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渤

雷峰塔一

雷峰塔在传说中是被白素贞的儿子梦蛟哭倒的。梦蛟是白素贞的儿子，也是许仙的儿子。白素贞是蛇妖，许仙是俗人，梦蛟属什么性质，不太清楚。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中，白素贞对小青说：想我修炼以及千年，受过神仙道术，尚难脱他的手，少停便要归天。你比我功行更浅，怎能与佛法相争?白素贞说的他是指法海。白素贞敌不过法海，被收镇于雷峰塔下。其时梦蛟才满月，法海却已说他是“文星下降”，倒是为日后哭倒雷峰塔做了铺垫。

在杭州住了几十年，西湖周边的景点，惟雷峰塔去得最少。老塔坍塌前我还没有出生，不可能去；坍塌后也没去过，只知道塔是在净慈寺对面的山峰上，成了一堆废墟了，不去也罢。直到2002年秋新塔落成后，才去了一次。仰面巍峨高塔，扶梯而上，一时好像找不到感觉。塔是确乎建在原址上的，底部还围一圈老塔的残基，撩人浮想，但对一般游客，大约不会有什么特别触动。名胜依旧是名胜，古迹却谈不上了。

雷峰塔名声很响，因为和爱情有关。杭州不乏与爱情有关的去处，动静比较大的有两个，一是万松岭的万松书院，那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三年并相好的地方；一个就是雷峰塔，白娘子的永镇之地。前者是一种爱情的始萌地，后者是另一种爱情的结局处。两种爱情都可谓另类，一个如同男“男”相好，似有断袖之嫌，一个则是人蛇成姻，凡尘与仙界的混淆。在杭州的西湖发生此类爱情是不稀奇的，山色空蒙，水光潋滟，没有传奇那才怪。明清文人如冯梦龙、张岱、袁枚乃至李渔、蒲松龄等，都曾为之渲染过，给《白蛇传》抹上了爱情色彩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就出自冯梦龙笔下的《警世通言》。

据说在冯作之前，从唐传奇《李黄》到宋话本《西湖三塔记》，其实都是称白蛇为“妖”的，讲述的是恐怖色情和平妖除孽的故事。虽说朝代更迭，故事的发生地由大唐西域挪移到了南宋偏安的杭州，实质性内容却变化不大，即便如民间流传的弹词本《义妖传》那样称白蛇为“义妖”，终究也还是“妖”。说美女蛇便是由此而来，缺乏依据，但白蛇变成白娘子，原是对许仙施以“色诱”的，只是到了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那里，才变成了爱情。

但这样的爱情再美好，恐怕也靠不住，所以冯梦龙最终还是让法海用一钵盂收了白蛇，镇之于雷峰塔下，并以此来“警世”。他自己给自己营造的爱情添加了悲剧成分，也给了雷峰塔一个象征：在乱花迷眼的西湖山水间，爱情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虚幻浪漫而已。

因此对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而言，雷峰塔是一个破坏者的形象，一张虚幻浪漫爱情的难堪底牌。这张底牌亮在那里，对西湖来说是煞风景的。我想鲁迅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听说雷峰塔倒塌了之后，鲁迅就骂了一句：活该!还专门为之写了文章，说“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并以为那个“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的“别人”法海是出于嫉妒。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叫做庐隐的女作家，写过一篇《雷峰塔下》，无涉许仙白娘子的故事，却也和爱情有关，是祭典先她而去的爱人的。他们相恋于雷峰塔下，爱人曾对她说，“雷峰塔下，是我们生命史上一个大痕迹!”但是过了一年，雷峰塔就倒了，爱人也“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庐隐说，“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我感谢雷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文章写得哀婉凄恻，奇怪的是，即便在两人当着雷峰塔互表心曲的时候，庐隐竟也“永远觉得我们没有幸福的可能”，似乎相对于爱情，雷峰塔实在不是个吉祥之地。

鲁迅也好，庐隐也罢，看来都并不以为雷峰塔能有什么爱情。据说张爱玲到美国后也写过一部英文小说《雷峰塔》，不久后将首次面世。小说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没见过书，还无从得知，但以张爱玲作品一贯的基调来推测，恐怕不会舒畅。雷峰塔在张爱玲的眼里，也不见得就能讨人喜欢。

