡是你能看到的，都是人家让你看到的。人家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你长了一万双眼睛，还是不能看到。

没有翅膀，你能不能飞翔

如果动物也有与人类相近的智慧，如果它们像人类给它们下定义一样，也给人类一个描述，我猜想会是这样一句话：人类是没有翅膀也要飞翔的动物。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儿的一个著名游戏，是在胳膊上绑些东西，在院子里、在路上跑来跑去，并且用力向上跳跃。我们飞起来了，虽然只能飞起两秒或者一秒，就有一只脚回到地面，但我们嘴里大声叫喊着：飞喽，飞喽，我们飞喽。那时树上就有两只鸟儿，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一只说：看看这些人。另一只说：多笨哪，没有翅膀也要飞翔。

我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有人用我们的办法飞过，比我们飞得还好。他的头上和身上插满羽毛，用大鸟的两翼做自己的翅膀，忽忽悠悠地飞起来了，飞了几百米远。中国古老的《汉书》，记载了那件事发生在公元19年，但没有记载那个人的名字。咳，这次离开地面的飞行试验，比法国蒙高菲兄弟的气球飞行试验，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可是我们历史书很烂，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写满了历代帝王不值一提的事情。

即使知道了，我们也不会羡慕他。我们羡慕的，是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神仙，比如二郎神，带着他的狗站在白云上面飞行；比如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我们从街边老汉那里听来的故事，说到一个名叫嫦娥的美女，偷吃了长生不死的药，从地球飞啊飞，飞到月亮上面，再也不想回来。夏天在树下纳凉，冬天在墙根晒太阳，那些老汉们的嘴里，还有数不清的天兵天将。

我们有时候是天兵天将，有时候是电影里的飞机，玩的花样越来越多，后来还真玩出了名堂。那些会飞的孩子被大人找去，参加了一次游行中的表演。

那一天，我还在上幼儿园，忽然听到外面敲锣打鼓和唱歌的声音，接着看见幼儿园旁边的有轨电车也停下来了，把路让给长长的游行队伍。这次游行的人和以前好多次游行一样，喊的口号都是“社会主义万岁”和“打倒帝国主义”，但认识字的幼儿园教师说，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热烈欢呼苏联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战胜帝国主义”、“让帝国主义在我们面前发抖吧”，从那些标语牌子能看出来，美国人还没有上天，苏联人已经飞到天上去了。游行队伍中，就有那些会飞的孩子，排成一个整齐的队形，跳跃着向前走，胳膊上的彩色布条在春风里飞扬。

美国人还没有上天，苏联人已经飞到天上去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大气层里面的飞行叫航空，大气层外面的飞行叫航天。1957年，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领先于美国，1961年又在载人宇宙飞船上再一次领先，确实挣足了脸面。但是，要把它当做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还是有点逻辑上的毛病。国家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科学技术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比起民主、自由，比起民情、民生，比起道德、精神，比起文化、艺术，比起好多好多的因素，科技并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因素。比如，美国有很多科技超过了苏联，如果看做是战胜了社会主义，也一样是以偏概全。

隔了很多年之后，我想起那时候一幕幕的游行场景，说不清我看到的是喜剧还是悲剧，只是觉得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不能简单归结为逻辑上的错误。

我们头上美丽的蓝天白云，我们头上闪耀的日月星辰，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以及地球以外的一切，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一千年前以及现在，还有，现在以及一千年后，我们有关于它们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应用，到底又是属于谁的呢?

这还用说吗?

它们属于全人类。有关于它们的科学技术，也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甚至那些民主、自由，那些民情、民生，那些道德、精神，那些文化、艺术，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偏偏在那个时候进行的太空竞赛，被赋予科技以外的政治至上的意义——社会主义觉得自己的发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觉得自己的发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这种短视与狭隘的目光，怎么能看到科学的正确方向?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们，甚至把抢先发射一颗卫星、一艘飞船，看成是自己的国力强大、自己的统治坚固、自己的领袖英明的重要依据，想一想多么可笑。

所谓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帝国主义，它们是什么?它们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区域性表现、一种阶段性选择，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几朵浪花，虽然硕大但不会长久。在我看来，站在没有尽头的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其它各种名目的主义，都处在以下三种状态中的一种：将要灰飞烟灭，正在灰飞烟灭，已经灰飞烟灭。

