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川

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县北郊高石坎一个以贩运麻布为生的小商贩家庭。卢作孚在三十岁以前，寄希望于教育救国，并以身作则，大力办学。后因迭遭挫折，遂决意弃教从商，自筹资金，创办经济实体，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至1949年，他所独资经营的事业，除蜚声中外的民生轮船公司外，还有合川电灯厂、合川自来水厂、重庆北碚三峡染织厂、重庆民生机器厂等；合资经营的有北川铁路、天府煤矿、恒顺机器厂、渝鑫钢铁厂等；在文化、科学、卫生领域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实用小学、图书馆、博物馆、地方医院、体育场、娱乐场、西山坪农场、北碚温泉公园、平民公园、北碚农村银行、《嘉陵江日报》等。除此之外，他还投资了其它许多事业。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与黄炎培(1878-1965年)谈话时说：“旧中国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一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二是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三是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四是搞纺织工业的张季直。”

关于卢作孚的生平业绩，目前报刊多有详细介绍，兹不赘述。而对于卢氏猝死前后的内幕，五十年来，世人或语焉不详，或以讹传讹。如梁漱溟先生(1893-1988年)在1984年第三期《龙门阵》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撰文说：卢作孚之死，是“1953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的一个长期跟随左右的青年突然检举他，在大会上说他把公司的两张沙发搬到自己家里私占，作孚深受刺激，突萌弃世之念。回到家里，他的厨师给他备饮食，他说他要休息就睡，竟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又如林牧先生写的《闲言碎语整死人》(载1984年7月《新民晚报》)一文，也有类似的说法。至于社会上其它似是而非的谣传更是林林总总，在下恕不一一列举。笔者长期从事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且与卢氏家人有过交往，对此事有相当了解，现披露于下，以飨读者。

1950年6月10日，在周恩来、钱之光和中共驻香港的代表张铁生的缜密安排下，卢作孚从香港九龙柯士甸路寓所出发，经新界由宝安(今深圳市)抵达广州车站，继而循京广铁路到达北京。

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京期间，他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交通部部长章伯钧(1895-1969年)亦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航运交通等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卢作孚向他们述说了民生公司由于连年战乱，已到了“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缴”，全靠借债度日的悲惨境地，从而提出了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主张，希望政府作为公股，确定人选，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作为股份代表的方式，加入民生轮船公司，助其渡过难关。公股代表仅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干预公司的行政事务，表现出卢作孚作为一个杰出企业家的精明干练。但他的“公私合营”概念与中共的“公私合营”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京期间，卢作孚还与老友张澜、刘伯承、郭沫若、黄炎培等人欢洽聚晤，展望和畅谈祖国的光辉前景。

7月8日，政务院交通部代表张文昂、于眉、王寄一、周启新、吴绍树、欧阳平同民生轮船公司代表卢作孚、童少生、周善培、康心如、吴晋航、何北衡签署了《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共五条)。由上述十二人组成民生轮船公司董事会，负责清理股权、资产和财务，精简机构，节约开支，配合政府航运价格，调整劳资关系等。

8月10日，交通部长章伯钧又与卢作孚签署了《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共七条)。该协议书规定：为顺利进行公私合营工作，从即日起为过渡时期。这段时期应妥善解决民生轮船公司的内部问题，为将来公私合营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要解决的是：(一)清查官僚、战犯股份，将其收归国有。(二)精简机构，节约开支。(三)整顿业务。(四)核查资产。(五)筹措资金，偿还债款。同月，中共在总公司及下属各分公司建立了党小组。

9月，交通部正式任命于眉、何郝炬(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四川省副省长)、张平之、欧阳平、张祥麟、王寄一为公股代表，加入民生轮船公司董事会。其中，于眉为首席代表，何郝炬和张平之为副首席代表。与此同时，中共在总公司设立了政治部。同月，卢作孚谢绝了中央人民政府希望他留在北京，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安排，于10月初回到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曹荻秋(1909-1976年)亲到朝天门码头迎接。回到住宅后，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又立刻亲切接见了他。他对邓小平说：“很感谢政府!正当民生轮船公司处于窘境，发不出工资时，中央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贷款一百万元港币，资助民生轮船公司。目前百废待兴，我虽年近半百，仍思竭尽余力，在长江上再大干一场，使民生轮船公司起飞，为祖国航运事业作贡献。”邓小平听后，十分赞赏，勉励有加。