事实上在倒塌之前，雷峰塔就不像是个可供情侣缠绵的场所。一来这里是荒僻之地，二来草丛间蛇虫出没。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到杭州时，雷峰塔还没有倒塌，在弃舟登岸去雷峰塔的水边，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

沿着小岛岸边朝雷峰塔方面前进。岸边芦苇茂密之中有几棵河柳在风中摇曳。那接近水面的枝条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蠢动。那是很大的泥龟在咬树枝。如果只是泥龟倒没什么可怕的，原来那树枝的权丫上盘着一条蛇，它红赭石颜色，通身油光，半身卷住柳树，半身伸到空中。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西湖(五)》

其时的雷峰塔已是摇摇欲坠，像一株截了顶的大毛笋，“塔顶上还丛生了许多小树，又有许多鹰窠”，从照片上看，古朴敦庞，时人以之与保俶塔相比，喻后者为美人，前为老衲，倒也形象。既然是一个老女人了，那么将雷峰塔与“夕阳”、“西照”之类的光景联在一起也就再恰当不过了。落日苍茫，穷途末路，谁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寄托爱情呢?

但是在杭州，说到雷峰塔，偏偏又总是个爱情话题。民间传说的生命力实在是蓬勃茂盛，一部《白蛇传》的流布，与其说是雷峰塔镇了白蛇，倒不如说是白蛇缠上了雷峰塔，不管怎么演变，都脱不了干系。世人只道这塔因了许仙和白娘子人妖之恋的去脉，不知吴越王钱俶为其妃子黄氏所建的来龙了。

雷峰塔二

建塔之初，钱俶是以黄妃来命名的，且自撰《黄妃塔碑记》。钱王的妃子不独黄氏一人，何以单为其建塔?理由也很简单，因黄氏替他生了一个皇子。但也有另一种说法，以为叫黄妃塔的缘故，在于它是黄妃为尊礼佛螺髻发，许愿起建用以安置的。不管怎么说，都和黄妃有关。

更通俗一点，就塔的位置在杭城西门的“涵水西关”之外而言，称其为“西关砖塔”也是恰当的。后人所以会把它又叫做雷峰塔，是为此塔立身的那座山峰叫做雷峰。但雷峰原先也是并不叫做雷峰的，《淳祐临安志》说，“世传此峰，众山环绕，故日中峰。”这座中峰曾被围在了一个院子里，院子名为显严院，里面住过一个姓雷的人，人们便称显严院为雷峰庵，围在院里的中峰，也就顺口被称作雷峰了。但凡时间久远的物事，说法总是五花八门的吧。

按《淳祐临安志》的记载，明确说“在净慈寺前显严院，有宝塔五层”，这宝塔显然就是雷峰塔，但怎么会是五层呢?曾亲历过雷峰塔倒塌的美术教育家姜丹书写过一篇《雷峰塔始末及倒出的文物琐记》，说是“此塔初为七级，八角锥体式，每级有飞檐，中分七层，可升级而登。”史学家张其昀的说法则不同，他的《西湖风景史》说，雷峰塔“始以十三级为准，拟高千尺。后财力不敷，止建七层”。虽说也是七层，但却不可登。张其昀的文章说西湖三塔：“宝傲塔实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虚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

姜丹书和张其昀都是民国时期的学者，寄籍杭州时分别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和浙江大学，应该都去过雷峰塔，或许还不止一次，这塔究竟“可升级而登”还是“不能登”，理应清清楚

楚，却竟也会说法不一，倒给原本就谜一般的雷峰塔更添了疑云迷雾。其时雷峰塔已几近废弃，一般人游览西湖，不太会去那里，只把它和白娘子许仙一样，当成个传说。传说中的东西，通常都要比真实的存在更富想象，雷峰塔的可登与否，不妨众说纷纭。

在传统的西湖十景中，雷峰塔也占了一席，谓之“雷峰夕照”。单凭这景名就给人一种颓败感。其实所谓“雷峰夕照”，也可以理解为在雷峰上看夕阳，与雷峰塔本身，不见得有多么大的关系。如果这塔能登，上了七层之顶，在“窗户洞达”(张其昀语)处看落日，或许更具意境；若只是站在塔旁，显然那塔是融入不了风景的，何况如鲁迅所言，是一幢破破烂烂的塔：

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是否真的见过“雷峰夕照”的真景，我很怀疑。因为就在这篇杂文的中间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