就像天空，有时飘来一朵晴云，有时飘来一朵阴云。晴云和阴云，都是天空的过客，不是天空的主人。

清纯可爱的人，你在哪里

一位观众连续打来的十几次电话，把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

那时我在有线电视台，负责新闻节目以外的所有节目。我去之前，那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线电视与村镇放像站一样，每天早中晚播出两集电视剧或一部电影，插播几分钟新闻。一年以后终于搞出个模样，建了两个频道，安排全天播出，节目丰富合理，建立文化品位。刚刚松一口气，难题来了。

打电话的那位观众二十多岁，男性，不知道有没有婚恋史。他有很多时间看我们的节目。在那几天里，他连续打来电话，表达他对影视作品中一位人物刻骨铭心的、越发强烈的恋情。

难就难在这里。他恋上的不是影视明星，

而是明星在影视中饰演的人物。比如他看的是一部美国电影《隔世情缘》，他恋上的不是梅格-瑞恩，而是她饰演的剧中人物凯特。我们真的无法为他联系到凯特，这个人物在美国电影院的银幕之上，在编剧和导演的想象之中。

我们怎样解释都没有效果。在他后来的电话里面，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我知道这种心理病的后果，会毁灭一个人所有的心智，夺走一个人年轻的生命。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的工厂附近有人失恋后得了精神疾病，死在风雪交加的冬夜，身体像石头一样僵硬。那件事把我吓怕了。我不希望有人步他的后尘。我希望人们都死在老年以后。

我告诉部门里的同事，一定要耐心接听他的电话，还要与他的家人、他的社区联络，把严重的情况告诉他们，避免和控制他可能会伤害自己、伤害社会的行为。他如果渡过这个难关，这一生都可能活得很好。

前面举例说到梅格·瑞恩，是因为我喜欢她的缘故，并且在中国和外国成百上千的女明星中，只做她一个人的粉丝。她的电影是那种成人版的童话，她常常笨手笨脚出一些差错，让脸上洋溢着天真、无邪又无辜的表情。我记得，她高兴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大声喊叫，得意的时候像游泳一样挥动手臂。还有，一旦她小小的恶作剧获得成功，镜头就拉出一个全景，我看见她向斜上方快速伸展出双臂，好像要把整个身体引向天空，直到云端。她清纯，可爱，俏皮，甜美。在她以前也有人被称为美国甜心，那是玛丽·碧克馥，是默片时代的女明星，比她早出生七八十年，论年龄可以做她的祖母、曾祖母。

梅格·瑞恩出生在1961年。这可是个重要的时间因素，因为人是具体时间和久远历史交媾的产物。那时候，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了十六年之久，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虽然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战争阴影已经消散，但在战争阴影里长大和变老的人，神情还和困在迷宫里一样漠然，一样恍惚，一样惶恐。那种神情印刷在他们和她们的脸上，用世界上所有的水也洗不干净。

我在这里表述的意思，似乎已经明确：清纯可爱的人，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或者只能在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的1961年以后，出生和长大。

时间以外，还要强调空间的因素。梅格·瑞恩的那个小镇，位于美国东北部，在山与海之间，四季鲜明，风景亮丽，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友好、宁静、保守的地方，生活的节奏缓慢，如同我现在的叙述方式。她渐渐长大，和小镇上的人坐在咖啡馆的窗子旁边，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再不就是老式教堂的台阶上，想念先祖们在意大利的优雅和悠闲的往事。假如有一件事能打破小镇的安宁，一定是她十五岁的时候发生的：做教师的妈妈乔丹·苏珊，忽然就离家出走，追逐做演员的梦想去了。

1961年，世界上只有一个后来叫做梅格·瑞恩的女婴出生。

在曾经是二战战场的地方，人们心理上的战争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其中还有很多强大或弱小的国家，陷入一种长久的亚战争心理障碍。坐在椅子上的人神情高傲、严峻、警惕，走在街上的人神情困惑、冷漠和虚伪。从报纸电台到教科书，从大学小学到幼儿园，集权者鼓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仇恨，也提倡本国人与本国人之间的斗争。襁褓中的婴儿还有几分清纯可爱，长到两三岁面目全非，一旦长到当演电影演员的年龄，要想饰演出清纯可爱的形象，比一只老虎饰演兔子还难。当然，从环境的发展来说，那些国家很久之后，才会有像梅格-瑞恩那样清纯可爱的银幕形象出现。

我喜爱的电影演员，除了1961年出生的梅格·瑞恩以外，还有1956年出生的梅尔·吉布森，我会在另一篇文字里写到他。

(责编：吴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