不久，卢作孚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各界人士在道门口原银行公会会址举行联合欢迎会，请他报告由香港回到北京的经过，以及在京会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景。

1951年上半年，卢作孚又两次赴京。同行人员有公股代表张祥麟，以及一个由香港带回的随身侍者。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卢作孚在北京指挥民生轮船公司停泊在香港的三艘大型“门”字号轮船(“虎门”、“玉门”、“雁门”)，四艘小型“门”字号轮船(“荆门”、“夔门”等)，四艘大型“远”字号(“怀远”、“宁远”等)登陆艇，两艘小型“江”字号(“渠江”、“怒江”)登陆艇，以及“民众”号、“民本”号、“民俗”号、“黄海”号等十八艘轮船(价值约五千多万美元)，陆续驶回广州和上海，为祖国经济建设增添了宝贵的运输力量。

1951年夏季，民生轮船公司的财务愈来愈困难，政务院决定贷款一千万元(旧币一千元约等于现在人民币一百元)，以缓解其窘况。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同意在1952年春季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前支付。卢作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心情十分喜悦和振奋。

岂料好景不长，当卢作孚心情舒畅地由京返渝后不久，“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接连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暂停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和投资。于是，卢作孚在京谈妥的贷款事宜，转瞬之间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本来，中共中央曾电话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说民生轮船公司是重要的交通运输企业，与国家建设关系极大。现在民生轮船公司遇到困难，希望西南财政委员会尽可能拨款予以解决，要多少，给多少，不受对一般私营企业暂时停止贷款的通知的限制。西南财政委员会得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电话邀请民生轮船公司一负责人到财政委员会

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是转达中央电话指示，嘱其密告卢作孚，请他放心!同时勉励民生轮船公司采取各种开源节流措施，尽量做到自给自足。若有实在不能克服的困难，再由财政委员会设法解决。

然而，该负责人回到民生轮船公司后，并没有将中共中央的电话指示和西南财政委员会的意见转告给卢作孚。致使卢作孚在思想上产生了疑惑，从而对解决民生轮船公司的财务困难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

当时，长江沿线客货很少，航运业十分萧条。即使有少许客货，也得“先公(营)后私(营)”。民生轮船公司作为私营企业，其生意之惨淡，可以想见。加之该公司实行的是年功加薪制，工龄愈长，收入愈高，故职工的待遇优于其它企业。但在公司大幅度亏损的情况下，工资无力发放，职工的生活成了大问题。于是有人在民生轮船公司门口贴出大字报，说“公司的轮船，是职工的血汗赚来的。工资发不出，应当把船卖了发工资”。但是，当时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谁来买船呢?船又能卖给谁呢?作为总经理的卢作孚，可谓忧心如焚。与此同时，职工们又纷纷要求提高福利待遇，声言：“没有圆满答复，斗争决不罢休!”气氛十分紧张。加之，1945年底，民生轮船公司为订造九艘“门”字号轮船，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担保向加拿大三家银行贷款一千二百七十五万加元，年息百分之三，十年还清。此时此刻，公司根本无力按协议分期分批偿还贷款。这是关系国际信誉的大问题，又将如何是好而且，一些人置历史背景于不顾，写大字报，刷标语，集中火力，在大会小会上毫无根据地指责卢作孚当年不该借款造船，不该将公司所存黄金、美元拿去买那么多的船用零配件，“把公司整得山穷水尽，造成今天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困难局面”。再加上民生轮船公司的股东中，有一部分是地主，其中有些人是公司的发起人，有些人还是卢作孚的至亲好友。他们为了过“土改关”，成群结队地来到卢公馆，一致要求退股，作为减租退押之用。这些人从白天坐到夜晚，又从夜晚坐到白天，昼夜无休止地吵吵闹闹，把本已极度疲惫的卢作孚弄得心烦意乱，寝食不安。