矗立在宝石山上的保俶塔，位置非常显眼，几乎就是西湖的象征性标志，别说杭州人，即便一般的外地游客，稍稍遛一下西湖，就能知道。鲁迅既然见过雷峰夕照的真景，怎么会将两者混同呢?虽然他自己很快就察觉了，在文章发表时写了一段附记放在篇末，说孙伏园看了草稿，指出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鲁迅就说，“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又说，“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既然鲁迅这么说了，也就认真不得。但我想真正见过，或者说感受过“雷峰夕照”的人，怕真是不多。

雷峰塔很久都不是一个人们常去的地方了。在宋人施谔修《淳祐临安志》的时候，雷峰塔并不是西湖的一个点缀，其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北高峰左转，抵葛岭，下标以保俶塔；右转一支挟南山，标以雷峰塔；二塔为西湖门户”。雷峰塔所在的中峰，高不及宝石山，所以钱俶建时“始以十三级为准，拟高千尺”是打算增加塔高来与保俶塔比肩的，恐怕也有以两塔为西湖门户的意思，而非只为从景致上改观西湖的过于平坦。

从门户的角度而言，保俶塔形如利剑，“实其中而不能登”，其威慑力是象征性的；雷峰塔虽“虚其中而亦不能登”，却气象敦庞，且有“重檐飞栋，窗户洞达”，令人疑为塔中可设伏兵。明嘉靖年间的东倭入寇就是这样想的。芥川龙之介1921年游杭时，住在北山街上的新新旅馆，在旅馆买了一本英文版的西湖旅行指南，他看到其中关于雷峰塔的一节，说的就是这个传闻：

据这本旅行指南《Hangchow Itineraries》介绍，距今三百七十余年前，西湖的岸边屡有倭寇来袭。但雷峰塔常令那些海盗非常头疼，因为中国的官吏只需在塔上设一观察哨，倭寇的一举一动，在他们还没有接近杭州城之前就已经观察得一清二楚。于是，日本的海盗便在塔边放起大火，火势持续了三天三夜。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西湖(六)》

芥川倒是见过“雷峰夕照”真景的，虽然觉得仰望雷峰塔的印象，与站在国内浅草公园的游乐街上仰望凌云阁没有什么不同，但还是觉得“雷峰塔在阳光的照射下，如烟似梦般高高地耸立着，堪称雄浑壮观”。他发现雷峰塔那缠绕着许多蔓草的塔面通体红色，且并非夕阳所染，而是砌了红砖之故，他觉得奇怪，因为建塔的那个时代，还无法烧制红砖。

因此对于日本海盗焚烧雷峰塔的说法，芥川虽觉不爽，以为“其真伪无法保证”，但雷峰塔为什么“在进入红砖被大量烧制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是一座红砖塔总算给出了一种答案。张其昀说倭寇焚塔后，“故其檐级皆去，赤立童然，反成异致。”但是雷峰塔的夕照之名，却是在此之前就有了，元代有个叫尹廷高的诗人，就为之写过一首《雷峰夕照》：“烟光山色淡溟濛，千尺浮图兀倚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也许后来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就是据此而来亦未可知。

其实登雷峰看夕阳之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些，起码在雷峰还被世人唤作中峰的时候，就已存在。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有中峰诗云：“中峰一径分，盘折上幽云。夕照全村见，秋涛隔岸闻。”不过经七八百年的岁月，其地的形貌怕是有了很大的变异，雷峰塔下的那座山峰，早就没有“盘折上幽云”的感觉了。

雷峰塔三

明嘉靖以后的雷峰塔，虽也“每当夕阳西坠，塔影横空，此景最佳”(张其昀语)，却到底是一副遭劫后的景象了。即便之前确乎是个“夕照全村见，秋涛隔岸闻”的去处，热衷者怕也多为骚人墨客。及至古塔毁容、几成废墟，谁又忍看满目苍凉?冷落是必然的，说人迹罕至亦不为过。

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在《自蛇传》传说中作为一个象征，雷峰塔基本上是落寞的，哪怕冠以“雷峰夕照”视为美景，终究也还是落寞。我以为落寞是一种氛围，一种难言的惆怅。“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这是鲁迅说的。鲁迅的“不舒服”就来自于这种落寞感。幼年听祖母说了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他就对雷峰塔心怀不满了：“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说雷峰塔“破破烂烂的”，倒了“活该”，自然是带有情绪的，拿它对白娘子的镇压来说事了。这是对民意的讨好。老百姓也是希望雷峰塔倒掉的，说是被许梦蛟哭倒也好，或是在白状元(即中了状元的许梦蛟)祭塔时风雨大作，忽然倾圮也罢，总之是要让白娘子出来，母子团圆。