1951年底，民生轮船公司董事会清查出占全部股份百分之二十五的官僚、战犯股份，乃将其悉数收归国有，成为公股的一部分。至此，公股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六十，居于主导地位。中共的“公私合营”思想，归根结底是要将民生轮船公司这艘资本主义的巨轮引入社会主义的航道。因此，公股代表均为中共党员，他们不仅要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指导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彻底改造民生轮船公司。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中共是绝不让步的。加之公方代表不尊重资方代表，唯我独尊，搞简单控制，因此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资方代表认为中共的“公私合营”实际上就是公营，就是国营，十分担忧。相当多的职员也和他们一样，害怕公私合营后被精简，丢掉饭碗。国内外工商界人士则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将其作为测定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变化的晴雨表。

1952年1月，民生轮船公司的“三反”、“五反”运动刚开始时，在一次襄理以上的人员检讨会上，大家在公股代表和工作组面前，纷纷“反戈一击”，争先表态，集中火力，把矛头指向卢作孚，把公司当前所处的困境都说成是卢氏一手造成的，应该由他一人负责。特别是当一位由低级职员培养起来的公司负责人，也鹦鹉学舌地跟着这样批评指责时，卢作孚痛心疾首。他不理解下属们为什么一个个都变了，没有一个人谅解他，同情他，同他站在一边。在一阵激烈的批评指责后，卢作孚开始叙述自己为建设民生轮船公司所付出的艰辛，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话未说完，他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祸不单行，2月5日，公司枯水季节的得力当家船“民铎”轮，在重庆下游猪牙子处触礁沉没。正在重重困苦中挣扎的卢作孚，惊闻此事，更是心如刀割。6日清晨，他带着救援人员，乘小轮驶往事故现场察看。只见“民铎”轮的烟囱还有一两尺露出水面，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小轮绕着沉船转了两圈，见此地水急，地形复杂知难施救，卢作孚痛惜万分。

“民铎”轮沉没后的第三天——2月8日下午，民生轮船公司召开“三反”、“五反”动员大会，由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作示范检查。会上，卢作孚和公司负责人均受到了不正当的冲击。特别是那位卢氏多年视如亲子的随身侍者，这时也忘恩负义，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地诬蔑卢作孚把公司的两张沙发搬到自己家里私占，是贪污行为，并声明搬出卢公馆，离他而去，与资本家划清界限，以讨好公股代表和工作组。卢作孚悲愤交集。当天晚上，他对夫人蒙淑仪和长孙卢小雁说：“我要安静地休息一下。”待妻孙离开卧室后，他留下一纸字迹潦草的简单遗嘱，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吞服大量安眠药含恨自尽，年仅58岁。

卢作孚给夫人留下一份不足百字的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

从这份遗嘱中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淡薄，世态炎凉是何等的无奈。

卢作孚自杀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正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谈话。张澜当即说：“我与卢先生是数十年至交，深知其人艰苦朴素，严以律己，从不置私产，一心为公，工作不计报酬，废寝忘食，是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决不会是贪污。”周恩来总理也深表惋惜地说：“卢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党和政府方将畀以重任，可惜竟遽尔辞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卢作孚之死非常痛惜。而此时的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冷冷清清，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职工因要“站稳立场”，都敬而远之，不愿也不敢登门吊唁。当卢作孚的灵柩送往重庆南岸民生新村安葬时，除了代表资方的几个负责人如童少生、李邦典等因职务关系，不得不照料安葬外，其他员工无一送葬者。非不送也，乃不敢送也。

1980年9月4日，在全国上下一片平反热潮中，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对卢作孚先生的一生作了正确的、恰如其分的结论：

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早年创办和经营民生轮船公司，对发展民族工商业起过积极的作用。

解放后，他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从香港组织一批轮船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内河航运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这篇结论虽迟来了三十八年，毕竟聊胜于无。卢作孚先生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