雷峰塔果真就倒掉了。

徐志摩1923年九月末到过一趟雷峰塔，正好是雷峰塔倒塌前一年。他在《西湖记》中对雷峰塔的记叙，宛如“老衲”弥留之际的情景：

路上我们逛了雷峰塔，我从不曾去过，这塔的形与色与地位，真有说不出的神秘的庄严与美。塔里四面大根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看危险极了。轿夫说：“白状元的坟就在塔前的湖边，左首草丛里也有一个坟，前面一个石碣，说是白娘娘的坟。”我想过去，不料满径都是荆棘，过不去。雷峰塔的下面，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见了我们一起张起他们的破袈裟，念佛要钱。

徐志摩到底是诗人，最后还加了一句：“这倒颇有诗意。”并且隔日真就写下了一首诗，说是用的杭白，也就是杭州白话写的，结尾两句，是这样的：“这座残败的古塔，凄凉地／庄严地，永远在南屏的晚钟声里!”

这应该算是雷峰塔的挽歌了。

雷峰塔倒塌的确切日子，是1924年的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另一说一点)光景。这个年、月、日、时，据说正好与江浙战争中的军阀孙传芳率部从福建袭杭压境之年之月之日之时相一致。姜丹书说，“恰巧大军一到钱塘江头，尚未入城，而此塔突然倒了!”姜丹书所言，并非传闻，当时他正“携带眷属匿居于城内皮市巷宗文中学临时所设的密室内，以避乱兵凶锋”，听说雷峰塔倒了就急着想去现场看看，因

为害怕出去后被乱兵拉佚，未敢妄动。

对杭州来说，1924年秋的那一天，军阀孙传芳重兵压境是一件大事，雷峰塔的倒塌，也是一件大事。而且在市民心里，后者比前者更令其惶惶。雷峰塔镇有蛇妖之说，向来蛊惑于通俗社会心理，一旦坍塌，自然以为不祥之兆，况乎兵荒马乱的，能不奔走骇告?

我很想知道，第一个得知雷峰塔倒塌的人是谁呢?是正好在塔边，看着它訇然坍塌，还是来看“雷峰夕照”的人中率先发现塔已不存?如果是后者，那个几日几时就不一定准确，而前者亲眼目睹的那一刻，砖石砸地、沙尘弥天，惊魂之下的他，又是怎样风一般把这消息吹遍杭城的?

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对一座塔倒塌的动静究竟有多大，毫无概念。有人说那一声巨响把全城都震动了，当年杭州城区很小，想来是可能的；还有资料说在西泠桥畔的俞楼，其时正好有人看见一股黑色烟尘，从南屏方向腾空而起，两地遥遥相对，这也是可能的。那天街上的人不少，好轧闹猛的杭州佬本来是去看孙传芳的，偏偏遇上了雷峰塔的倒塌。

但不管怎么说，雷峰塔是在那一天的下午倒塌的，听到消息的杭州市民害怕归害怕，好奇心却依然强烈。姜丹书说他是第二天去现场的，所见已是“群众往观者如蚁集”。昔日落寞的雷峰塔，成一堆废墟，反倒热闹起来了，连时在上海的鲁迅，也在一个月后的十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刊登在了北京的《语丝》周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雷峰塔倒了，没有了。

鲁迅论雷峰塔倒掉的文章，写了一篇，觉得不够过瘾，又写了一篇，《再论雷峰塔倒掉》，时隔三个多月。前篇写得仓促，脱不开白蛇娘娘、许仙与法海间的恩怨，塔刚倒，算是应景文字吧。后篇则犀利得多，以其习惯性思维，从雷峰塔是怎么倒的说起，触及了国民劣根性。

雷峰塔是怎么倒的?“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这是民间闲谈，被人写成文字，登在《京报副刊》上(雷峰塔之倒塌，在当时可真是广受关注)，鲁迅看到并引用了。从徐志摩在雷峰塔倒掉之前发现“塔里面四大根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来看，这确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我的疑惑在于为什么只说是“乡下人”挖砖，杭州市民就没有挖的吗?骤闻塔倒，“往观者如蚁集”，或许他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比起乡下人来，他们的所求远非挖一块砖回家“逢凶化吉”那么简单，而是相信在这塔下，肯定埋藏了宝物。之前是否挖过砖且不论，这回却是真的冲那塔砖去的。雷峰塔的塔砖，也的确非同寻常，竟是藏有经卷的。

藏在雷峰塔塔砖里的经卷据称是“陀罗尼经”(全名“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唐明皇时代的高僧不空三藏所译，当时就有学者判断系五代宋初之际的木版印刷物。从版本学上说，因其早于学界首推的宋版，价值很是珍贵。虽然在场的民众大多不懂，但也不乏如姜丹书那样的有识者，如获至宝，于是雷峰塔砖中藏经的消息不胫而走，杭州话“经”“金”不分，引得不少人误“藏经”为“藏金”，寻金者日日接踵而来。

雷峰塔就这样经历了它自建成以来最鼎盛的热闹。人们在它的残骸上梦幻般拥来挤去，逢砖便砸，却始终不见有人砸出金子。从砖洞里掉出的经卷，“因年久霉烂，形如雪茄烟”，但多被掷弃，被踏碎，碾入泥尘；堆在表层的塔砖，很快便几无完整。不知道那一天有没有太阳，如果有，这天的“雷峰夕照”无疑就是一幅真正的旷世绝景了。

次日，被惊动的官方派来了警察，在消失的雷峰塔前荷枪实弹，不允许再有人乱翻乱砸。雷峰塔的倒塌不是直着坍下来的，而是朝东南方向斜倾倒地，风烛残年的老衲终于躺下了，这一躺，就是七十八年。

雷峰塔四

七十八年后，新的雷峰塔在杭州落成。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雷峰新塔，确实就建在原先的旧址上，这肯定是经过专家论证，毋庸置疑的。况且在新塔修建之前，还对其地宫进行了挖掘，从中取出文物达千余件。尤其珍贵的，是一座鎏金阿育王塔。

地宫里的宝藏，当然是钱俶建塔时安放的。在当年的塔砖经卷上，卷首的题词据说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塔永充供养”。学者以为这"／k万四千”不太可能是实数，而是引“阿育王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的传说，取数多之义。鎏金阿育王塔的出土，似可佐证雷峰塔砖经卷首题词的解读。

林风眠的《美术的杭州》一文，曾谈到过雷峰塔的重建：

雷峰塔，昔年屡有重建之说，至今仍未见诸事实；如果再有若千年不修，恐连现在尚可常见之原塔摄影也将不可复见了，彼时将何由保持其原有作风呢?

文章载于1932年的《时事新报》浙江建设运动特刊。其时距离雷峰塔倒塌还不足十年，却已“屡有重建之说”，这表明雷峰塔倒了引人惋惜，期待着能让它早日再站起来。当局恐怕也是有这个想法的，但终于没有“见诸事实”，一定是因为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在那时候就完成了重建，雷峰塔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修旧如旧，依然保持其“老衲”的形态。林风眠说“保持其原有作风”的参照是“原塔摄影”，这个照片我们现在还能看见，是一种与保俶塔的挺秀纤丽相映成趣的古朴敦庞，也是时人认同的原貌。

可惜当初未能重建。民国过去了，二十世纪也过去了。“荒草丛生，腐化为泥，泥复生草，草复变泥，积久沉埋”，等到七十八年后终于站起来的时候，人们迎接的，不是一个“原塔摄影”中的“老衲”，而是一个光鲜亮丽、体貌富态的新娘，有那么点转世轮回的意思了。

但你也不能说这不是雷峰塔的原貌。钱锻造的雷峰塔，在北宋宣和二年因战乱遭受了严重损坏，好像也是隔了七十八年，于南宋庆元年间重修。现在的新雷峰塔，仿的就是南宋重修后的形态，说来更接近原貌。譬如新雷峰塔是五层，南宋《淳祐临安志》说净慈寺前显严院里的雷峰塔，还真就是五层。

雷峰塔是一座古塔，古塔的感觉，不全在塔本身，更在其周边环境。保俶塔在明万历二十年重修过一次，民国21年又补修一次，此后未动过干戈。登宝石山的路尽管石阶新砌，也还须拾级而上，环境依然，儿时在保俶塔边放风筝的感觉处处可寻。新建后的雷峰塔，则成了一个景区，收取门票，将古意低回的粗犷做成了人造的精致。游人大多是冲着雷峰塔的传奇来的，能否带回夕阳和晚钟的古典意境，好像也并不在乎，但是没有了相应的环境氛围，与其说这就是重见天日的雷峰塔，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座雷峰塔遗址的保护性建筑。扶着汉白玉的栏杆，透过八角形保护罩看里面的黄土碎砖，尚可有点想象，出了塔门后，就连那一点点的想象也没有了。

有人说重建雷峰塔之前，清理旧塔遗址的时候，在塔基中挖掘出了七条僵曲的小白蛇。早年的雷逢塔附近荒草丛生，的确是个蛇聚之地，借着“白蛇传”的传说，有人捕来向游客兜

售，用以放生积德。徐志摩见过的是青蛇，芥川龙之介见过的是红赭色的泥蛇，不管是否还另有人见过白蛇，世人却都愿意相信白蛇出土是真的，这说明民众心里的那座雷峰塔，是不能没有想象的。

新的雷峰塔建成已有数年了，以它的坚固和华贵，肯定还要相当长久地存在于西湖，对其说三道四没有什么意思，有意思的还是1924年的倒塌，那时候俯拾即是的藏经砖，究竟是怎么样的。

藏经砖是扁长方体，长市尺一尺一寸。阔五寸二分，厚一寸八分，经洞圆径八分，洞深二寸五分。……(经卷)大小约如喜庆时所放长鞭爆最后这几个较大的样子。其外面裹上一层黄色丝绢，贴上一条狭小的黑白交织的纹锦作标签，无题字。作为卷轴的竹签两端露出处，点有哏朱，朱色显红不变。每卷如此，藏入砖洞内洞口用泥封闭，年久受潮，纸质变色，两头霉烂尤其，故其形色颇似今日的雪茄烟状……

姜丹书《雷峰塔始末及倒出的文物琐记》

如此古朴精致的藏经砖，现在自然已十分罕见，即便在雷峰塔坍塌之初，因遭人乱翻乱砸，想找一快完整的，也非易事。姜丹书在塔倾次日前往时，所谓塔砖藏“金”之传尚未招致疯狂，总算找到过一块。姜先生爱不释手，带回家一刀一刀地将其凿成了砚形，并在上面刻了雷峰塔的图形，用蜡液加以浸泡，置于书案成文房一宝，虽出于文人的雅兴，却也是对雷峰塔的念想。据说他后来还为时任西湖图书馆馆长的范均之，也制了同样的一块砖砚。

吴越国尚未归宋时的一块塔砖，在民国年间也该是古董了吧?但是得了古砖的姜丹书把它琢成了砚，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雷峰塔的藏经砖是财富，在拍卖行能以金钱计算，在学者书斋，看重的则是一种精神价值。又据说因为此砖有藏经洞，另外就有人突发奇想，竟把它刻制成了花瓶，藏经洞成了插花孔，瓶腹上也刻上雷峰塔形，用作清供摆饰。这显然是手艺人的创造，一招一式，将雷峰塔的魂是真正地融入民间了。

和经砖相比，经卷的价值当更在其上，但年久霉变加上随地掷弃，大多已成纸泥碎片。完整的当然也有，那时的杭州商会会长王芗泉手里就存了一卷。王芗泉不会去坍塔现场搜寻，是买的还是送的，无从得知。有个姓许的诸暨人，在清河坊的大井巷开了一家叫“懿文斋”的裱画店，听说后去找了王会长，从他那里借出来仿刻了一副木版，印刷装裱后，拿去卖钱。因是批量生产，数目大，所以价钱不贵，每幅仅售一块银元，市面上流布甚广。

许老板不但有商业头脑，也懂行。他生产的雷峰塔经卷，说赝品也好，复制品也罢，质量却很精良，并不粗制滥造。姜丹书见过，说是“刻工甚精，印刷出来，一模一式，毫不走样，虽有很少数误字，然在大体上可以乱真”。姜先生并且以为，年久之后，它也将变得弥足珍贵，等到纸质变旧，墨迹漫漶，连鉴赏者都会看走眼也未可知。

但无论真迹抑或赝品，现在都没听说哪里还能见到。

(责编：吴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